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当代中国诗歌中的四种虚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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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浩波
我在这里所说的四种虚荣心，指的是当代中国诗歌中普遍存在的，渴望用某种姿态进入诗歌史的虚荣心。并且，中国当代诗人因不同的格格不入的虚荣心，构成了倾轧、分野，进而演变成不同的、故步自封的宗派。
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以下四种：政治虚荣心、先锋虚荣心、文化虚荣心和技术虚荣心。
我不认为有这些虚荣心是坏事，也不认为完全没有这些虚荣心的写作就是更纯粹的写作。相反，正因为拥有这样的虚荣心和由此带来的诗歌史野心，才使得一些诗人的写作，具备了强烈的文化意志和个人辨识度，使他们不仅仅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好诗人，更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重要诗人。我本人亦是如此。
但虚荣心和野心带来的诗学偏执，很容易变成对诗歌的伤害。诗人们囿于自身的固执、狭隘和偏见，将虚荣心膨胀为写作的唯一真理，凡“非我族类”皆视为歧途，使得原本只是附着在诗歌上的虚荣心变成了执念。这种强烈的外在执念，压倒诗歌本身，形成负面吞噬，令有才华的诗人在写作上无法寸进，甚至不断倒退。
同时，虚荣心背后的文化理念会产生“光晕”——一种强烈意志形成的吸附效应。每一个携带虚荣心的相对重要的诗人背后，都有大群意志薄弱的年轻或不年轻的追随者，造成越来越多的群体式诗歌对峙。这种对峙、争论、不服气，本身并非坏事，在初期，构成了理念的交锋式沟通，甚至构成了一种激进的繁荣。但对峙并非建筑于高水平的诗歌理念之上，而是建筑于低水平的偏狭执念之上，建筑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荒谬立场之上，建筑于因为自身的文化欠缺而带来的文化自卑，又因为要掩饰文化自卑而一味拼命强化自身是唯一合法、唯一真理的内在动机上。久之，在低水平对峙中，每个群体都给自己罩上厚厚的乌龟壳，故步自封，坐井观天。
近十多年来，这种状况对当代诗歌的发展损耗很大。汉语诗歌始终无法建立起正常的诗人与诗人交流和沟通的最低标准，无法建立起码的共识。不绝于耳的各种争吵，大部分与诗歌关联不大，吵的都是外在的主义。
每一种虚荣，都有一条非常容易进入的歧途。
政治虚荣心最大的歧途，便是使诗歌沦为意识形态对抗的工具。存天理，灭人性，用强大的政治、道德武装自己，而在事实上，放逐了诗歌本身。政治正确的嘴脸，由政治正确所带来的二元对立的嘴脸，以社会道德良知作为写作合法性的嘴脸，本就是诗歌的天敌。这种歧途，进一步导致诗人内心的干燥，越社会化就越取消自我，越正确就越偏离诗歌。
政治虚荣心在中国诗人的内心中根植甚深，来源大致有三：
一是中国人从小接受的诗歌教育本身就有这种倾向。对“诗言志”的理解，对批判现实主义的推崇等，都起到了某种心理暗示作用。中国的读者，喜欢要求诗人充当良知的代言者，充当意识形态反抗的主体，根源恐怕也在这里。
二是中国当代诗歌发端的时代关系。当代诗歌发端于20世纪60～70年代，空气中都充斥着意识形态荷尔蒙的时代；发端于食指、北岛；发端于带有意识形态对抗意味的“朦胧诗”。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诗人充当了思想的先驱，诗歌天生就具备的独立、自由的意志，无意间迎合了整个时代的心理需求。这是一个浪漫的巧合，是诗歌与那个时代的必然，而不构成诗歌与所有时代的必然。“朦胧诗”的传奇效应，时代赋予诗歌的英雄主义色彩，诱惑了很多年轻的诗人，政治虚荣心甚至是很多人开始写作的唯一因素，意识形态对抗使得诗人凌驾于诗歌之上。这种畸形的英雄主义自我实现方式，这种渴望充当时代的喇叭、思想的吹鼓手的虚妄念头，被后来的很多诗人警惕和反抗，并逐渐形成共识。
以政治虚荣心为写作依据的思潮，本来已经烟消云散，但在近年又有卷土重来之势。这种反复，根源是诗歌的边缘化。社会越来越功利，越来越以“实用”作为唯一标准，人们对诗歌的质疑和妖魔化就越剧烈。“写诗有什么用？”诗歌原本就不是以有用无用为标准，它是精神、生命、经验、意志、语言、美学等共同作用下的结晶体，追求的是永恒的价值。但这种价值无法清晰、简单地传达给大众。面对大众振振有词的一问，诗人只好摊开双手：是，没用，但我们愿意，可以吗？诗人放弃了阐释诗歌的机会，大众获得了评价诗歌的权力，对诗人提出了要求，要求诗人像他们接受过的诗歌教育里的样子，成为良知和道德的展现者，要求诗歌重新变得有用。在新世纪，互联网越发普及，中国人的表达欲望、言说欲望越来越强烈，对社会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满足着很多文人的英雄主义梦想，他们也确实备受关注。在互联网上，各种政治正确的坚定言论饱受追捧，摇滚歌手、媒体人、专栏作家、博客写手、大学教授、作家、商人……都摇身一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并且仿佛只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获得了某种文化上的道德优越感。对很多年轻时就胸怀英雄梦和时代先知梦的诗人来说，这构成了刺激。前一分钟他们被放逐，后一分钟他们上网，他们渴望重新回到焦点，重新变得有用。一方面是诗人被时代和大众放逐的焦虑，一方面是大众对诗人站出来鼓吹良知和成为道德代言人的浅薄需求。带着投机的欲望，不少诗人的政治虚荣心开始在写作中上升。
我并不反对有限度的政治虚荣心，我自己也是一个愿意对时代和社会保持敏感、保持关注，乃至随时以写作介入的诗人。但在这样的写作中，诗歌应该大于政治虚荣心，政治虚荣心应该对诗歌起到正向作用。残酷的是，我看到很多诗人以取消诗歌本身的规律为代价，口干舌燥、声嘶力竭地杀了过去。空洞的良知，乏味的道德，假大空的政治正确，非此即彼的反抗，陈词滥调的嗫嚅，几乎取消了诗歌的一切幽微、敏感、湿润。
先锋虚荣心的歧途在于，因自身的浅陋狭隘，一味把先锋置换成反文化，继而更鄙陋地置换成以没文化为荣，展示自己没文化。被刻意放大的没文化虚荣心和被刻意放大的文化虚荣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前者通常以流氓无产者的姿态出现，后者通常以饱学的文化贵族姿态出现，本质都是基于对文化的臣服和自卑。
先锋虚荣心的另一种歧途，则是将先锋精神的一个维度——对人性幽暗复杂的挖掘和对人性真实的尊重，简单置换到“我口写我心”的粗浅层面，甚至达不到“我口写我心”，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抵达心之微妙，只是停留在“我口写我最简单的动物性欲望”的层面。更有甚者，为了展露所谓的“先锋肌肉”，在写作中一味好勇斗狠，刻意追求粗鄙的表达方式，刻意炫耀流氓“无产者”的生活方式，用先锋标榜自己，以掩饰自卑。
先锋虚荣心的第三种歧途，是宣称自己发明了某种唯一的诗歌真理。某些语言诗派（他们认为语言是诗歌的唯一真理）甚至为此炮制出了类似于宗教教义那样的真理条款。最近的某个真理条款宣称，一切修辞都是远离诗歌的。我不反对，甚至欣赏某些诗人个人化的极端语言实验。坚决，乃至极端，确实可以成就某些诗人，放大他们坚持的美学理想，拓宽审美的范围。但“唯一真理”、对其本人的诗歌创作故步自封，以及其影响力所及的其他诗人的诗歌创作，带来的危害已经清晰可见。
我本人的诗歌理想之一，就是坚持诗歌写作的先锋性。我密切关注当代汉语诗歌每一个维度上的先锋性尝试，我知道每一个行走在先锋道路上的诗人在想什么，想干什么。非常遗憾，我确实感到，很多诗人因先锋的执念，被先锋所困；因耽于先锋的虚荣心，写作变成了一种外在的虚荣性写作、标签化写作，不再与内心有关。
21世纪初，我和我的朋友们发起了一场“下半身诗歌运动”，形成了一种先锋性写作潮流。其后，中国诗歌洋溢着“向下”、“崇低”的写作思潮，与“无产者”的生活方式结合后，更是泛滥成灾。很多人当时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对这些“向下”、“崇低”批评居多。有人认为我想保持个人的先锋话语权，有人认为我无法进一步向下，丧失了进一步的先锋。殊不知，在我看来，再怎么先锋，也不能使先锋沦为标签和形式，不能令对先锋的追求外在于诗歌。
我也曾因这种先锋的执念，有时剑走偏锋，好勇斗狠，不惜代价强行披挂先锋外衣。这样的写作尝试，与内心严重脱节，变成了一列脱轨的火车。如何将先锋性控制在与内心匹配的范围内，控制在诗歌写作内在逻辑的轨道上，是一个复杂的话题，绝非一味向下那么简单。
最近在读小招的一本遗作，他在2010年自杀身亡。说实话，我读得有些难受。阿坚写的序言说，我是小招生前“方方面面都服气”的诗人。阿坚还开列了一份小招热爱的诗人名单，每一个都带有强烈的先锋标签。在小招的整本诗集中，我看到这些诗人的影子，包括我的影子在内。我依然要说，这不是一本我喜欢的诗集。
在这本诗集中，小招几乎一一试穿了他喜欢的诗人的先锋外衣，每一件穿在身上都不合身。他对这种外在于内心的先锋性的追求，大于对诗歌本身的追求，他追逐着他们身上熠熠发光的先锋标签，像小孩收集阵亡战士的勋章，把勋章一一扎进皮肉，冲上想象中的诗歌战场，义无返顾。
在最后的一些诗歌中，小招的天才开始体现，他开始找到自己的嗓音。这种嗓音，我认为是当代诗歌先锋性探索的最前沿的嗓音。他开始尝试将自己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个人命运，较为天然地融入驾轻就熟的口语叙述，让其中的诗意自然呈现。可惜天不假年，这种开始走向成熟的写作戛然而止。
但这部分诗歌，诗意更多还是体现在与主流社会世界观的对抗中。这种对抗，甚至是洋洋得意的。这不诚实，或者说，并没有体现出“诚实”的能力，也就失去了这种写作最大的张力和微妙的诗意。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世界观、生活方式，“无产者”的生命直觉和生存意志，是天然的诗意。但这种天然的诗意，会被刻意的洋洋得意的炫耀式对抗削弱，不能抵达其中包孕的内心优势。生活和命运带来尴尬、痛苦、苦闷、孤绝、无奈、焦虑，才是内心真正的黄金，才是“人”的力量所在。
这几年，随着布考斯基的诗歌被翻译得越来越多，他成了中国先锋诗界很多人的新偶像。布考斯基的写作，几乎是先锋诗界各个流派过去十来年先锋美学追求的集大成。他看似随心所致、絮絮叨叨、流水账式的口语，轻松实现了语言诗派对于“无意义写作”的追求。他将个人生活的一切在叙述中直接呈现，使得诗歌充满了“身体感”、“直觉感”。他诗歌中呈现的人渣般的生活方式，与先锋诗界那些刻意强调与主流社会对抗的“无产者”生活方式天然一致。并且，作为一个沉迷酒色、早年穷困潦倒的诗人，布考斯基的活法，显得更加纯粹。我能理解先锋诗界这种如遇知己、如逢偶像的感觉，但同任何诗歌偶像一样，布考斯基为中国诗歌带来了更纯粹、更成熟的美学样本，但同时也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布考斯基的写作建基于天才般的对诗歌本质的认识，达到了写作的诚实，不夸大，不缩小，不胆怯，不回避、不刻意，诚实于自己的生存状态，诚实于自己的内心，没有刻意追求先锋，没有呈现任何对抗的姿态。生命之本真，自然就是诗。诗人所应追求的，不是任何一种生存状态，也不存在某种天然更接近诗歌的生存状态，而是每种生存状态与内心之间存在的微妙。此种微妙，即是诗。布考斯基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状态，与内心之间更富有撞击的张力，诗意更容易被发现，在绝伦无匹的语言天才和叙述能力的激发下，成就了他的写作。中国的很多先锋诗人，既无如此天才，又无对诗歌和生命的诚实之心，刻意模仿，离本质越来越远，也伤害了先锋的本意。有的诗人，活得很人渣，内心也如人渣般猥琐，却不知布考斯基的内心中有永恒的赤子，有高贵，有对生命的真诚，有纯正的人的力量。
先锋从来不是姿态，而是诗人的内心与语言在巨大的张力中融为一体，达到通往本真的深度与广度。相对传统的、已经形成的诗意，先锋是一种反动，进而形成或者发明新的诗意。若只追求反动的一面，以为越反动越先锋，偏离本质的诗意和诗意的本质，就会导致“先锋”与“诗歌”之间的南辕北辙。
上文提到的政治虚荣心和先锋虚荣心，持有者大抵是诗歌写作中的激进派。文化虚荣心和技术虚荣心，持有者更像是诗歌写作中的保守派。
在这四种虚荣心中，我最讨厌的是过度体现的文化虚荣心。我甚至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利用文化文饰诗歌的投机，而是站在了诗歌本质的对立面，站在文化的真实含义的对立面。
古今中外，都有一些文化虚荣心在诗歌中体现的例子。中国古代诗人对典故的痴迷（以宋朝江西诗派为最盛），美国诗人庞德野心勃勃的《诗章》，20世纪80年代流行一时的史诗写作以及“整体主义”写作，都在此列，都已经湮没在历史中。时间证明，这种趣味从来不是诗歌的大道。
最近几年，随着诗歌进一步边缘化，部分知名诗人的文化虚荣心应运而生，带着投机和讨好的意识，诗意不足文化补，恨不得把历史上的每条皱纹都搬到自己的诗歌里。“文而饰之”后的诗歌，长着吓人般煞有介事的，充斥着儒家、道家、佛教等文化国故的脸，骨子里却是没文化和对文化的无知。诗人跳起东方文化的大神，唬住了不少信众。这种伪造的东方文化诗歌，颇能与文史界所谓“新国学”之流形成呼应。
事实上，文化是内在的血脉，是流淌、运动着的。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在文化中，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不同背景的文化。每一首诗写出，就天然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本就在文化中，何必非要拿什么来“饰之”？何必非要从故纸堆中，拼凑出一些僵硬的典故、词汇，宣扬所谓东方文化，所谓“天人合一”，以此包装自我，糟蹋文化？
诗人，岂能如此卑贱！
更不堪者，则将东方的各种典章，儒释道、唐宋元，打碎，揉巴一下，填充进诗中，再发一些悲悯之感叹，一位“大师”俨然诞生了。对很多不懂得什么叫“原创能力”，对“原创”缺乏基本审美的读者来说，它们简直就是香甜的奶酪。故纸堆里的僵尸文化，故作端庄的语言，小关节处的悲悯抒情，添加一点政治正确的普世价值，几样东西一拼凑，蒙住一批自以为有文化追求的读者。作者和读者，这群自以为热爱文化的文盲，任何东西只要显得足够有“文化”，立即便如同泥人儿涂上油彩，被他们抬着轿子搬进庙里。此类诗人，大抵就是跳大神。此类诗人的拥趸，大抵就是巫婆神汉的信奉者。
文化虚荣心本身就是歧途，技术虚荣心则是诗人在对技术的高度迷恋过程中，逐渐失去控制，形成歧途。
在学院派诗歌写作中，陷身于这种状态的诗人为数不少。这也算是一种“玩物丧志”，一旦陷入，无力自拔。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人无不孜孜以求更有技术含量的语言表达，古代诗人即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技术自觉，技术甚至是写诗者从业余迈进专业的门槛。现在的问题是，当门槛变成“学问”，当技术成为诗人追求的唯一诗学，它们对诗歌本身的覆盖和反噬就开始了。
我有一位诗人朋友，深受学院派诗歌影响，我常常怀疑，学院派诗歌是他关心的诗歌的全部。他对我的诗歌有一些了解的兴趣，集中读了一批诗后，发短信给我：“你的诗歌不是文学，是人学，你是个框框之外的人，算你狠。”
我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这是表扬呢？还是批评呢？”
“表扬，高度表扬。”
他的表扬，以及他所说的“人学”，应该是指我的诗歌中对人性的尽可能呈现。但他同时又本能地有一种“不文学”的感觉，有一种“框框之外”的感觉。也就是说，对诗歌的文学性，他有一把尺子，一个框框，必须在框框之内，才能成为评价体系的一部分。这个框框是技术。技术成为尺子，成为体系，成为标准，我的写作没有进入这种学院派的技术体系，自然就成了“框框之外的人”。只是因为我够“狠”，直接杀到“人学”，才令他惊讶。
他的短信也令我惊讶。我自觉深知诗歌界不同思潮之间的隔膜，但没想到隔膜深到这种程度。学院派诗人中的一部分，垒起了一堵汉语诗歌的技术高墙，将自己围在墙中，构筑自己的技术诗学的小世界，乐在其中，精研修辞学，精研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关系，精研每一个诗句最与众不同的、最曲折、最生僻的表达。在他们的写作中，技术成为学问，技术的层层垒叠，遮蔽了诗歌。然后，为了证明自身追求的有效，他们用连篇累牍的论文，企图证明诗歌即技术。他们陷入无法逆转的迷途。
有一位前几年因病去世的著名诗人，我在读他的诗集时，不禁喟叹：技术的迷途对诗人的耽误实在太狠了。他早年的诗歌以轻灵见长，颇有天才。后期的诗歌，我每读一句，都要咬嚼半天。几乎在每一句中，他都竭尽全力精心体现技术，极尽复杂之能事，确实别开一番生面，也拓宽了语词的使用宽度。但诗歌整体抵达的情感、意识，并未因此加深，所呈现的空间，反被衬得逼仄、狭窄。精心雕琢了每一个词和每一种修辞后，诗句如混凝土般结实垒砌，“诗”困裹在内，挣扎难出。这样的诗歌，在学院派体系中备受推崇，我想，这是对其践行“技术诗学”的犒赏，但代价未免太大。
有人将这种对技术的极度推崇，理解为对诗歌写作的文本追求。但诗歌文本与“诗”之间，从来不是画等号的，诗歌是语言、技术、生命、情感、意志、个性错综难辨的结合体。以强调文本之名，用对技术的单一追求取代对“诗”的追求，是最大程度的因小失大。
政治虚荣心、先锋虚荣心、文化虚荣心、技术虚荣心的膨胀与泛滥，是我目力所及的中国当代诗人最容易陷入的写作歧途。我看到很多才华横溢的诗人，一旦陷入，立刻获得合法性、道德优势或诗歌的政治正确，固执无比，再也不能返身，不能单纯而本质地面对诗歌。这样的情况，对我的写作是极大的提醒。
这么多年，我的写作发生在中国当代诗歌最直接的写作现场，无时无刻不与这些虚荣心同在。这些虚荣心，也无时无刻不对我施加影响。我看到了它们，我从它们中汲取很多营养，但警惕得更多，也作出取舍。之所以用这篇文章作为诗集的序言，一是因为这是我这两年思考得较多的课题，二是因为在这篇文章中，我已经写出了自己的诗歌追求。
2012/07/24
沈浩波
我在这里所说的四种虚荣心，指的是当代中国诗歌中普遍存在的，渴望用某种姿态进入诗歌史的虚荣心。并且，中国当代诗人因不同的格格不入的虚荣心，构成了倾轧、分野，进而演变成不同的、故步自封的宗派。
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以下四种：政治虚荣心、先锋虚荣心、文化虚荣心和技术虚荣心。
我不认为有这些虚荣心是坏事，也不认为完全没有这些虚荣心的写作就是更纯粹的写作。相反，正因为拥有这样的虚荣心和由此带来的诗歌史野心，才使得一些诗人的写作，具备了强烈的文化意志和个人辨识度，使他们不仅仅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好诗人，更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重要诗人。我本人亦是如此。
但虚荣心和野心带来的诗学偏执，很容易变成对诗歌的伤害。诗人们囿于自身的固执、狭隘和偏见，将虚荣心膨胀为写作的唯一真理，凡“非我族类”皆视为歧途，使得原本只是附着在诗歌上的虚荣心变成了执念。这种强烈的外在执念，压倒诗歌本身，形成负面吞噬，令有才华的诗人在写作上无法寸进，甚至不断倒退。
同时，虚荣心背后的文化理念会产生“光晕”——一种强烈意志形成的吸附效应。每一个携带虚荣心的相对重要的诗人背后，都有大群意志薄弱的年轻或不年轻的追随者，造成越来越多的群体式诗歌对峙。这种对峙、争论、不服气，本身并非坏事，在初期，构成了理念的交锋式沟通，甚至构成了一种激进的繁荣。但对峙并非建筑于高水平的诗歌理念之上，而是建筑于低水平的偏狭执念之上，建筑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荒谬立场之上，建筑于因为自身的文化欠缺而带来的文化自卑，又因为要掩饰文化自卑而一味拼命强化自身是唯一合法、唯一真理的内在动机上。久之，在低水平对峙中，每个群体都给自己罩上厚厚的乌龟壳，故步自封，坐井观天。
近十多年来，这种状况对当代诗歌的发展损耗很大。汉语诗歌始终无法建立起正常的诗人与诗人交流和沟通的最低标准，无法建立起码的共识。不绝于耳的各种争吵，大部分与诗歌关联不大，吵的都是外在的主义。
每一种虚荣，都有一条非常容易进入的歧途。
政治虚荣心最大的歧途，便是使诗歌沦为意识形态对抗的工具。存天理，灭人性，用强大的政治、道德武装自己，而在事实上，放逐了诗歌本身。政治正确的嘴脸，由政治正确所带来的二元对立的嘴脸，以社会道德良知作为写作合法性的嘴脸，本就是诗歌的天敌。这种歧途，进一步导致诗人内心的干燥，越社会化就越取消自我，越正确就越偏离诗歌。
政治虚荣心在中国诗人的内心中根植甚深，来源大致有三：
一是中国人从小接受的诗歌教育本身就有这种倾向。对“诗言志”的理解，对批判现实主义的推崇等，都起到了某种心理暗示作用。中国的读者，喜欢要求诗人充当良知的代言者，充当意识形态反抗的主体，根源恐怕也在这里。
二是中国当代诗歌发端的时代关系。当代诗歌发端于20世纪60～70年代，空气中都充斥着意识形态荷尔蒙的时代；发端于食指、北岛；发端于带有意识形态对抗意味的“朦胧诗”。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诗人充当了思想的先驱，诗歌天生就具备的独立、自由的意志，无意间迎合了整个时代的心理需求。这是一个浪漫的巧合，是诗歌与那个时代的必然，而不构成诗歌与所有时代的必然。“朦胧诗”的传奇效应，时代赋予诗歌的英雄主义色彩，诱惑了很多年轻的诗人，政治虚荣心甚至是很多人开始写作的唯一因素，意识形态对抗使得诗人凌驾于诗歌之上。这种畸形的英雄主义自我实现方式，这种渴望充当时代的喇叭、思想的吹鼓手的虚妄念头，被后来的很多诗人警惕和反抗，并逐渐形成共识。
以政治虚荣心为写作依据的思潮，本来已经烟消云散，但在近年又有卷土重来之势。这种反复，根源是诗歌的边缘化。社会越来越功利，越来越以“实用”作为唯一标准，人们对诗歌的质疑和妖魔化就越剧烈。“写诗有什么用？”诗歌原本就不是以有用无用为标准，它是精神、生命、经验、意志、语言、美学等共同作用下的结晶体，追求的是永恒的价值。但这种价值无法清晰、简单地传达给大众。面对大众振振有词的一问，诗人只好摊开双手：是，没用，但我们愿意，可以吗？诗人放弃了阐释诗歌的机会，大众获得了评价诗歌的权力，对诗人提出了要求，要求诗人像他们接受过的诗歌教育里的样子，成为良知和道德的展现者，要求诗歌重新变得有用。在新世纪，互联网越发普及，中国人的表达欲望、言说欲望越来越强烈，对社会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满足着很多文人的英雄主义梦想，他们也确实备受关注。在互联网上，各种政治正确的坚定言论饱受追捧，摇滚歌手、媒体人、专栏作家、博客写手、大学教授、作家、商人……都摇身一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并且仿佛只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获得了某种文化上的道德优越感。对很多年轻时就胸怀英雄梦和时代先知梦的诗人来说，这构成了刺激。前一分钟他们被放逐，后一分钟他们上网，他们渴望重新回到焦点，重新变得有用。一方面是诗人被时代和大众放逐的焦虑，一方面是大众对诗人站出来鼓吹良知和成为道德代言人的浅薄需求。带着投机的欲望，不少诗人的政治虚荣心开始在写作中上升。
我并不反对有限度的政治虚荣心，我自己也是一个愿意对时代和社会保持敏感、保持关注，乃至随时以写作介入的诗人。但在这样的写作中，诗歌应该大于政治虚荣心，政治虚荣心应该对诗歌起到正向作用。残酷的是，我看到很多诗人以取消诗歌本身的规律为代价，口干舌燥、声嘶力竭地杀了过去。空洞的良知，乏味的道德，假大空的政治正确，非此即彼的反抗，陈词滥调的嗫嚅，几乎取消了诗歌的一切幽微、敏感、湿润。
先锋虚荣心的歧途在于，因自身的浅陋狭隘，一味把先锋置换成反文化，继而更鄙陋地置换成以没文化为荣，展示自己没文化。被刻意放大的没文化虚荣心和被刻意放大的文化虚荣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前者通常以流氓无产者的姿态出现，后者通常以饱学的文化贵族姿态出现，本质都是基于对文化的臣服和自卑。
先锋虚荣心的另一种歧途，则是将先锋精神的一个维度——对人性幽暗复杂的挖掘和对人性真实的尊重，简单置换到“我口写我心”的粗浅层面，甚至达不到“我口写我心”，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抵达心之微妙，只是停留在“我口写我最简单的动物性欲望”的层面。更有甚者，为了展露所谓的“先锋肌肉”，在写作中一味好勇斗狠，刻意追求粗鄙的表达方式，刻意炫耀流氓“无产者”的生活方式，用先锋标榜自己，以掩饰自卑。
先锋虚荣心的第三种歧途，是宣称自己发明了某种唯一的诗歌真理。某些语言诗派（他们认为语言是诗歌的唯一真理）甚至为此炮制出了类似于宗教教义那样的真理条款。最近的某个真理条款宣称，一切修辞都是远离诗歌的。我不反对，甚至欣赏某些诗人个人化的极端语言实验。坚决，乃至极端，确实可以成就某些诗人，放大他们坚持的美学理想，拓宽审美的范围。但“唯一真理”、对其本人的诗歌创作故步自封，以及其影响力所及的其他诗人的诗歌创作，带来的危害已经清晰可见。
我本人的诗歌理想之一，就是坚持诗歌写作的先锋性。我密切关注当代汉语诗歌每一个维度上的先锋性尝试，我知道每一个行走在先锋道路上的诗人在想什么，想干什么。非常遗憾，我确实感到，很多诗人因先锋的执念，被先锋所困；因耽于先锋的虚荣心，写作变成了一种外在的虚荣性写作、标签化写作，不再与内心有关。
21世纪初，我和我的朋友们发起了一场“下半身诗歌运动”，形成了一种先锋性写作潮流。其后，中国诗歌洋溢着“向下”、“崇低”的写作思潮，与“无产者”的生活方式结合后，更是泛滥成灾。很多人当时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对这些“向下”、“崇低”批评居多。有人认为我想保持个人的先锋话语权，有人认为我无法进一步向下，丧失了进一步的先锋。殊不知，在我看来，再怎么先锋，也不能使先锋沦为标签和形式，不能令对先锋的追求外在于诗歌。
我也曾因这种先锋的执念，有时剑走偏锋，好勇斗狠，不惜代价强行披挂先锋外衣。这样的写作尝试，与内心严重脱节，变成了一列脱轨的火车。如何将先锋性控制在与内心匹配的范围内，控制在诗歌写作内在逻辑的轨道上，是一个复杂的话题，绝非一味向下那么简单。
最近在读小招的一本遗作，他在2010年自杀身亡。说实话，我读得有些难受。阿坚写的序言说，我是小招生前“方方面面都服气”的诗人。阿坚还开列了一份小招热爱的诗人名单，每一个都带有强烈的先锋标签。在小招的整本诗集中，我看到这些诗人的影子，包括我的影子在内。我依然要说，这不是一本我喜欢的诗集。
在这本诗集中，小招几乎一一试穿了他喜欢的诗人的先锋外衣，每一件穿在身上都不合身。他对这种外在于内心的先锋性的追求，大于对诗歌本身的追求，他追逐着他们身上熠熠发光的先锋标签，像小孩收集阵亡战士的勋章，把勋章一一扎进皮肉，冲上想象中的诗歌战场，义无返顾。
在最后的一些诗歌中，小招的天才开始体现，他开始找到自己的嗓音。这种嗓音，我认为是当代诗歌先锋性探索的最前沿的嗓音。他开始尝试将自己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个人命运，较为天然地融入驾轻就熟的口语叙述，让其中的诗意自然呈现。可惜天不假年，这种开始走向成熟的写作戛然而止。
但这部分诗歌，诗意更多还是体现在与主流社会世界观的对抗中。这种对抗，甚至是洋洋得意的。这不诚实，或者说，并没有体现出“诚实”的能力，也就失去了这种写作最大的张力和微妙的诗意。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世界观、生活方式，“无产者”的生命直觉和生存意志，是天然的诗意。但这种天然的诗意，会被刻意的洋洋得意的炫耀式对抗削弱，不能抵达其中包孕的内心优势。生活和命运带来尴尬、痛苦、苦闷、孤绝、无奈、焦虑，才是内心真正的黄金，才是“人”的力量所在。
这几年，随着布考斯基的诗歌被翻译得越来越多，他成了中国先锋诗界很多人的新偶像。布考斯基的写作，几乎是先锋诗界各个流派过去十来年先锋美学追求的集大成。他看似随心所致、絮絮叨叨、流水账式的口语，轻松实现了语言诗派对于“无意义写作”的追求。他将个人生活的一切在叙述中直接呈现，使得诗歌充满了“身体感”、“直觉感”。他诗歌中呈现的人渣般的生活方式，与先锋诗界那些刻意强调与主流社会对抗的“无产者”生活方式天然一致。并且，作为一个沉迷酒色、早年穷困潦倒的诗人，布考斯基的活法，显得更加纯粹。我能理解先锋诗界这种如遇知己、如逢偶像的感觉，但同任何诗歌偶像一样，布考斯基为中国诗歌带来了更纯粹、更成熟的美学样本，但同时也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布考斯基的写作建基于天才般的对诗歌本质的认识，达到了写作的诚实，不夸大，不缩小，不胆怯，不回避、不刻意，诚实于自己的生存状态，诚实于自己的内心，没有刻意追求先锋，没有呈现任何对抗的姿态。生命之本真，自然就是诗。诗人所应追求的，不是任何一种生存状态，也不存在某种天然更接近诗歌的生存状态，而是每种生存状态与内心之间存在的微妙。此种微妙，即是诗。布考斯基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状态，与内心之间更富有撞击的张力，诗意更容易被发现，在绝伦无匹的语言天才和叙述能力的激发下，成就了他的写作。中国的很多先锋诗人，既无如此天才，又无对诗歌和生命的诚实之心，刻意模仿，离本质越来越远，也伤害了先锋的本意。有的诗人，活得很人渣，内心也如人渣般猥琐，却不知布考斯基的内心中有永恒的赤子，有高贵，有对生命的真诚，有纯正的人的力量。
先锋从来不是姿态，而是诗人的内心与语言在巨大的张力中融为一体，达到通往本真的深度与广度。相对传统的、已经形成的诗意，先锋是一种反动，进而形成或者发明新的诗意。若只追求反动的一面，以为越反动越先锋，偏离本质的诗意和诗意的本质，就会导致“先锋”与“诗歌”之间的南辕北辙。
上文提到的政治虚荣心和先锋虚荣心，持有者大抵是诗歌写作中的激进派。文化虚荣心和技术虚荣心，持有者更像是诗歌写作中的保守派。
在这四种虚荣心中，我最讨厌的是过度体现的文化虚荣心。我甚至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利用文化文饰诗歌的投机，而是站在了诗歌本质的对立面，站在文化的真实含义的对立面。
古今中外，都有一些文化虚荣心在诗歌中体现的例子。中国古代诗人对典故的痴迷（以宋朝江西诗派为最盛），美国诗人庞德野心勃勃的《诗章》，20世纪80年代流行一时的史诗写作以及“整体主义”写作，都在此列，都已经湮没在历史中。时间证明，这种趣味从来不是诗歌的大道。
最近几年，随着诗歌进一步边缘化，部分知名诗人的文化虚荣心应运而生，带着投机和讨好的意识，诗意不足文化补，恨不得把历史上的每条皱纹都搬到自己的诗歌里。“文而饰之”后的诗歌，长着吓人般煞有介事的，充斥着儒家、道家、佛教等文化国故的脸，骨子里却是没文化和对文化的无知。诗人跳起东方文化的大神，唬住了不少信众。这种伪造的东方文化诗歌，颇能与文史界所谓“新国学”之流形成呼应。
事实上，文化是内在的血脉，是流淌、运动着的。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在文化中，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不同背景的文化。每一首诗写出，就天然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本就在文化中，何必非要拿什么来“饰之”？何必非要从故纸堆中，拼凑出一些僵硬的典故、词汇，宣扬所谓东方文化，所谓“天人合一”，以此包装自我，糟蹋文化？
诗人，岂能如此卑贱！
更不堪者，则将东方的各种典章，儒释道、唐宋元，打碎，揉巴一下，填充进诗中，再发一些悲悯之感叹，一位“大师”俨然诞生了。对很多不懂得什么叫“原创能力”，对“原创”缺乏基本审美的读者来说，它们简直就是香甜的奶酪。故纸堆里的僵尸文化，故作端庄的语言，小关节处的悲悯抒情，添加一点政治正确的普世价值，几样东西一拼凑，蒙住一批自以为有文化追求的读者。作者和读者，这群自以为热爱文化的文盲，任何东西只要显得足够有“文化”，立即便如同泥人儿涂上油彩，被他们抬着轿子搬进庙里。此类诗人，大抵就是跳大神。此类诗人的拥趸，大抵就是巫婆神汉的信奉者。
文化虚荣心本身就是歧途，技术虚荣心则是诗人在对技术的高度迷恋过程中，逐渐失去控制，形成歧途。
在学院派诗歌写作中，陷身于这种状态的诗人为数不少。这也算是一种“玩物丧志”，一旦陷入，无力自拔。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人无不孜孜以求更有技术含量的语言表达，古代诗人即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技术自觉，技术甚至是写诗者从业余迈进专业的门槛。现在的问题是，当门槛变成“学问”，当技术成为诗人追求的唯一诗学，它们对诗歌本身的覆盖和反噬就开始了。
我有一位诗人朋友，深受学院派诗歌影响，我常常怀疑，学院派诗歌是他关心的诗歌的全部。他对我的诗歌有一些了解的兴趣，集中读了一批诗后，发短信给我：“你的诗歌不是文学，是人学，你是个框框之外的人，算你狠。”
我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这是表扬呢？还是批评呢？”
“表扬，高度表扬。”
他的表扬，以及他所说的“人学”，应该是指我的诗歌中对人性的尽可能呈现。但他同时又本能地有一种“不文学”的感觉，有一种“框框之外”的感觉。也就是说，对诗歌的文学性，他有一把尺子，一个框框，必须在框框之内，才能成为评价体系的一部分。这个框框是技术。技术成为尺子，成为体系，成为标准，我的写作没有进入这种学院派的技术体系，自然就成了“框框之外的人”。只是因为我够“狠”，直接杀到“人学”，才令他惊讶。
他的短信也令我惊讶。我自觉深知诗歌界不同思潮之间的隔膜，但没想到隔膜深到这种程度。学院派诗人中的一部分，垒起了一堵汉语诗歌的技术高墙，将自己围在墙中，构筑自己的技术诗学的小世界，乐在其中，精研修辞学，精研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关系，精研每一个诗句最与众不同的、最曲折、最生僻的表达。在他们的写作中，技术成为学问，技术的层层垒叠，遮蔽了诗歌。然后，为了证明自身追求的有效，他们用连篇累牍的论文，企图证明诗歌即技术。他们陷入无法逆转的迷途。
有一位前几年因病去世的著名诗人，我在读他的诗集时，不禁喟叹：技术的迷途对诗人的耽误实在太狠了。他早年的诗歌以轻灵见长，颇有天才。后期的诗歌，我每读一句，都要咬嚼半天。几乎在每一句中，他都竭尽全力精心体现技术，极尽复杂之能事，确实别开一番生面，也拓宽了语词的使用宽度。但诗歌整体抵达的情感、意识，并未因此加深，所呈现的空间，反被衬得逼仄、狭窄。精心雕琢了每一个词和每一种修辞后，诗句如混凝土般结实垒砌，“诗”困裹在内，挣扎难出。这样的诗歌，在学院派体系中备受推崇，我想，这是对其践行“技术诗学”的犒赏，但代价未免太大。
有人将这种对技术的极度推崇，理解为对诗歌写作的文本追求。但诗歌文本与“诗”之间，从来不是画等号的，诗歌是语言、技术、生命、情感、意志、个性错综难辨的结合体。以强调文本之名，用对技术的单一追求取代对“诗”的追求，是最大程度的因小失大。
政治虚荣心、先锋虚荣心、文化虚荣心、技术虚荣心的膨胀与泛滥，是我目力所及的中国当代诗人最容易陷入的写作歧途。我看到很多才华横溢的诗人，一旦陷入，立刻获得合法性、道德优势或诗歌的政治正确，固执无比，再也不能返身，不能单纯而本质地面对诗歌。这样的情况，对我的写作是极大的提醒。
这么多年，我的写作发生在中国当代诗歌最直接的写作现场，无时无刻不与这些虚荣心同在。这些虚荣心，也无时无刻不对我施加影响。我看到了它们，我从它们中汲取很多营养，但警惕得更多，也作出取舍。之所以用这篇文章作为诗集的序言，一是因为这是我这两年思考得较多的课题，二是因为在这篇文章中，我已经写出了自己的诗歌追求。
2012/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