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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透视“中国式慈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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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述思：他做慈善，精英层之所以诟病他，实际上不是在信仰层面，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是弱项——信仰缺失、情感缺失普遍存在，所以大家只有在制度层面来问责。中国还有一个问题是民营企业在一个特殊的生存环境下成长，因为中国的成长模式是全世界都没有过的。
王牧笛：一切规则的例外嘛。
石述思：对，它不透明，所以大家就要猜疑。还有一个质疑是，中国民营企业现在正处于成长期，是长身体的年龄，不应该干这种“裸捐”的事情。我们之前在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觉得，是不是民营企业发展到现阶段，遇到了一些生存的困局。更加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现存制度的漏洞，很多新生事物是制度没有规定好的。
王牧笛：这次陈发树捐的这83亿是个人持有的流通股，这在中国应该不是第一次捐股票，但却是第一次被认可，以捐股票方式成立基金会的。之前也是福建的、做玻璃的曹德旺要捐六七成的股份。
石述思：全中国2/3的汽车玻璃都是他造的。他当时也是捐股票，但他跟陈发树有一个不同，陈发树的股权相对是明晰的，但是曹德旺当时股权更加复杂。更可笑的是，最终曹德旺也没捐成，为什么呢？因为有关管理部门的管理相当滞后，他们只认识一种东西，就是现金。这次陈发树又捐股票，而且数量又是前一次的好几倍。现在至少说明，相关部门研究过这个事情，但是目前这在监管方面依然是盲点。
王牧笛：而且相关部门说，想约主要的企业家谈谈。
石述思：制度还没有跟上，很多行为已经出现。实际上在慈善管理方面中国不是没有法律，基本的立法层面做得还是不错的。例如，1999年我们有《慈善法》，2004年针对这种基金会性质为主体的企业还制定了《基金会管理条例》。但是这些法规就是以管为主，对推动它的发展，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官方认同的慈善机构全是“二政府”，就是官办的基金会。官办的这种慈善机构效率比较低，管理也不是很透明，而且资金量也不够，国家哪有那么多钱来搞慈善，搞现代化建设还需要银子呢，所以它需要把民间资本吸纳进来。但是管理条例它有一条规定就是说你要想成立基金会首先得找个“婆婆”（官方组织）。
王牧笛：“诈捐”和“裸捐”都不重要，找“婆婆”最重要。
石述思：对，首先得找组织。但是在找组织的过程中，又是麻秆打狼——两头怕。你也怕，组织也怕。你怕组织效率低、不透明，把你的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上也不公开；反过来，组织还怕你是不是想避税啊，是不是想干点别的呀。
郎咸平：是不是灰色收入啊。
石述思：那结局就出现了：中国目前的民间慈善机构有200家，而美国有12万家。这就是巨大的差距。相对于中国这种贫富差距的情况，社会更需要民间资本介入慈善事业，但我们却陷入了某种制度的空缺。
王牧笛：所以有媒体评论说，为什么陈发树这个事情这么多人质疑，因为以前没见过，因为民间慈善基金太少，你要像美国那么多就不会这样了。
石述思：被雷着了。
郎咸平：而且我们跟美国对慈善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听到慈善首先想会不会有问题，先防你再说，包括有些条例都是防你的。美国不一样，它是乐观其成的，认为很正常。
王牧笛：一个是消极的取向，一个是积极的取向。
郎咸平：对，完全不一样的。
石述思：其实我倒觉得咱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乐观其成。
郎咸平：当然是。
他该得到更多的赞扬
坦白讲我们这个社会不需要太多的批评家，请那些批评的人先想想看，你自己做到这步了吗？那你批评他是什么动机呢？你是想打击我国的慈善事业，还是想怎样？
石述思：他是个探路者，其实成败已经不重要了，毕竟你看他这个捐助模式是新的，额度也是新的，又结合现在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局。
王牧笛：而且他关注的是弱势群体和教育这两个领域。
郎咸平：现在弱势群体对这个事情的支持就已经反映了民意，民意讲的跟我们几个讲的是一样的。你的动机我不想知道，你跟税务部门的关系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问你，你捐了没？你捐了。那么那些批评他的人呢？你批评得很大声，你捐了吗？
王牧笛：有人在怀疑这是虚假捐款，还有的怀疑他是想跟政府搞关系——各种各样的质疑。
郎咸平：坦白讲我们这个社会不需要太多的批评家，请那些批评的人先想想看，你自己做到这步了吗？那你批评他是什么动机呢？我可不可以怀疑你一下，你这个动机是想打击我国的慈善事业，还是想怎样？
石述思：其实，陈发树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的一种典型心态，他通过慈善完成了一次公共形象的塑造。
王牧笛：咱们今天聊了信仰，然后聊了制度，是否可以从技术这个层面切入到这个话题？陈发树之前一直想做中国的巴菲特，结果打工皇帝唐骏一来，改做中国的比尔·盖茨了。其实在美国，比尔·盖茨基金会也受到过质疑，这个质疑就是在技术层面上的。比如说，比尔·盖茨基金会每年会拿出5%的资金去做慈善，而就是这5%可以让基金会其他的资本运作有减免税的优惠。很多媒体评论说，比尔·盖茨这个基金会比其他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赚得还要凶。而这个陈发树现在也受到这种质疑。
郎咸平：这个很正常，你说像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基金会赚钱不也是很多吗？这个很正常，它这个钱总要生钱吧，不能放在那边等着贬值吧。
王牧笛：这是唐骏的想法，他给陈发树的建议就是，慈善要想有可持续的能力，就是要保值增值，这样才能不断地进行财产的聚散。
石述思：我不相信任何人说的话，我相信制度。你比如说我们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有规定，不管是股票还是现金，你要捐了，你每年必须拿出8%去做慈善事业，你的运营成本不能超过10%，这是有严格规定的。你这83亿每年就要捐6亿多，我估计这个是民营企业承受不了的。
王牧笛：所以现在媒体在讨论，到底是83亿进入资产池，还是说股票的红利进入资产池。
石述思：还有税的问题，如果企业真的去做慈善，真的做了所谓避税的事情，我们的政策能不能跟进。因为我们现在的政策规定是滞后的，没有对我们的企业家做慈善起到真正的激励作用。
郎咸平：都是消极的防备。
石述思：首先操作过程就是一场马拉松，何况再加上我们如影随形的精英们那种苛刻的眼光，以及我们对他原罪永不休止的追问。
郎咸平：真可怜，想想捐个钱何其难啊——前有狼，后有虎，中间一群小老鼠。
石述思：十年前有个民营企业家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傻×才当企业家》。我想替民营企业家说句话，我们当然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呼唤阳光下的财富，但是它不阳光这个沉重的责任，难道我们总是让企业家独立来承担吗？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有一种自觉的担当。法治不应该仅仅是企业家的信仰，还应该是全社会的信仰。面对陈发树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有些该担当的东西没有担当起来。
郎咸平：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事件，整个社会应该做个反思，我们如何能够从消极、防备、批评、扯后腿变成一个积极的鼓励。
石述思：我觉得即便是陈发树有问题，那也需要得到官方的核实，而不是胡乱猜测。
王牧笛：现在这叫媒体的狂想。
石述思：单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小农经济五千多年了，我们这个民族没富过，什么时候集体富过啊？好不容易托改革开放的福，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通过陈发树现象，也在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不仇富，我们希望有道德的富、有法制的富。
郎咸平：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些富人，能够自觉地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像陈发树一样做一个慈善基金，然后政府也能够配合，这个时候反而可以形成一个更和谐的局面。
石述思：他做慈善，精英层之所以诟病他，实际上不是在信仰层面，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是弱项——信仰缺失、情感缺失普遍存在，所以大家只有在制度层面来问责。中国还有一个问题是民营企业在一个特殊的生存环境下成长，因为中国的成长模式是全世界都没有过的。
王牧笛：一切规则的例外嘛。
石述思：对，它不透明，所以大家就要猜疑。还有一个质疑是，中国民营企业现在正处于成长期，是长身体的年龄，不应该干这种“裸捐”的事情。我们之前在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觉得，是不是民营企业发展到现阶段，遇到了一些生存的困局。更加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现存制度的漏洞，很多新生事物是制度没有规定好的。
王牧笛：这次陈发树捐的这83亿是个人持有的流通股，这在中国应该不是第一次捐股票，但却是第一次被认可，以捐股票方式成立基金会的。之前也是福建的、做玻璃的曹德旺要捐六七成的股份。
石述思：全中国2/3的汽车玻璃都是他造的。他当时也是捐股票，但他跟陈发树有一个不同，陈发树的股权相对是明晰的，但是曹德旺当时股权更加复杂。更可笑的是，最终曹德旺也没捐成，为什么呢？因为有关管理部门的管理相当滞后，他们只认识一种东西，就是现金。这次陈发树又捐股票，而且数量又是前一次的好几倍。现在至少说明，相关部门研究过这个事情，但是目前这在监管方面依然是盲点。
王牧笛：而且相关部门说，想约主要的企业家谈谈。
石述思：制度还没有跟上，很多行为已经出现。实际上在慈善管理方面中国不是没有法律，基本的立法层面做得还是不错的。例如，1999年我们有《慈善法》，2004年针对这种基金会性质为主体的企业还制定了《基金会管理条例》。但是这些法规就是以管为主，对推动它的发展，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官方认同的慈善机构全是“二政府”，就是官办的基金会。官办的这种慈善机构效率比较低，管理也不是很透明，而且资金量也不够，国家哪有那么多钱来搞慈善，搞现代化建设还需要银子呢，所以它需要把民间资本吸纳进来。但是管理条例它有一条规定就是说你要想成立基金会首先得找个“婆婆”（官方组织）。
王牧笛：“诈捐”和“裸捐”都不重要，找“婆婆”最重要。
石述思：对，首先得找组织。但是在找组织的过程中，又是麻秆打狼——两头怕。你也怕，组织也怕。你怕组织效率低、不透明，把你的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上也不公开；反过来，组织还怕你是不是想避税啊，是不是想干点别的呀。
郎咸平：是不是灰色收入啊。
石述思：那结局就出现了：中国目前的民间慈善机构有200家，而美国有12万家。这就是巨大的差距。相对于中国这种贫富差距的情况，社会更需要民间资本介入慈善事业，但我们却陷入了某种制度的空缺。
王牧笛：所以有媒体评论说，为什么陈发树这个事情这么多人质疑，因为以前没见过，因为民间慈善基金太少，你要像美国那么多就不会这样了。
石述思：被雷着了。
郎咸平：而且我们跟美国对慈善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听到慈善首先想会不会有问题，先防你再说，包括有些条例都是防你的。美国不一样，它是乐观其成的，认为很正常。
王牧笛：一个是消极的取向，一个是积极的取向。
郎咸平：对，完全不一样的。
石述思：其实我倒觉得咱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乐观其成。
郎咸平：当然是。
他该得到更多的赞扬
坦白讲我们这个社会不需要太多的批评家，请那些批评的人先想想看，你自己做到这步了吗？那你批评他是什么动机呢？你是想打击我国的慈善事业，还是想怎样？
石述思：他是个探路者，其实成败已经不重要了，毕竟你看他这个捐助模式是新的，额度也是新的，又结合现在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局。
王牧笛：而且他关注的是弱势群体和教育这两个领域。
郎咸平：现在弱势群体对这个事情的支持就已经反映了民意，民意讲的跟我们几个讲的是一样的。你的动机我不想知道，你跟税务部门的关系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问你，你捐了没？你捐了。那么那些批评他的人呢？你批评得很大声，你捐了吗？
王牧笛：有人在怀疑这是虚假捐款，还有的怀疑他是想跟政府搞关系——各种各样的质疑。
郎咸平：坦白讲我们这个社会不需要太多的批评家，请那些批评的人先想想看，你自己做到这步了吗？那你批评他是什么动机呢？我可不可以怀疑你一下，你这个动机是想打击我国的慈善事业，还是想怎样？
石述思：其实，陈发树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的一种典型心态，他通过慈善完成了一次公共形象的塑造。
王牧笛：咱们今天聊了信仰，然后聊了制度，是否可以从技术这个层面切入到这个话题？陈发树之前一直想做中国的巴菲特，结果打工皇帝唐骏一来，改做中国的比尔·盖茨了。其实在美国，比尔·盖茨基金会也受到过质疑，这个质疑就是在技术层面上的。比如说，比尔·盖茨基金会每年会拿出5%的资金去做慈善，而就是这5%可以让基金会其他的资本运作有减免税的优惠。很多媒体评论说，比尔·盖茨这个基金会比其他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赚得还要凶。而这个陈发树现在也受到这种质疑。
郎咸平：这个很正常，你说像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基金会赚钱不也是很多吗？这个很正常，它这个钱总要生钱吧，不能放在那边等着贬值吧。
王牧笛：这是唐骏的想法，他给陈发树的建议就是，慈善要想有可持续的能力，就是要保值增值，这样才能不断地进行财产的聚散。
石述思：我不相信任何人说的话，我相信制度。你比如说我们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有规定，不管是股票还是现金，你要捐了，你每年必须拿出8%去做慈善事业，你的运营成本不能超过10%，这是有严格规定的。你这83亿每年就要捐6亿多，我估计这个是民营企业承受不了的。
王牧笛：所以现在媒体在讨论，到底是83亿进入资产池，还是说股票的红利进入资产池。
石述思：还有税的问题，如果企业真的去做慈善，真的做了所谓避税的事情，我们的政策能不能跟进。因为我们现在的政策规定是滞后的，没有对我们的企业家做慈善起到真正的激励作用。
郎咸平：都是消极的防备。
石述思：首先操作过程就是一场马拉松，何况再加上我们如影随形的精英们那种苛刻的眼光，以及我们对他原罪永不休止的追问。
郎咸平：真可怜，想想捐个钱何其难啊——前有狼，后有虎，中间一群小老鼠。
石述思：十年前有个民营企业家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傻×才当企业家》。我想替民营企业家说句话，我们当然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呼唤阳光下的财富，但是它不阳光这个沉重的责任，难道我们总是让企业家独立来承担吗？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有一种自觉的担当。法治不应该仅仅是企业家的信仰，还应该是全社会的信仰。面对陈发树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有些该担当的东西没有担当起来。
郎咸平：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事件，整个社会应该做个反思，我们如何能够从消极、防备、批评、扯后腿变成一个积极的鼓励。
石述思：我觉得即便是陈发树有问题，那也需要得到官方的核实，而不是胡乱猜测。
王牧笛：现在这叫媒体的狂想。
石述思：单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小农经济五千多年了，我们这个民族没富过，什么时候集体富过啊？好不容易托改革开放的福，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通过陈发树现象，也在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不仇富，我们希望有道德的富、有法制的富。
郎咸平：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些富人，能够自觉地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像陈发树一样做一个慈善基金，然后政府也能够配合，这个时候反而可以形成一个更和谐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