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三章 在牯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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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林子轩的想法,《雪国》这类小说看过之后会让人有轻生的念头。
那是一种对人生的怀疑和厌倦,小说中的忧伤和悲哀甚至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的。
后来有日本的文学评论家就认为《雪国》是川端康城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消极抵抗。
对于那场战争,川端康城是不赞同的,但也无法反抗,只能采取消极逃避,通过主观感觉来曲折反映现实世界中不协调的关系和矛盾现象,把现实抽象化,追求一种超脱。
于是,小说中在东京百无聊赖的岛村才会到雪国去寻找慰藉。
然而,悲剧是弥漫在整个时代的,他根本无从逃避,所以小说中的主人公无法摆脱“死亡”的哀伤。
在这方面,《雪国》和郁达浮的《沉沦》有相通之处。
两者都是直接对“死亡”进行描写,通过对待“死亡”的态度来表现整个时代的悲哀,在黑暗时代中用“死亡”谱写各自悲凉的人生。
当然,两者还是有不小的区别。
郁达浮的文字中充满了痛苦和恐惧,川端康城的文字则↑,唯美而平静。
川端康城没有抒发主人公内心的痛苦,反而用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把哀伤在细碎的情节中展现出来,让人觉得宁静安详。
读者看《沉沦》的时候,会感受到主人公强烈的情绪。
而看《雪国》的时候,就会是那种淡淡的哀伤,这种哀伤不强烈,但更为持久,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林子轩不知道郁达浮翻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反正他写出来的时候感觉不大好。
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他来到了庐山的牯岭,准备渡过一个漫长的假期。
牯岭位于江西九江境内,是庐山景区的中心,是一座美丽、别致的、公园式的小山城。
这里别墅林立,教堂也不少。
这个避暑胜地本来就是由外国教会的传教士建立起来的。
1895年至1920年间,以李德力为首的基督教势力兴盛起来,庐山上仅教堂就有13座,教会派别16个。
每年夏季,基督教传教士云集庐山,常达数百人。
这些教会组织或举办讨论会,或开办培训班,或商议教会事宜,或传输宗教信义,或创立学校、医院和慈善机关,将宗教的触角延伸到庐山的每一个角落。
整座牯岭上有五百多栋别墅,其中属于中国人的有一百栋左右,这些别墅都属于中国的达官显贵,豪门巨富。
赛珍珠的父亲作为传教士,出手的比较早。
1897年1月14日,赛兆祥在这里买了一块地皮,盖了一栋小小的石头别墅,有着敞开式的外走廊和欧式老虎窗,朴素而淡雅。
别墅虽然不大,但足够他们住了。
林子轩并没有像其他富商一样带着很多仆人,甚至还带着自己的厨子。
他只带了一名下人和一名保镖,保镖是冯敬尧的手下,用来保护冯程程。
现在的中国虽然不是到处战乱,但路上并不平静,难免会碰到一些意外情况,带着保镖心里会安稳一些。
至于下人,则是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
冯程程这种大小姐自小过的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虽然在女校学习了家政课,但厨艺如何,还不得而知,就算她敢做,林子轩未必有品尝的勇气。
何况到了庐山,来这里避暑的社会名流不少,彼此可能没有见过,但总有耳闻。
或许会有各种聚会,有下人打理会轻松很多,没有主人家亲自上阵的道理。
其实,林子轩想和冯程程过一段没有人打搅的安静生活,他本身不喜欢交际,只想白天一起出去散散步,欣赏风景,晚上看看书,悠然自得。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布克和他有共同语言,而且付诸实施。
来到别墅后,布克就带着一箱子书籍进了房间,继续他的研究去了,只有需要他出面的时候才会出来。
这是典型的学者做派,赛珍珠习以为常了。
这里的每一栋别墅都相隔较远,不会彼此打搅,牯岭的夜晚非常安静,完全没有城市里的噪杂和纷乱。
晚上大家坐在院子里看着漫天星光,品着红酒,随意的闲聊着,倒是一段惬意的时光。
赛珍珠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别墅旁边就有一座基督教的“圣公会”教堂,也是她父亲以前经常布道的地方。
冯程程曾在基督教女校和基督教大学上学,同样信奉基督教。
林子轩虽然不信,但也入乡随俗,装作相信的模样,时常会到教堂做礼拜。
在牯岭生活不可能不和教会打交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到牯岭,这里俨然成了一场宗教盛会。
赛珍珠偶尔会在别墅里招待一些相熟的传教士。
她就是传教士家庭出身,所以这种传教的精神深入到她的骨子里,她在写作的时候都没有忘记,或者说她是用小说来传播信仰和精神。
她的小说中弥漫着浓厚的基督教情结。
不可否认,在现在的中国,随着外国列强的日益强大,基督教的传播愈发的兴盛,他们用西方的宗教渗透进中国的文化之中。
1928年4月,胡拾游览庐山的时候曾说过:牯岭,代表着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与此同时,在北平的文坛发生了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家事。
同时也是一件永远解不开的谜团,就算到了后世,也没有人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1923年7月19日上午,鲁讯回到八道湾胡同的家中,周作仁亲手交给他一封绝交信。
“鲁讯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仁。”
从此,兄弟绝交,不复往来。
这可以说是民国文坛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后世对这封信更是百般解读,众说纷纭。
按照林子轩的想法,《雪国》这类小说看过之后会让人有轻生的念头。
那是一种对人生的怀疑和厌倦,小说中的忧伤和悲哀甚至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的。
后来有日本的文学评论家就认为《雪国》是川端康城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消极抵抗。
对于那场战争,川端康城是不赞同的,但也无法反抗,只能采取消极逃避,通过主观感觉来曲折反映现实世界中不协调的关系和矛盾现象,把现实抽象化,追求一种超脱。
于是,小说中在东京百无聊赖的岛村才会到雪国去寻找慰藉。
然而,悲剧是弥漫在整个时代的,他根本无从逃避,所以小说中的主人公无法摆脱“死亡”的哀伤。
在这方面,《雪国》和郁达浮的《沉沦》有相通之处。
两者都是直接对“死亡”进行描写,通过对待“死亡”的态度来表现整个时代的悲哀,在黑暗时代中用“死亡”谱写各自悲凉的人生。
当然,两者还是有不小的区别。
郁达浮的文字中充满了痛苦和恐惧,川端康城的文字则↑,唯美而平静。
川端康城没有抒发主人公内心的痛苦,反而用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把哀伤在细碎的情节中展现出来,让人觉得宁静安详。
读者看《沉沦》的时候,会感受到主人公强烈的情绪。
而看《雪国》的时候,就会是那种淡淡的哀伤,这种哀伤不强烈,但更为持久,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林子轩不知道郁达浮翻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反正他写出来的时候感觉不大好。
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他来到了庐山的牯岭,准备渡过一个漫长的假期。
牯岭位于江西九江境内,是庐山景区的中心,是一座美丽、别致的、公园式的小山城。
这里别墅林立,教堂也不少。
这个避暑胜地本来就是由外国教会的传教士建立起来的。
1895年至1920年间,以李德力为首的基督教势力兴盛起来,庐山上仅教堂就有13座,教会派别16个。
每年夏季,基督教传教士云集庐山,常达数百人。
这些教会组织或举办讨论会,或开办培训班,或商议教会事宜,或传输宗教信义,或创立学校、医院和慈善机关,将宗教的触角延伸到庐山的每一个角落。
整座牯岭上有五百多栋别墅,其中属于中国人的有一百栋左右,这些别墅都属于中国的达官显贵,豪门巨富。
赛珍珠的父亲作为传教士,出手的比较早。
1897年1月14日,赛兆祥在这里买了一块地皮,盖了一栋小小的石头别墅,有着敞开式的外走廊和欧式老虎窗,朴素而淡雅。
别墅虽然不大,但足够他们住了。
林子轩并没有像其他富商一样带着很多仆人,甚至还带着自己的厨子。
他只带了一名下人和一名保镖,保镖是冯敬尧的手下,用来保护冯程程。
现在的中国虽然不是到处战乱,但路上并不平静,难免会碰到一些意外情况,带着保镖心里会安稳一些。
至于下人,则是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
冯程程这种大小姐自小过的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虽然在女校学习了家政课,但厨艺如何,还不得而知,就算她敢做,林子轩未必有品尝的勇气。
何况到了庐山,来这里避暑的社会名流不少,彼此可能没有见过,但总有耳闻。
或许会有各种聚会,有下人打理会轻松很多,没有主人家亲自上阵的道理。
其实,林子轩想和冯程程过一段没有人打搅的安静生活,他本身不喜欢交际,只想白天一起出去散散步,欣赏风景,晚上看看书,悠然自得。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布克和他有共同语言,而且付诸实施。
来到别墅后,布克就带着一箱子书籍进了房间,继续他的研究去了,只有需要他出面的时候才会出来。
这是典型的学者做派,赛珍珠习以为常了。
这里的每一栋别墅都相隔较远,不会彼此打搅,牯岭的夜晚非常安静,完全没有城市里的噪杂和纷乱。
晚上大家坐在院子里看着漫天星光,品着红酒,随意的闲聊着,倒是一段惬意的时光。
赛珍珠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别墅旁边就有一座基督教的“圣公会”教堂,也是她父亲以前经常布道的地方。
冯程程曾在基督教女校和基督教大学上学,同样信奉基督教。
林子轩虽然不信,但也入乡随俗,装作相信的模样,时常会到教堂做礼拜。
在牯岭生活不可能不和教会打交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到牯岭,这里俨然成了一场宗教盛会。
赛珍珠偶尔会在别墅里招待一些相熟的传教士。
她就是传教士家庭出身,所以这种传教的精神深入到她的骨子里,她在写作的时候都没有忘记,或者说她是用小说来传播信仰和精神。
她的小说中弥漫着浓厚的基督教情结。
不可否认,在现在的中国,随着外国列强的日益强大,基督教的传播愈发的兴盛,他们用西方的宗教渗透进中国的文化之中。
1928年4月,胡拾游览庐山的时候曾说过:牯岭,代表着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与此同时,在北平的文坛发生了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家事。
同时也是一件永远解不开的谜团,就算到了后世,也没有人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1923年7月19日上午,鲁讯回到八道湾胡同的家中,周作仁亲手交给他一封绝交信。
“鲁讯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仁。”
从此,兄弟绝交,不复往来。
这可以说是民国文坛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后世对这封信更是百般解读,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