分享之一个“优等生癌”晚期患者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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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我在北大中文系上大四。有一天，食堂的电视机周围站满了人。忽然，有人吹了声口哨，喊了句：“老美被人干了！”底下噗嗤一片喷饭声。
电视屏幕上，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烟尘滚滚，轰然坍塌。
bbs上热闹非凡。有人说这是对两年前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报应”。那一年bj高校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示威人群用砖头把美国大使馆的玻璃砸得稀巴烂，外墙上满是墨水瓶和颜料瓶空袭留下的爆裂涂鸦。
这一幕总是让我想起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风暴在天空里激荡，船舶在水面上颠覆，死亡横行，而孩子们在大千世界的海滨集会。他们欢呼、跳跃、嬉戏。
“爱国派对”结束后，大家又老老实实去啃砖头一样厚的gre词汇表，上新东方补习班，寄留学申请材料。
次年春夏，美国高校对华录取率及奖学金大幅锐减，一度风传签证拒签率达到99%。无论911究竟是我拿不到全奖offer的元凶，还是仅仅是一块遮羞布，我21年来的人生规划就此中断。
⊙∟，
在此之前，我的成长轨迹就是一场真人版的闯关游戏。目力所及之处只有华山一条路，在通往朱门金榜的途中，白手翻红刃，十步杀一人。
升入北大，游戏进入为特殊玩家制定的hardcore模式。这些人并非都是些“高分低能”的家伙，但毫无疑问，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身经百战、训练有素的竞技高手——除了京沪地区，一个专业在一个省数十万考生中通常只招收2人。以我为例，我做过的模拟试卷、用过的参考书，后来卖了90斤废品。
刚入学那会儿我常常做一个噩梦：迎新会上，前后左右的人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好，我是xx省的状元、榜眼、探花，请问你是第几名？
在toefl满分还是677分的年代，按照这所大学流行的标准，650分以上才算及格。有的人通过发疯、轻生、辍学等方式提前按下了esc键，多半是因为一朝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再也不能成为第一，甚至可能排名垫底。
我常听见同一栋宿舍楼的一个女孩，在夜里鬼哭狼嚎，咯吱怪笑。那声音就像一个人的灵魂在唾弃自己笨重的肉身。
我深知，我未来的履历将像当初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一样，被长辈们当成祭品在祖坟前火化。因此，我必须保证履历上的每一项都漂亮到无可争议，从社团活动、奖学金到文体竞赛。
唯一的一个“污点”，是我当时在和一个六七门功课红灯高挂的外校男生谈恋爱。每次去他宿舍，看见7、8个男生一起抽烟、喝酒、打牌、联机打网游时，我便会生出一种仿佛乾隆微服私访、考察民情的奇妙心境。那间宿舍有8张床铺，最多的一晚有5个女生留宿。熄灯之后，上下铺一起地动山摇，吱嘎乱晃，如疾风骤雨一般，暗喘声此起彼落，真是难言的壮观。
我常想：所谓青春，
就是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悬着一颗气球，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膨胀到爆炸。
只不过别人的气球里装的是荷尔蒙，
而优等生的气球里
却灌满了一种叫做“挫败感”的剧毒气体。
我常想：所谓青春，就是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悬着一颗气球，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膨胀到爆炸。只不过别人的气球里装的是荷尔蒙，而优等生的气球里却灌满了一种叫做“挫败感”的剧毒气体。
而在我的学校，环顾四周都是凿壁借光的现代版本。大考前，宿舍廊道和厕所里都是温习苦读的人。我的室友阿娟来自hn农村，她到bj的路费是全村人募集的，三个亲戚合起来才凑了100块。夏天她只有两件换洗衬衫，同时做两份家教。
她经常揣着馒头咸菜，在教室和图书馆泡上一整天。笔记本里、书的扉页还有糊墙的白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类的格言。
4年后，她被保送汉语专业的研究生。
不论怎么说，中文系的日子还是要比外系好过得多。我的朋友dora所在的国际金融专业是各省高考状元的集中营。第一名各科平均成绩与最后一名只差6分左右，中间排着四五十号人。那个只消在临考前一晚熬夜翻翻书就能拿第一的人，就是她。她是我们那年全国文科高考状元，创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分纪录。
但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考状元演讲团”之类的活动邀约，尽管报酬相当诱人——一次1000元，等于每月大学生生活补助的20倍。
有一次我同她谈到，高考结束后，全班同学在教室里集体撕书，将电风扇开到最大档，把书本抛上去绞成漫天雪花。她呵呵笑着说：哦，原来你们也这么干呀？
我们都来自普通市民家庭，也都很明白“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科举制度是一项简单粗暴、成本低廉的普惠性福利，以牺牲心智为代价，实现社会重新分层。作为既得利益者，最好保持沉默。
老实说，她的留学申请以失败告终，给了我莫大的安慰。那段时间，我常和她窝在宿舍里嘻嘻哈哈地看《蜡笔小新》，从傍晚看到凌晨。现在回想起来，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两个重伤的病号正抱着氧气瓶大口呼吸。
因为申请留学我和dora都放弃了保研，我去了广州一家媒体，而她进入了bj一家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一项新的评估指标摆在了我们面前。她的一位女同学拿到了一家外资银行的offer，将被派至伦敦工作，年薪折算成人民币高达30多万，轰动全校。
毕业前夕，我和同学们去什刹海划了一次夜船。大家在船上又是吟诗、又是唱歌的，疯到大半夜才回去。那时，bj地铁还只有一个圈和一根线，我们还不知道，待建的四五六环，将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分界线。
工作之后，dora总是在加班，常常夜里10点才能打车回家，周末也难得安宁。用她的话来说，她就是一个成天和财务报表打交道、私人空间被压榨到所剩无几的技术工人。与她的留学梦一同夭折的还有她的初恋。有一次，她在电话上和我谈到那个远在大洋彼岸的人，哭了一个小时。
我趁着出差的机会去看她。房间里只开床头的一盏小灯，她一脸倦容地躺在床上不停地回复手机讯息，给客户写e－mail，要么挂在msn上聊天，在网络露水情缘中寻求慰藉。周末的午夜，我们关上灯，在一片漆黑之中，一人抱着一只猫，看一部叫sexandlucia的艺术片。
屏幕上是地中海清澈、灿烂的海岸。片子里说，海滩上有一个洞，掉下去的话，就能回到过去重新开始……
我们置身于一片幽蓝的反光中，久久不语，仿佛被一千个夜晚所包围。她出神地望着前方，任由另一个世界的阳光在脸上跃动，眼里空空荡荡。
3年后，她辞了职，远赴北爱尔兰攻读教育学，随后进入瑞士银行工作。她说，她想知道，为什么一个被教育体制证明是最优秀的人，却丧失了选择生活的能力和勇气？
同一年，阿娟实现了她自幼以来的心愿，考上了北大的博士。同学会上，她还是老样子，扎着一个马尾，朴素得像个打工妹，害羞而沉默。和她说什么都是嘿嘿地憨笑。
也是在这一年，传统纸媒迎来最后的余晖，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业绩大幅下滑，“报业寒冬论”尘嚣日上。我很快发现，出入音乐厅和美术馆、与权贵名流谈笑风生、每年领回一摞奖状那点虚无飘渺的优越感，在剧烈缩水的工资单面前，沦为一个自欺欺人的笑话。
往后几年每况愈下，减薪、裁员、离职乃至歇业潮蔓延全国报界。每隔几年，就迸出来一个让人心惊胆寒的新生事物，**、微信、自媒体、app。在混沌的互联网时代，许多东西都在开天辟地，取代学历、户籍、编制、职称等等日趋过时的分类标签。如今，一个刚出校门的毕业生可能起薪不如农民工，也可能通过开网店、办自媒体、甚至网络付费直播吃喝拉撒，秒杀一名中年企业高管的薪水。在这个“看脸”的时代，改变命运的头号力量不再是知识、技术、经验，甚至不是人脉，而是被网络放大的“颜值”（容貌数值）。
在从业多年以后，我第一次遭遇失业的危险。曾经困扰父辈的那个词“下岗”，现在有了一个更动听的说法，叫“转型创业”。然而，我依然不敢选择辞职。我害怕一无所有，害怕从头再来，哪怕我上的学校、入职的单位，都以“敢于卓越”著称于世。“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我逐渐疏远了昔日的交际圈，有4、5年时间通宵达旦地沉湎于网游，停止了写作。
2010年末，我去欧洲出差，抽了一天时间去苏黎世见dora。她还是一个成天和财务报表打交道的人，但身上发生了某种显著的变化：已婚、怀孕、吃素。更重要的是，她看着我的样子，那种略略皱着眉笑的眼神，分明是一个清晰地看到生活方向的人所独有的。
天气晴朗，我们在旧城区的圣母教堂分别。她转身轻轻地拥抱了我，拍了拍我的肩。她对我说，祝你成为一个unique的写作者。她的滑雪服摩挲间发出像沙砾一样细微而温柔的脆响。
从苏黎世返回卢塞恩的大巴上，我坐在最后一排，一直埋头无声地痛哭。我似乎又听到了大学时代那个女生半夜发出的哀嚎。
我戒掉了网瘾，重新尝试写作。生活依然没有什么起色。身为一个“优等生癌”晚期患者，我开始思考一个听上去很可笑的问题：假如余生我都只能做一个在路边鼓掌的观众，而不是赛道上享受掌声的英雄，我该怎么办？
去年8月，我生平第一次上了手术台。出院之后，每当听说有同龄人因为癌症、抑郁、过劳猝死等原因离开人世时，我的心情都有如张爱玲小说中描写的情形：女主角听见甘西迪总统遇刺消息的那天，正在水槽上洗盘碗，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甘西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
我开始去干一些按照我以往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评判体系会被界定为“无用”的事，例如练习长跑，参加公益活动，还有花更多时间与家人和朋友相处。我怀疑，我此前30多年的时间一直追寻的，不过是一种平等的错觉，而我却对那些生而为人真正平等的事物视而不见。
一份2009年出炉的调查报告称，大部分高考状元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与社会期望相差甚远，他们当中大多数没能成为各行业的顶尖人才。
我们为什么必须要成功？拿什么去衡量一个人的杰出？所谓“成功”是不是就像王朔说的，不就挣点钱，被傻x们知道吗？还是像dora所说的，是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摸着良心说，我还没有藐视财富的底气。我其实很想发财，想得要命。
写到这里，我忽然发现，我的朋友们令我深深怀念的，其实与她们的“优秀”无关。有一年冬天，阿娟顶着寒风走了十几里山路去镇上卖玉米。然后在长途电话亭前排了2个钟头的队，给我们几个室友挨个打电话拜年。
还有若干年前，dora曾诚挚而郑重地向我推荐曼昆的《经济学原理》：读完这本书，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将会有所不同。
这些经历，在今时今日从“点头之交”没落退化为“点赞之交”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显得如此罕有，无论是脸书还是微信朋友圈。
记得分别那天，dora曾指引我，沿着利马特河的河渠一直走，走到尽头，就会看到苏黎世湖。
那一天，利马特河泛着金波，从密密麻麻的建筑、站台、广场中穿过，像拨开两旁垂挂的厚绒幕布一样，露出远处那一线仿佛是静止的烟蓝色。
我还没有看到那片属于我的苏黎世湖。我仍在路上。
2001年9月，我在北大中文系上大四。有一天，食堂的电视机周围站满了人。忽然，有人吹了声口哨，喊了句：“老美被人干了！”底下噗嗤一片喷饭声。
电视屏幕上，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烟尘滚滚，轰然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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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总是让我想起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风暴在天空里激荡，船舶在水面上颠覆，死亡横行，而孩子们在大千世界的海滨集会。他们欢呼、跳跃、嬉戏。
“爱国派对”结束后，大家又老老实实去啃砖头一样厚的gre词汇表，上新东方补习班，寄留学申请材料。
次年春夏，美国高校对华录取率及奖学金大幅锐减，一度风传签证拒签率达到99%。无论911究竟是我拿不到全奖offer的元凶，还是仅仅是一块遮羞布，我21年来的人生规划就此中断。
⊙∟，
在此之前，我的成长轨迹就是一场真人版的闯关游戏。目力所及之处只有华山一条路，在通往朱门金榜的途中，白手翻红刃，十步杀一人。
升入北大，游戏进入为特殊玩家制定的hardcore模式。这些人并非都是些“高分低能”的家伙，但毫无疑问，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身经百战、训练有素的竞技高手——除了京沪地区，一个专业在一个省数十万考生中通常只招收2人。以我为例，我做过的模拟试卷、用过的参考书，后来卖了90斤废品。
刚入学那会儿我常常做一个噩梦：迎新会上，前后左右的人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好，我是xx省的状元、榜眼、探花，请问你是第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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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知，我未来的履历将像当初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一样，被长辈们当成祭品在祖坟前火化。因此，我必须保证履历上的每一项都漂亮到无可争议，从社团活动、奖学金到文体竞赛。
唯一的一个“污点”，是我当时在和一个六七门功课红灯高挂的外校男生谈恋爱。每次去他宿舍，看见7、8个男生一起抽烟、喝酒、打牌、联机打网游时，我便会生出一种仿佛乾隆微服私访、考察民情的奇妙心境。那间宿舍有8张床铺，最多的一晚有5个女生留宿。熄灯之后，上下铺一起地动山摇，吱嘎乱晃，如疾风骤雨一般，暗喘声此起彼落，真是难言的壮观。
我常想：所谓青春，
就是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悬着一颗气球，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膨胀到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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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优等生的气球里
却灌满了一种叫做“挫败感”的剧毒气体。
我常想：所谓青春，就是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悬着一颗气球，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膨胀到爆炸。只不过别人的气球里装的是荷尔蒙，而优等生的气球里却灌满了一种叫做“挫败感”的剧毒气体。
而在我的学校，环顾四周都是凿壁借光的现代版本。大考前，宿舍廊道和厕所里都是温习苦读的人。我的室友阿娟来自hn农村，她到bj的路费是全村人募集的，三个亲戚合起来才凑了100块。夏天她只有两件换洗衬衫，同时做两份家教。
她经常揣着馒头咸菜，在教室和图书馆泡上一整天。笔记本里、书的扉页还有糊墙的白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类的格言。
4年后，她被保送汉语专业的研究生。
不论怎么说，中文系的日子还是要比外系好过得多。我的朋友dora所在的国际金融专业是各省高考状元的集中营。第一名各科平均成绩与最后一名只差6分左右，中间排着四五十号人。那个只消在临考前一晚熬夜翻翻书就能拿第一的人，就是她。她是我们那年全国文科高考状元，创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分纪录。
但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考状元演讲团”之类的活动邀约，尽管报酬相当诱人——一次1000元，等于每月大学生生活补助的20倍。
有一次我同她谈到，高考结束后，全班同学在教室里集体撕书，将电风扇开到最大档，把书本抛上去绞成漫天雪花。她呵呵笑着说：哦，原来你们也这么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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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她的留学申请以失败告终，给了我莫大的安慰。那段时间，我常和她窝在宿舍里嘻嘻哈哈地看《蜡笔小新》，从傍晚看到凌晨。现在回想起来，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两个重伤的病号正抱着氧气瓶大口呼吸。
因为申请留学我和dora都放弃了保研，我去了广州一家媒体，而她进入了bj一家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一项新的评估指标摆在了我们面前。她的一位女同学拿到了一家外资银行的offer，将被派至伦敦工作，年薪折算成人民币高达30多万，轰动全校。
毕业前夕，我和同学们去什刹海划了一次夜船。大家在船上又是吟诗、又是唱歌的，疯到大半夜才回去。那时，bj地铁还只有一个圈和一根线，我们还不知道，待建的四五六环，将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分界线。
工作之后，dora总是在加班，常常夜里10点才能打车回家，周末也难得安宁。用她的话来说，她就是一个成天和财务报表打交道、私人空间被压榨到所剩无几的技术工人。与她的留学梦一同夭折的还有她的初恋。有一次，她在电话上和我谈到那个远在大洋彼岸的人，哭了一个小时。
我趁着出差的机会去看她。房间里只开床头的一盏小灯，她一脸倦容地躺在床上不停地回复手机讯息，给客户写e－mail，要么挂在msn上聊天，在网络露水情缘中寻求慰藉。周末的午夜，我们关上灯，在一片漆黑之中，一人抱着一只猫，看一部叫sexandlucia的艺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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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后，她辞了职，远赴北爱尔兰攻读教育学，随后进入瑞士银行工作。她说，她想知道，为什么一个被教育体制证明是最优秀的人，却丧失了选择生活的能力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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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几年每况愈下，减薪、裁员、离职乃至歇业潮蔓延全国报界。每隔几年，就迸出来一个让人心惊胆寒的新生事物，**、微信、自媒体、app。在混沌的互联网时代，许多东西都在开天辟地，取代学历、户籍、编制、职称等等日趋过时的分类标签。如今，一个刚出校门的毕业生可能起薪不如农民工，也可能通过开网店、办自媒体、甚至网络付费直播吃喝拉撒，秒杀一名中年企业高管的薪水。在这个“看脸”的时代，改变命运的头号力量不再是知识、技术、经验，甚至不是人脉，而是被网络放大的“颜值”（容貌数值）。
在从业多年以后，我第一次遭遇失业的危险。曾经困扰父辈的那个词“下岗”，现在有了一个更动听的说法，叫“转型创业”。然而，我依然不敢选择辞职。我害怕一无所有，害怕从头再来，哪怕我上的学校、入职的单位，都以“敢于卓越”著称于世。“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我逐渐疏远了昔日的交际圈，有4、5年时间通宵达旦地沉湎于网游，停止了写作。
2010年末，我去欧洲出差，抽了一天时间去苏黎世见dora。她还是一个成天和财务报表打交道的人，但身上发生了某种显著的变化：已婚、怀孕、吃素。更重要的是，她看着我的样子，那种略略皱着眉笑的眼神，分明是一个清晰地看到生活方向的人所独有的。
天气晴朗，我们在旧城区的圣母教堂分别。她转身轻轻地拥抱了我，拍了拍我的肩。她对我说，祝你成为一个unique的写作者。她的滑雪服摩挲间发出像沙砾一样细微而温柔的脆响。
从苏黎世返回卢塞恩的大巴上，我坐在最后一排，一直埋头无声地痛哭。我似乎又听到了大学时代那个女生半夜发出的哀嚎。
我戒掉了网瘾，重新尝试写作。生活依然没有什么起色。身为一个“优等生癌”晚期患者，我开始思考一个听上去很可笑的问题：假如余生我都只能做一个在路边鼓掌的观众，而不是赛道上享受掌声的英雄，我该怎么办？
去年8月，我生平第一次上了手术台。出院之后，每当听说有同龄人因为癌症、抑郁、过劳猝死等原因离开人世时，我的心情都有如张爱玲小说中描写的情形：女主角听见甘西迪总统遇刺消息的那天，正在水槽上洗盘碗，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甘西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
我开始去干一些按照我以往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评判体系会被界定为“无用”的事，例如练习长跑，参加公益活动，还有花更多时间与家人和朋友相处。我怀疑，我此前30多年的时间一直追寻的，不过是一种平等的错觉，而我却对那些生而为人真正平等的事物视而不见。
一份2009年出炉的调查报告称，大部分高考状元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与社会期望相差甚远，他们当中大多数没能成为各行业的顶尖人才。
我们为什么必须要成功？拿什么去衡量一个人的杰出？所谓“成功”是不是就像王朔说的，不就挣点钱，被傻x们知道吗？还是像dora所说的，是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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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忽然发现，我的朋友们令我深深怀念的，其实与她们的“优秀”无关。有一年冬天，阿娟顶着寒风走了十几里山路去镇上卖玉米。然后在长途电话亭前排了2个钟头的队，给我们几个室友挨个打电话拜年。
还有若干年前，dora曾诚挚而郑重地向我推荐曼昆的《经济学原理》：读完这本书，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将会有所不同。
这些经历，在今时今日从“点头之交”没落退化为“点赞之交”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显得如此罕有，无论是脸书还是微信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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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利马特河泛着金波，从密密麻麻的建筑、站台、广场中穿过，像拨开两旁垂挂的厚绒幕布一样，露出远处那一线仿佛是静止的烟蓝色。
我还没有看到那片属于我的苏黎世湖。我仍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