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4章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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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有朋友问:“你为何传了孔、孟,传孙武,而不传老、庄呢?”这是个复杂问题,难一语作答,总的说来,是由我的思想观点决定的。
既为名人立传,就要在思想上基本肯定所传的对象,写出其业绩,赞颂其思想,讴歌其贡献。当然,纯客观地反映、暴露和批判,亦无不可,只是我做不来。春秋战国,是华夏史上学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呈现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蓬勃局面。在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兵家的创始人孙武子,他们都发现了社会的基本和主要的矛盾,但老子逃避矛盾,孔子调和矛盾,唯有孙武子在着手解决矛盾。
尽管儒家思想有许多值得批判和剔除的封建糟粕,但积极入世的精神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孔、孟二人都是在沧海横流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努力实践其个人比较系统的文化思想,为实现其所设计的社会蓝图而奔波,而奋斗,“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们将解决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希望寄托在某些开明君主身上,通过仁义的说教,使其实行“仁政”、“德治”的政治措施,最终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这虽然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客观上是在调和矛盾,但毕竟是积极的经世派。道家则不然,他们虽然认识到了事物的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的规律,却没有认识这种转化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把这种转化绝对化了。至于对立面的统一,他们主张一任自然,排斥人为,于是作出了消极无为的结论。后世的“无为而治”、“清静无为”,“避世成仙”等等,是这种结论的翻版;出家、云游、炼丹,是他们的行为和表现;道士、方士,则是他们的身份和职业。试想,倘人皆若此,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用什么,人何异于禽兽,社会怎样发展,哪里还会有今日之文明和大千世界!……我反对这种观点,更鄙薄这些行为,故不肯为其始祖作传。当然,文学创作,不在写什么,而在如何写,并非传老、庄者便主张消极无为,我指的是自己不肯赞扬他们,歌颂他们。当今之许多人,包括那些身居要职的显赫人物,乘的是汽车,住的是楼房,尽享前人艰苦创业之福,沐浴现代文明的阳光,却在案头写个大大“忍”字,或于居室悬一块“难得糊涂”的匾额。倘旨在加强修养,未尝不可;若以此为座右铭,则大错而特错。人生匆匆,如驹过隙,纵然个个八十高龄,一天奋斗十二个时辰,那也是不够的。我们这个民族,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已经大大地落伍了,聪明都来不及,还要糊涂,岂不荒唐!……这便是我之所以传孔、孟而不传老、庄的原因。
孙武比孔、孟发展了一步,他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相结合,主张用战争制止战争,用战争消灭战争,即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这一基本的社会矛盾,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他跟儒家从同一前提出发,最后归宿一致,只是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孙武子的方法是积极的,行之有效的,历史早已证实,如秦之统一中国。有人说,孙武的辩证法仅限于军事学领域,范围狭窄。这未免失之偏颇,任何一种思想,只要它富有哲理性,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着眼,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兵法》十三篇中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自保而全胜”、“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等等,虽都着眼于军事,却适用于各行各业。据悉经济高度发达的某些国家,连商店招收店员的考试中都离不开《孙子兵法》的内容,更不要说商业、企业的经营、市场竞争、行政管理和外交活动了。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国营大企业的厂长讲怎样用《孙子兵法》进行企业管理,讲得十分精采,博得一阵阵喝彩。从实用和指南的角度讲,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孙武子思想比孔、孟思想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因此,《孟子传》尚未脱稿,我便开始了传孙武子的准备工作。
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世上的任何成果,都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人生活在社会上犹植物生活在田园里,离不开阳光和空气,离不开水肥土。花儿是美丽的,果实是丰硕的,然而,真正值得赞颂的,却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条件。龙口,这方滚烫的热土,这里的党组织,这里的各级领导,这里的千百万民众,我的亲友和同志,这是我扎根的土壤。中国著名文物考古学家、八十高龄的张政先生、中华孔子学会的张岱年会长和董乃强主任、中国孙子与齐文化研究会的任继愈和骆承烈会长、原北京大学的王路宾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潍原四十六军范培贤军长、五四九六○部队王长根师长、山东省图书馆陈景唐馆长、江苏省吴县地方志李嘉球主任及文管会的全星源主任、我创作三部传记小说时提供帮助的张凤洪会长,以及我的诸多弟子……都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和极大的帮助。没有大家的鼎力相助,便没有我创作上的成功,没有《孙子传》的问世。故,并致以崇高而诚挚的谢意!
曹尧德
1992年9月于龙口
后 记
有朋友问:“你为何传了孔、孟,传孙武,而不传老、庄呢?”这是个复杂问题,难一语作答,总的说来,是由我的思想观点决定的。
既为名人立传,就要在思想上基本肯定所传的对象,写出其业绩,赞颂其思想,讴歌其贡献。当然,纯客观地反映、暴露和批判,亦无不可,只是我做不来。春秋战国,是华夏史上学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呈现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蓬勃局面。在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兵家的创始人孙武子,他们都发现了社会的基本和主要的矛盾,但老子逃避矛盾,孔子调和矛盾,唯有孙武子在着手解决矛盾。
尽管儒家思想有许多值得批判和剔除的封建糟粕,但积极入世的精神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孔、孟二人都是在沧海横流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努力实践其个人比较系统的文化思想,为实现其所设计的社会蓝图而奔波,而奋斗,“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们将解决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希望寄托在某些开明君主身上,通过仁义的说教,使其实行“仁政”、“德治”的政治措施,最终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这虽然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客观上是在调和矛盾,但毕竟是积极的经世派。道家则不然,他们虽然认识到了事物的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的规律,却没有认识这种转化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把这种转化绝对化了。至于对立面的统一,他们主张一任自然,排斥人为,于是作出了消极无为的结论。后世的“无为而治”、“清静无为”,“避世成仙”等等,是这种结论的翻版;出家、云游、炼丹,是他们的行为和表现;道士、方士,则是他们的身份和职业。试想,倘人皆若此,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用什么,人何异于禽兽,社会怎样发展,哪里还会有今日之文明和大千世界!……我反对这种观点,更鄙薄这些行为,故不肯为其始祖作传。当然,文学创作,不在写什么,而在如何写,并非传老、庄者便主张消极无为,我指的是自己不肯赞扬他们,歌颂他们。当今之许多人,包括那些身居要职的显赫人物,乘的是汽车,住的是楼房,尽享前人艰苦创业之福,沐浴现代文明的阳光,却在案头写个大大“忍”字,或于居室悬一块“难得糊涂”的匾额。倘旨在加强修养,未尝不可;若以此为座右铭,则大错而特错。人生匆匆,如驹过隙,纵然个个八十高龄,一天奋斗十二个时辰,那也是不够的。我们这个民族,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已经大大地落伍了,聪明都来不及,还要糊涂,岂不荒唐!……这便是我之所以传孔、孟而不传老、庄的原因。
孙武比孔、孟发展了一步,他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相结合,主张用战争制止战争,用战争消灭战争,即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这一基本的社会矛盾,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他跟儒家从同一前提出发,最后归宿一致,只是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孙武子的方法是积极的,行之有效的,历史早已证实,如秦之统一中国。有人说,孙武的辩证法仅限于军事学领域,范围狭窄。这未免失之偏颇,任何一种思想,只要它富有哲理性,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着眼,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兵法》十三篇中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自保而全胜”、“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等等,虽都着眼于军事,却适用于各行各业。据悉经济高度发达的某些国家,连商店招收店员的考试中都离不开《孙子兵法》的内容,更不要说商业、企业的经营、市场竞争、行政管理和外交活动了。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国营大企业的厂长讲怎样用《孙子兵法》进行企业管理,讲得十分精采,博得一阵阵喝彩。从实用和指南的角度讲,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孙武子思想比孔、孟思想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因此,《孟子传》尚未脱稿,我便开始了传孙武子的准备工作。
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世上的任何成果,都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人生活在社会上犹植物生活在田园里,离不开阳光和空气,离不开水肥土。花儿是美丽的,果实是丰硕的,然而,真正值得赞颂的,却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条件。龙口,这方滚烫的热土,这里的党组织,这里的各级领导,这里的千百万民众,我的亲友和同志,这是我扎根的土壤。中国著名文物考古学家、八十高龄的张政先生、中华孔子学会的张岱年会长和董乃强主任、中国孙子与齐文化研究会的任继愈和骆承烈会长、原北京大学的王路宾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潍原四十六军范培贤军长、五四九六○部队王长根师长、山东省图书馆陈景唐馆长、江苏省吴县地方志李嘉球主任及文管会的全星源主任、我创作三部传记小说时提供帮助的张凤洪会长,以及我的诸多弟子……都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和极大的帮助。没有大家的鼎力相助,便没有我创作上的成功,没有《孙子传》的问世。故,并致以崇高而诚挚的谢意!
曹尧德
1992年9月于龙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