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节 援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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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入浙江后不就耿精忠就得知两江战事已经平息，不过对面的赵国祚所部实在不堪一击，耿军所到之处浙江绿营溃不成军，连对天放几枪抵抗一下的姿态都没有。既然赵国祚和松奎整天琢磨着就是怎么出卖浙江来保证子孙富贵，全浙自然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短短几年各种官位就都拿来出售，不但湖州、嘉兴这些停止科举的地方不接受流官，就是还在浙江总督府控制下的府县也很多年都没有接受过流官了。对此赵国祚不但不干涉，反倒还从中抽头，因为他觉得说不定府县明年就会划成禁海区了，官位能卖一次是一次，为何要白白便宜了朝廷的科举生？
被耿部抓获的很多浙江绿营军官一个个都大腹便便，看起来根本就没有在军营里呆过几天，经审问现在浙江很多军职都是明码标价，升迁和转任都需要付钱。既然这些官职都是靠钱买来的，见到敌军来了谁肯上前拼命？不许开枪也正是这些军官下的命令，生怕激怒了入侵者导致他们遭殃——花钱买军职是为了升官发财的，现& {}在本还没捞回来呢。也正如这些军官所愿，耿精忠对他们的合作很满意，也没有与兵不血刃的耿部接下仇怨，很快就都被耿精忠释放。
因为进展如此顺利，所以耿精忠虽然听说两江恢复和平，但却舍不得停止进攻。本来在出兵前耿精忠的计划是占领浙南两个府，然后就陈兵江西边境观望两江和郑经的动静，再确定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可现在杭州给耿精忠的感觉是唾手可得，他就按捺不足热情下令继续向北进军，而江西那边既然已经尘埃落定，耿精忠觉得董卫国的地盘大概不太好抢了，就一门心思要从浙江这边获得更多的补偿。
在耿军高歌猛进的时候，杭州和浙北自卫队依旧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现在浙北两府的政军人员大都和四川联系紧密。很多人从四川书院或军校毕业后就回乡效力，他们一心要把全浙江并入帝国体系，而且还有了全盘的计划，那就是仿效四川巡抚衙门和知府衙门的关系，来建立帝国政府和浙江省政府的关系。
现在四川巡抚衙门和下面各个知府衙门的关系是：巡抚衙门对知府衙门有领导权，各府也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省税，但巡抚衙门并没有知府的任免权和考核权，知府的考核由府议会来完成；而知府下面的各区官长，则是同秀才们选出来的而不是邓名任命的，知府对他们也只有有限的领导权，而没有任命和考核的权力。如果一个知府看某个区长不顺眼的话，唯一能做的就是收集他的贪赃罪证，然后去提刑官那里告他，但下一任区长依旧是同秀才选出来的，也未必就能顺眼。
浙北派和浙东军的关系很好，但两者间同样有分歧，浙北认为知府都不需要由邓名来任命，而是直接由府里自己选出；而浙东的马逢知、郑瓒绪他们则认为同秀才选举到区长就可以了，知府这种高官的人选还是应该由丞相来负责权衡。
正是因为这种分歧，所以浙北和浙东依旧是两套系统。不过即使意见不同，而且现在湖州和嘉兴两府上依旧挂着大清的旗帜，但浙北的庄廷钺也不认为他们是杭州一伙儿的。听说赵国祚要求自卫队参战后，浙北集团内部的反对声也很高，认为为赵国祚流血毫无意义，甚至还有激进份子主张仿效耿精忠反正，先拿下杭州再说。
在耿精忠占领金华的先头部队绕过义乌，逼近诸暨后，赵国祚终于让步，答应用严州府的土地当做报偿，酬劳自卫队的流血牺牲，而且还允许临安以西的杭州府地界自治，成为湖州府到严州府的走廊。消息传出后，桐庐和新城等地都是一片欢腾。
这些地方的浙江缙绅几年来一直看着隔壁的浙北自治区眼红，那里的官吏如果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早就被议会给轰下去；而严州府这边自从杭州不用朝廷的流官后，官吏更是肆无忌惮，康熙十五年的税都被他们预征走了。为此严州的父老哀叹还不如杭州的土官还不如北京的流官呢，一面诅咒赵国祚和松奎早归极乐，一面盼望着能够快点被划进禁海区。只是去年禁海区才划到金华府的义乌，看起来严州这边距离纳入张尚书管辖还早，而赵国祚一伙很可能在严州府进行的最后疯狂想想就让父老们不寒而栗——已经有人私下派子弟乔装打扮去浙北或是浙东，然后去四川报考军校了，要是赵国祚打算在严州预征个几十年的税出来，大家说不得也只有鱼死网破了——现在四川的军校只接受本土和对同盟地区的生员。浙北就属于帝国的准同盟地区，学生都是自费，毕业后也不能加入帝国军队；而浙东则视为本土，食宿全包，成绩优良者甚至可以有一定的服役军区选择权。那些特别有门路的严州缙绅就走马逢知的门路，让子弟们摇身一变成为浙东人士，希望他们成绩出众然后志愿返回浙东服役，将来可以影响浙东军的决策，在必要时出头打赵国祚这个王八羔子。
这次浙北自治区和杭州的谈判中，也有严州势力在煽风点火，全力游说庄廷钺要态度强硬，不少严州的实力派还向庄廷钺保证，只要他肯念着严州的父老，将来严州的父老就会支持他出任帝国的浙江总督。当耿精忠占领金华后，严州也发生了一些小骚乱，不少人担心耿精忠会向他们的家乡杀来。不过现在总算是雨过天晴，耿精忠直奔杭州去了，而赵国祚也全盘同意了浙北自治区的条件，
达成协议后，浙北的军队就再次打起靖难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开赴杭州府，而即将加入自治区的严州府和杭州府西部地区也踊跃报效，他们虽然没有民兵可用，但提供一些粮草还是做得到的。而浙北放开边境后，江南巡抚梁化凤的讨逆军也得得以进入浙江，和靖难军一起奔赴前线应战耿精忠——除了梁化凤用来表忠心的嫡系部队外，还有个别人是蒋国柱的死硬旧部，比如前两江总督的标营，赵天霸向这些不得志的人许诺，如果他们在此战中出力，那赵天霸负责帮他们在福建获得一块防区。
直到此时，马逢知依旧保持中立，赵天霸觉得既然要打就要狠狠地打，让其他野心勃勃的军阀看看擅自发动战争会是什么下场。因此在耿精忠北上时，马逢知一直默不作声，为了回报耿精忠绕过义乌的善意，马逢知还把义乌和其他可能威胁耿军侧翼的驻军统统撤回宁波。
……
张朝逃亡四川后，董卫国就把自己的办公地点搬去了南昌，梁化凤组织军队入浙的时候，董卫国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讨伐耿精忠的部队。不过董卫国并没有用讨逆军这个名字，因为他觉得这还是梁化凤先喊出来的名义，而董卫国追求的是江西和江南的平等地位，而不是让南昌依旧隶属在南京下面，即使是名义上的也要尽量避免。一方面避免再给江南勒索税金的借口，一方面董卫国也不愿意位于梁化凤之下。
董卫国给江西出省作战部队起的名字是“靖逆军”，和“讨逆军“或是”靖难军“都很像，一眼就能看出与他们的同盟关系。在确定广东没有任何异常举动后，董卫国就在南昌发表讲话，称东南各省同气连枝，江西和浙江本来就是兄弟省份，而为大清讨伐叛逆更是臣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动员完毕后，董卫国就命令靖逆军出发，向耿逆的福建发起攻势，赵天霸许诺若是江西出力，那论功行赏的时候就会考虑给董卫国一些闽西北的地盘补偿，当然有没有、有多少要根据出力大小来决定。
密切关注福建动静的郑经此时也做好了出征的准备，不过郑经打着的是明军的旗号，所以他不可能宣称耿精忠是需要讨伐的逆贼。所以郑经和马逢知、郑瓒绪他们一样，会打出援闽的旗号来——反正的耿精忠正受到清兵的围剿，所以同属明军的浙东军和台湾军当然要兵发福建支援耿精忠——就算耿精忠的失败无法挽回，至少要保证最多的府县依旧控制在明军手中嘛。
耿部和讨逆军、靖难军在绍兴周围发生激战的时候，东宁三声炮响，郑经命令陈永华这个他看得一清二楚的老实人留守台湾，负责帮他盯着这块根本之地，延平郡王本人领着刘国轩等将漂洋过海，大举援闽。
还是同一时刻，尚可喜和尚之信父子也基本商议确定了广东藩的出路和对策。当初两江战事方起时，尚之信就急不可待地要发动兵变把他父王软禁起来，然后高调反正一举杀入江西，但老谋深算的尚可喜压住了急躁的儿子，一直静观时局。
所以一直到蒋国柱、张朝先后兵败解散军队入川的消息传来，尚之信依旧没有发动政变，广东也没有反正重归大明。
“父王，董卫国起兵靖逆了，我们该怎么办？”得到江西的最新动向后，尚之信急不可待地来找尚可喜。在尚之信看来，他父亲那种一味的两面下注只会让尚藩失去最好的扩张良机：“父王，必须要下决心了，要是父王看到耿精忠，我们就反正攻入江西；要是父王不看好耿精忠，我们就要旗帜鲜明地出兵福建讨逆。”
“急什么？你也老大不小了，这么惶急怎么济得了大事。”尚可喜不满地斥责了儿子一声：“这些事为父早就知道了。”
作为两面下注这门技巧的宗师级人物，尚可喜不慌不忙地拿出来一批旗帜给儿子看，这些旗帜共分为三种，其中一种上写着“荡逆”的字样。
“兵凶战危，事关本藩前途，全族的生死安危，如何能去不顾一切地赌大小？而且你忘记了我们背后还有平西王了吗？除了平西王还有延平郡王，最近郑家的海船不断在本藩周围窥探，那郑经小儿难道会安什么好心吗？”尚可喜一边说，一边把第一种旗帜展示给儿子看：“还要继续观察一阵，才能知道该不该看好耿精忠，但最关键的是，除了该不该看好耿精忠，我们更要仔细斟酌该不该反正。现在局势尚未明朗，我们不能草率行事，而这面‘荡逆’的大旗，无论广东反正与否，都可能用得上。”
尚可喜的意思就是让尚之信先领兵去福建、广东、江西三省边境，如果耿精忠形势看好，而且明军势力大，那尚之信就应该果断打起明军旗帜，率兵杀入江西荡董卫国这个逆，至少先替广东把赣州拿下来再说；反之，若是清军势大，耿精忠节节败退，那尚之信就应该留在清廷这边，攻入福建去荡平耿精忠这个逆贼，把尚藩的势力发展到闽西南。
除了这面两用的“荡逆”军旗，尚可喜给他儿子准备的第二种军旗上写着“援赣”二字，见儿子面露不解之色，尚可喜就耐心地面授机宜：“或许耿精忠对董卫国会有优势，但总体来说还是清兵势大，那你就要打起这面旗帜来，以清军的身份杀入江西，从董卫国手里夺取领地。”
既然依旧是清军，那自然不能用“荡逆”而是“援赣”了。
而尚可喜给儿子准备的最后一面旗同样是“援闽”，在大形势有利于明军，而小形势不利于耿精忠的情况下，尚之信就需要战略上反正归明，战术上伙同董卫国攻打福建。尚可喜和郑经、赵天霸的选择不谋而合。
“为父必须要坐镇广州，以免给平西王或是延平郡王可趁之机。”尚可喜手下并没有一个人如同郑经的陈永华那样既有才干、又可以完全信任，所以尚可喜只能把见风转舵的权利交在了儿子手中。不过尚可喜思来想去，两面下注做到他这种地步也就是登峰造极、无懈可击了，在尚之信离开广州前，尚可喜再三叮咛：“先确定是清兵势大还是明军势大，然后再确定福建好打还是江西好取，然后酌情打出一面旗子来，千万不要心浮气躁、莽撞行事。”
攻入浙江后不就耿精忠就得知两江战事已经平息，不过对面的赵国祚所部实在不堪一击，耿军所到之处浙江绿营溃不成军，连对天放几枪抵抗一下的姿态都没有。既然赵国祚和松奎整天琢磨着就是怎么出卖浙江来保证子孙富贵，全浙自然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短短几年各种官位就都拿来出售，不但湖州、嘉兴这些停止科举的地方不接受流官，就是还在浙江总督府控制下的府县也很多年都没有接受过流官了。对此赵国祚不但不干涉，反倒还从中抽头，因为他觉得说不定府县明年就会划成禁海区了，官位能卖一次是一次，为何要白白便宜了朝廷的科举生？
被耿部抓获的很多浙江绿营军官一个个都大腹便便，看起来根本就没有在军营里呆过几天，经审问现在浙江很多军职都是明码标价，升迁和转任都需要付钱。既然这些官职都是靠钱买来的，见到敌军来了谁肯上前拼命？不许开枪也正是这些军官下的命令，生怕激怒了入侵者导致他们遭殃——花钱买军职是为了升官发财的，现& {}在本还没捞回来呢。也正如这些军官所愿，耿精忠对他们的合作很满意，也没有与兵不血刃的耿部接下仇怨，很快就都被耿精忠释放。
因为进展如此顺利，所以耿精忠虽然听说两江恢复和平，但却舍不得停止进攻。本来在出兵前耿精忠的计划是占领浙南两个府，然后就陈兵江西边境观望两江和郑经的动静，再确定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可现在杭州给耿精忠的感觉是唾手可得，他就按捺不足热情下令继续向北进军，而江西那边既然已经尘埃落定，耿精忠觉得董卫国的地盘大概不太好抢了，就一门心思要从浙江这边获得更多的补偿。
在耿军高歌猛进的时候，杭州和浙北自卫队依旧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现在浙北两府的政军人员大都和四川联系紧密。很多人从四川书院或军校毕业后就回乡效力，他们一心要把全浙江并入帝国体系，而且还有了全盘的计划，那就是仿效四川巡抚衙门和知府衙门的关系，来建立帝国政府和浙江省政府的关系。
现在四川巡抚衙门和下面各个知府衙门的关系是：巡抚衙门对知府衙门有领导权，各府也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省税，但巡抚衙门并没有知府的任免权和考核权，知府的考核由府议会来完成；而知府下面的各区官长，则是同秀才们选出来的而不是邓名任命的，知府对他们也只有有限的领导权，而没有任命和考核的权力。如果一个知府看某个区长不顺眼的话，唯一能做的就是收集他的贪赃罪证，然后去提刑官那里告他，但下一任区长依旧是同秀才选出来的，也未必就能顺眼。
浙北派和浙东军的关系很好，但两者间同样有分歧，浙北认为知府都不需要由邓名来任命，而是直接由府里自己选出；而浙东的马逢知、郑瓒绪他们则认为同秀才选举到区长就可以了，知府这种高官的人选还是应该由丞相来负责权衡。
正是因为这种分歧，所以浙北和浙东依旧是两套系统。不过即使意见不同，而且现在湖州和嘉兴两府上依旧挂着大清的旗帜，但浙北的庄廷钺也不认为他们是杭州一伙儿的。听说赵国祚要求自卫队参战后，浙北集团内部的反对声也很高，认为为赵国祚流血毫无意义，甚至还有激进份子主张仿效耿精忠反正，先拿下杭州再说。
在耿精忠占领金华的先头部队绕过义乌，逼近诸暨后，赵国祚终于让步，答应用严州府的土地当做报偿，酬劳自卫队的流血牺牲，而且还允许临安以西的杭州府地界自治，成为湖州府到严州府的走廊。消息传出后，桐庐和新城等地都是一片欢腾。
这些地方的浙江缙绅几年来一直看着隔壁的浙北自治区眼红，那里的官吏如果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早就被议会给轰下去；而严州府这边自从杭州不用朝廷的流官后，官吏更是肆无忌惮，康熙十五年的税都被他们预征走了。为此严州的父老哀叹还不如杭州的土官还不如北京的流官呢，一面诅咒赵国祚和松奎早归极乐，一面盼望着能够快点被划进禁海区。只是去年禁海区才划到金华府的义乌，看起来严州这边距离纳入张尚书管辖还早，而赵国祚一伙很可能在严州府进行的最后疯狂想想就让父老们不寒而栗——已经有人私下派子弟乔装打扮去浙北或是浙东，然后去四川报考军校了，要是赵国祚打算在严州预征个几十年的税出来，大家说不得也只有鱼死网破了——现在四川的军校只接受本土和对同盟地区的生员。浙北就属于帝国的准同盟地区，学生都是自费，毕业后也不能加入帝国军队；而浙东则视为本土，食宿全包，成绩优良者甚至可以有一定的服役军区选择权。那些特别有门路的严州缙绅就走马逢知的门路，让子弟们摇身一变成为浙东人士，希望他们成绩出众然后志愿返回浙东服役，将来可以影响浙东军的决策，在必要时出头打赵国祚这个王八羔子。
这次浙北自治区和杭州的谈判中，也有严州势力在煽风点火，全力游说庄廷钺要态度强硬，不少严州的实力派还向庄廷钺保证，只要他肯念着严州的父老，将来严州的父老就会支持他出任帝国的浙江总督。当耿精忠占领金华后，严州也发生了一些小骚乱，不少人担心耿精忠会向他们的家乡杀来。不过现在总算是雨过天晴，耿精忠直奔杭州去了，而赵国祚也全盘同意了浙北自治区的条件，
达成协议后，浙北的军队就再次打起靖难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开赴杭州府，而即将加入自治区的严州府和杭州府西部地区也踊跃报效，他们虽然没有民兵可用，但提供一些粮草还是做得到的。而浙北放开边境后，江南巡抚梁化凤的讨逆军也得得以进入浙江，和靖难军一起奔赴前线应战耿精忠——除了梁化凤用来表忠心的嫡系部队外，还有个别人是蒋国柱的死硬旧部，比如前两江总督的标营，赵天霸向这些不得志的人许诺，如果他们在此战中出力，那赵天霸负责帮他们在福建获得一块防区。
直到此时，马逢知依旧保持中立，赵天霸觉得既然要打就要狠狠地打，让其他野心勃勃的军阀看看擅自发动战争会是什么下场。因此在耿精忠北上时，马逢知一直默不作声，为了回报耿精忠绕过义乌的善意，马逢知还把义乌和其他可能威胁耿军侧翼的驻军统统撤回宁波。
……
张朝逃亡四川后，董卫国就把自己的办公地点搬去了南昌，梁化凤组织军队入浙的时候，董卫国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讨伐耿精忠的部队。不过董卫国并没有用讨逆军这个名字，因为他觉得这还是梁化凤先喊出来的名义，而董卫国追求的是江西和江南的平等地位，而不是让南昌依旧隶属在南京下面，即使是名义上的也要尽量避免。一方面避免再给江南勒索税金的借口，一方面董卫国也不愿意位于梁化凤之下。
董卫国给江西出省作战部队起的名字是“靖逆军”，和“讨逆军“或是”靖难军“都很像，一眼就能看出与他们的同盟关系。在确定广东没有任何异常举动后，董卫国就在南昌发表讲话，称东南各省同气连枝，江西和浙江本来就是兄弟省份，而为大清讨伐叛逆更是臣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动员完毕后，董卫国就命令靖逆军出发，向耿逆的福建发起攻势，赵天霸许诺若是江西出力，那论功行赏的时候就会考虑给董卫国一些闽西北的地盘补偿，当然有没有、有多少要根据出力大小来决定。
密切关注福建动静的郑经此时也做好了出征的准备，不过郑经打着的是明军的旗号，所以他不可能宣称耿精忠是需要讨伐的逆贼。所以郑经和马逢知、郑瓒绪他们一样，会打出援闽的旗号来——反正的耿精忠正受到清兵的围剿，所以同属明军的浙东军和台湾军当然要兵发福建支援耿精忠——就算耿精忠的失败无法挽回，至少要保证最多的府县依旧控制在明军手中嘛。
耿部和讨逆军、靖难军在绍兴周围发生激战的时候，东宁三声炮响，郑经命令陈永华这个他看得一清二楚的老实人留守台湾，负责帮他盯着这块根本之地，延平郡王本人领着刘国轩等将漂洋过海，大举援闽。
还是同一时刻，尚可喜和尚之信父子也基本商议确定了广东藩的出路和对策。当初两江战事方起时，尚之信就急不可待地要发动兵变把他父王软禁起来，然后高调反正一举杀入江西，但老谋深算的尚可喜压住了急躁的儿子，一直静观时局。
所以一直到蒋国柱、张朝先后兵败解散军队入川的消息传来，尚之信依旧没有发动政变，广东也没有反正重归大明。
“父王，董卫国起兵靖逆了，我们该怎么办？”得到江西的最新动向后，尚之信急不可待地来找尚可喜。在尚之信看来，他父亲那种一味的两面下注只会让尚藩失去最好的扩张良机：“父王，必须要下决心了，要是父王看到耿精忠，我们就反正攻入江西；要是父王不看好耿精忠，我们就要旗帜鲜明地出兵福建讨逆。”
“急什么？你也老大不小了，这么惶急怎么济得了大事。”尚可喜不满地斥责了儿子一声：“这些事为父早就知道了。”
作为两面下注这门技巧的宗师级人物，尚可喜不慌不忙地拿出来一批旗帜给儿子看，这些旗帜共分为三种，其中一种上写着“荡逆”的字样。
“兵凶战危，事关本藩前途，全族的生死安危，如何能去不顾一切地赌大小？而且你忘记了我们背后还有平西王了吗？除了平西王还有延平郡王，最近郑家的海船不断在本藩周围窥探，那郑经小儿难道会安什么好心吗？”尚可喜一边说，一边把第一种旗帜展示给儿子看：“还要继续观察一阵，才能知道该不该看好耿精忠，但最关键的是，除了该不该看好耿精忠，我们更要仔细斟酌该不该反正。现在局势尚未明朗，我们不能草率行事，而这面‘荡逆’的大旗，无论广东反正与否，都可能用得上。”
尚可喜的意思就是让尚之信先领兵去福建、广东、江西三省边境，如果耿精忠形势看好，而且明军势力大，那尚之信就应该果断打起明军旗帜，率兵杀入江西荡董卫国这个逆，至少先替广东把赣州拿下来再说；反之，若是清军势大，耿精忠节节败退，那尚之信就应该留在清廷这边，攻入福建去荡平耿精忠这个逆贼，把尚藩的势力发展到闽西南。
除了这面两用的“荡逆”军旗，尚可喜给他儿子准备的第二种军旗上写着“援赣”二字，见儿子面露不解之色，尚可喜就耐心地面授机宜：“或许耿精忠对董卫国会有优势，但总体来说还是清兵势大，那你就要打起这面旗帜来，以清军的身份杀入江西，从董卫国手里夺取领地。”
既然依旧是清军，那自然不能用“荡逆”而是“援赣”了。
而尚可喜给儿子准备的最后一面旗同样是“援闽”，在大形势有利于明军，而小形势不利于耿精忠的情况下，尚之信就需要战略上反正归明，战术上伙同董卫国攻打福建。尚可喜和郑经、赵天霸的选择不谋而合。
“为父必须要坐镇广州，以免给平西王或是延平郡王可趁之机。”尚可喜手下并没有一个人如同郑经的陈永华那样既有才干、又可以完全信任，所以尚可喜只能把见风转舵的权利交在了儿子手中。不过尚可喜思来想去，两面下注做到他这种地步也就是登峰造极、无懈可击了，在尚之信离开广州前，尚可喜再三叮咛：“先确定是清兵势大还是明军势大，然后再确定福建好打还是江西好取，然后酌情打出一面旗子来，千万不要心浮气躁、莽撞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