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那些年那些事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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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爱竹醒过来时已经躺在了家里，有个二十多岁穿军装的青年军人跟院儿里邻居在守着她。
那个军人告诉她，孔庆祺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因此今天没有被枪毙，让她不要再去到处乱找人，就在家里等消息吧。
说完他就走了，谈爱竹都没来得及问他是谁，是哪个部门的。
邻居们告诉她，别看他年轻岁数小，公安局的几个头头都是陪着他来的，被他很不客气的赶走了，这个人来头很大，你就等好消息吧。
人家说了不让她再去到处申诉，谈爱竹也就不敢再去了，在家里带着幼小的孔艳艳艰难度日，等着孔庆祺的消息。
大概过了有小半年，一天中午十二点多了，谈爱竹正在家里收拾浆洗好的衣物，准备给人家送去。
她辞了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靠着邻居们接济过活。
谈爱竹不愿白受人家的恩惠，就给人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来回报大家。
门一开谈爱竹往门口一看，是孔庆祺站在那里，穿着一身破旧的补丁衣服，脸色清白剃着光头，努力地挤出个笑模样望着自己。
谈爱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揉了揉眼睛再看，千真万确是他回来了，幸福和激动一起袭来，她有晕过去了。
一对患难夫妻团聚，互诉衷肠后谈爱竹问起孔庆祺，你是怎么让放回来的，孔庆祺给她讲了自己死里逃生的奇遇。
那天在拘留所和谈爱竹见面后，孔庆祺心里也没什么牵挂之事了，被押回监舍后等死。
他多次向审讯他的公安人员讲，自己不是特务，他和那个李掌柜只是泛泛之交，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张军的父亲张进山，当年就是参与审讯的人员之一，他也觉得孔庆祺是特务这件事有些牵强，但这是兰州那面传递过来情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兰州那边反馈过来的情况是这样的：前段时间他们破获了一个特务组织，这个特务组织的头目供述，他是在兰州解放前夕，被上级派到这里接替离任的原负责人的。
他也没见过原来的负责人，只知道他姓李，在兰州城里开了间杂货铺，他只需要去杂货铺找到现在看铺子的人，拿着一个钢笔帽去与那个手上钢笔对上，他就会交给他一封信件。
那封信看上去是普通的书信，其实是一封用密写水写的潜伏人员联络名单，取到信之后过一段时间，找个机会把交给他信件的那个人解决了，以免出什么问题。
这些都是他的上级交代的，按规矩不该问的不能问，他就没有再打听别的，记清楚了自己的任务和与交给他信件的怎么接头后来了兰州，按照上级交代的方式，找到了那家杂货店，见到了看店的人，顺利的从他手里拿到了那封信。
按照上级的指示，过段时间后要把交给他信的人处理掉，他就套了这个人的话，知道他是个牙医，名字叫孔庆祺，在兰州城里有一些名气。
暗地里跟踪确定了孔庆祺家的住址，他决定过一段时间就动手除掉他。
潜伏工作费心费力，他把这件事忽略了，等想起来去找孔庆祺时，早已人去楼空不知所踪了。
这个特务头目为了活命，交代了不少东西，进过核实都查证属实。
经过调查孔庆祺已经到鹿城安了家，兰州有他的三弟在，他们有信件来往，从上面查到了孔庆祺在鹿城的详细住址，请鹿城方面协助调查。
把孔庆祺、谈爱竹夫妻带回来进行了分别审讯，根据审问的结果来看，孔庆祺确实是替李掌柜给他所谓的侄子转过一封信件，这个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否认。
但是孔庆祺自己讲，他对李掌柜以及他所谓侄子的特务身份一无所知，和李掌柜以朋友相交，只是受朋友所托，给他办了件力所能及的事情。
有关方面对孔庆祺进行了内查外调，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值得引起怀疑的地方，可他去过的地方很多，有些时间段上的活动情况无法进行详细追查。
孔庆祺自称是文盲，工作人员对他进行了明里暗里的测试，证实他确实是大字不识一个。
综合分析下来，孔庆祺是敌特的嫌疑不能排除。
至于谈爱竹，对她进行调查后排除了她知情的嫌疑，将她释放了。
张进山跟领导提出，是不是再派人去趟兰州，与兰州的同志取得进一步联系，把相关情况好好落实一下，孔庆祺是特务这件事还有不确定的地方需要查清楚。
上面采纳了张进山建议，又派人去兰州做了调查。
当时的条件和环境决定了孔庆祺摆脱不了是敌特的嫌疑，去兰州调查回来的结果是没有结果，事情就这样陷入了僵局。
证明不了你不是，那么你就是特务了。
在这种逻辑之下，孔庆祺的生路断绝，等待他的只有死亡了。
一个寒风凛冽的早上，孔庆祺与其他十几名死刑犯被一同拉上刑车，在新建的鹿城市人民体育场接受公审后，刑车将一众死刑犯用卡车拉到鹿城东郊的刑场。
山脚下已经挖好了十几个浅坑，离法场三十米左右有个缓坡，此时在坡顶上站着几个军人，当中有个中等身材、五十来岁、神情严肃、身上穿的军装已经洗得发白的军人。
这个人就那么随便的站着，披了一件军大衣，但身上的气势威严，显然是这群人里职务最高的领导。
死刑犯分两批执行，第一批被带下卡车押到挖好的土坑边，战士们命令他们跪下，接着就把他们毙了（具体不作叙述了），接着从卡车上往下带第二批，这里就有孔庆祺。
被五花大绑的孔庆祺站在卡车上等待着最后的时刻，人没有不怕死的，孔庆祺也一样。
枪声传入耳中，孔庆祺浑身抖似筛糠、两条腿更是软的要命，要不是被两边的战士架着，他早就瘫倒在地了。
车下有人发出命令，让把车上的死刑犯带下来执行。
死刑犯们被一个一个押下了车，孔庆祺是最后一个。
卡车的马槽很高，孔庆祺腿软的站不住，下面的的人没接好他，孔庆祺直接就从马槽里到了地上。
周遭的几个小战士下意识地发出惊呼，有现场警戒的人员发现有异常情况，拉动枪栓子弹上膛，警惕地望向这边。
缓坡上的几个人脸色不太好，因为他们发现，来视察监督这次公审的大领导，正在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出了乱子的地方，眉头紧紧皱在了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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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爱竹醒过来时已经躺在了家里，有个二十多岁穿军装的青年军人跟院儿里邻居在守着她。
那个军人告诉她，孔庆祺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因此今天没有被枪毙，让她不要再去到处乱找人，就在家里等消息吧。
说完他就走了，谈爱竹都没来得及问他是谁，是哪个部门的。
邻居们告诉她，别看他年轻岁数小，公安局的几个头头都是陪着他来的，被他很不客气的赶走了，这个人来头很大，你就等好消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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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爱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揉了揉眼睛再看，千真万确是他回来了，幸福和激动一起袭来，她有晕过去了。
一对患难夫妻团聚，互诉衷肠后谈爱竹问起孔庆祺，你是怎么让放回来的，孔庆祺给她讲了自己死里逃生的奇遇。
那天在拘留所和谈爱竹见面后，孔庆祺心里也没什么牵挂之事了，被押回监舍后等死。
他多次向审讯他的公安人员讲，自己不是特务，他和那个李掌柜只是泛泛之交，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张军的父亲张进山，当年就是参与审讯的人员之一，他也觉得孔庆祺是特务这件事有些牵强，但这是兰州那面传递过来情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兰州那边反馈过来的情况是这样的：前段时间他们破获了一个特务组织，这个特务组织的头目供述，他是在兰州解放前夕，被上级派到这里接替离任的原负责人的。
他也没见过原来的负责人，只知道他姓李，在兰州城里开了间杂货铺，他只需要去杂货铺找到现在看铺子的人，拿着一个钢笔帽去与那个手上钢笔对上，他就会交给他一封信件。
那封信看上去是普通的书信，其实是一封用密写水写的潜伏人员联络名单，取到信之后过一段时间，找个机会把交给他信件的那个人解决了，以免出什么问题。
这些都是他的上级交代的，按规矩不该问的不能问，他就没有再打听别的，记清楚了自己的任务和与交给他信件的怎么接头后来了兰州，按照上级交代的方式，找到了那家杂货店，见到了看店的人，顺利的从他手里拿到了那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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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地里跟踪确定了孔庆祺家的住址，他决定过一段时间就动手除掉他。
潜伏工作费心费力，他把这件事忽略了，等想起来去找孔庆祺时，早已人去楼空不知所踪了。
这个特务头目为了活命，交代了不少东西，进过核实都查证属实。
经过调查孔庆祺已经到鹿城安了家，兰州有他的三弟在，他们有信件来往，从上面查到了孔庆祺在鹿城的详细住址，请鹿城方面协助调查。
把孔庆祺、谈爱竹夫妻带回来进行了分别审讯，根据审问的结果来看，孔庆祺确实是替李掌柜给他所谓的侄子转过一封信件，这个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否认。
但是孔庆祺自己讲，他对李掌柜以及他所谓侄子的特务身份一无所知，和李掌柜以朋友相交，只是受朋友所托，给他办了件力所能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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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进山跟领导提出，是不是再派人去趟兰州，与兰州的同志取得进一步联系，把相关情况好好落实一下，孔庆祺是特务这件事还有不确定的地方需要查清楚。
上面采纳了张进山建议，又派人去兰州做了调查。
当时的条件和环境决定了孔庆祺摆脱不了是敌特的嫌疑，去兰州调查回来的结果是没有结果，事情就这样陷入了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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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脚下已经挖好了十几个浅坑，离法场三十米左右有个缓坡，此时在坡顶上站着几个军人，当中有个中等身材、五十来岁、神情严肃、身上穿的军装已经洗得发白的军人。
这个人就那么随便的站着，披了一件军大衣，但身上的气势威严，显然是这群人里职务最高的领导。
死刑犯分两批执行，第一批被带下卡车押到挖好的土坑边，战士们命令他们跪下，接着就把他们毙了（具体不作叙述了），接着从卡车上往下带第二批，这里就有孔庆祺。
被五花大绑的孔庆祺站在卡车上等待着最后的时刻，人没有不怕死的，孔庆祺也一样。
枪声传入耳中，孔庆祺浑身抖似筛糠、两条腿更是软的要命，要不是被两边的战士架着，他早就瘫倒在地了。
车下有人发出命令，让把车上的死刑犯带下来执行。
死刑犯们被一个一个押下了车，孔庆祺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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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遭的几个小战士下意识地发出惊呼，有现场警戒的人员发现有异常情况，拉动枪栓子弹上膛，警惕地望向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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