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二、明代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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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朝钱币铸造与流通
重新统一中国的明王朝无论从政治领域，对外交往还是经济领域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其长达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里，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货币的铸造与流通也有其特点，明朝前期，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八年正式发行了“大明宝钞”，重新统一了纸币的发行流通。纸币是由政府强制发行流通的，而朝廷又没有限制其发行额度，虽曾严禁金银，但最后也同元朝一样无法阻止宝钞不断的贬值。此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交易中自发的形成了用银用铜钱的状况。到明朝中期，孝宗年间，纸币制度已名存实亡，形成了“积之市肆，过者不顾”的局面。中期以后，白银成为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货币，形成了以白银为主，以铜钱为铺的货币流通制度构成了封建时代后期货币流通的新特点。
明清两朝把官制铜钱称为“制钱”，明朝铜钱的铸行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明太祖洪武至明穆宗隆庆时期经历十二位帝王，其中只有六位铸钱，且都数量有限。自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才大量铸钱。直至明崇祯时期钱币铸行无度，钱制复杂，优劣不等，局面愈来愈恶劣。
明代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命京城（南京）工部宝源局及各省宝泉局铸行“洪武通宝”明朝时由工部主管铸钱，下设宝源局。朱元璋为避讳元朝的元字把所铸之钱钱文一律叫通宝而不叫元宝，而不只是为避讳他自己的名字，以后所铸之钱也都没有元宝钱文。洪武通宝钱制沿续元末朱元璋所铸“大中通宝”的形制，分为五等，规定小平钱，每文重一钱，折二钱重二钱，当三钱重三钱，当五钱重五钱，当十钱重一两。同时继铸大中通宝钱。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纸币，规定大明宝钞每贯合铜钱一千文或值银一两，宝钞四贯合黄金一两。并且实行铜钱与宝钞并用的政策，但禁止金银流通，只能向政府兑换。明朝为推行纸币的流通，当年就停止了中央及各地方钱局的铸钱。到第二年全部停铸铜钱。明朝洪武十年，又恢复宝源局与各省钱局铸小钱至洪武二十年后又停铸。洪武二十六年，改变钱制，重新铸五等钱，按洪武元年铸行规定，后又改铜钱每文重一钱两分。其它四等钱，依照小平钱之重递增。洪武二十六年七月只准京师宝源局铸钱，其它各省再次停铸。到八月，因宝钞流通受阻，为坚决实行纸币制度再次禁止使用铜钱。直到明宣宗宣德未年，历时长达四十一年。
明朝洪武年间，全国各省除少数省外，都没有铸钱炉，年铸钱约十九万贯，其中洪武五年时铸钱最多。洪武《铸钱则例》规定，铸钱应用生铜。但当时铜材稀缺，所以就普遍用废钱和旧铜铸造，因铜质复杂，纯度不一，而造成“洪武通宝”成色不一的情况。
明成祖朱棣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铸行了“永乐通宝”，此钱铜色紫红，为真书直读，全部为小平钱，光背无文，钱币直径2.5厘米，制作上精致统一，钱文秀逸，笔画端庄。永乐通宝钱中也有折三大钱，但传世仅一枚，为孤品（现存上海博物馆），此钱史书上并无记载，而且当时正禁止用铜钱，应属试铸品并未发行。当时开铸钱局有两京（北京、南京）、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六处，其版式的差别，微乎其微，勉强区分，“永”字的横笔有长短两种，“宝”字的两点有接离两种，钱穿有大小之别。我国曾在西沙群岛的一艘明代沉船上发现了永乐通宝钱万余枚。此外，日本的丰臣秀吉曾用金银铜仿制过一批，分为打制和铸造两种，铸造钱与明“永乐”钱很相似。
明宣宗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开铸“宣德通宝”，钱制沿永乐成规，皆为小平钱，光背无文，真书直读，制作上稍逊于“永乐通宝”，书法一般，版别较少，相比同时期所出的“宣德炉”铜器相差很大。传世量少于永乐钱。宣德钱只是两京宝源局及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宝泉局铸行了十万贯，数量不多。永乐、宣德两朝铸钱所开钱局相同，连两京在内也只有六处鼓铸，每年铸行也都不超过十万贯。
自宣德九年后，到明孝宗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共六十八年未再铸钱。孝宗弘治年间宝钞信用动摇，百姓不肯使用，甚至出现了以物易物的情况。十贯宝纱换不到三文钱，明政府认为再不发行铜钱，就将无法挽回宝纱信用，且很多利益也被私铸商贩赚取，便下诏命两京及全国十三省重新开炉铸钱。铸行“弘治通宝”，此钱皆为小平钱。光背无文，真书直读。此钱版本较多，各地所出，略有差异。传世有一“弘治通宝”大钱，为孤品。“弘治通宝”曾由原重一钱增加到一钱二分。弘治钱制作书法都较一般，且铸量也不多，没有达到要求的数额，因为改钱重铸新钱之时孝宗已死，明武宗继位，改元正德，此钱即停铸。
明世宗嘉靖六年开铸“嘉靖通宝”，为光背小平钱，真书直读，但含有隶意，此钱存世较多。在铸行方面，朝廷先下诏命令两京宝源局开铸此钱，并令工部按照永乐、宣德时铸钱标准在其它四省开铸，铸量比永乐、宣德时略有增加。“嘉靖通宝”初定每文钱重一钱二分，千钱重七斤八两。到嘉靖四十三年时，改为每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千钱重八斤。此外嘉靖通宝钱开始采用黄铜铸钱，同时为防止私铸，还提高了铸钱工艺，铸造出火漆、镟边、金背等钱，火漆就是二次溶炼。旋边就是用旋车锉磨边缘，金背是指经四火熔炼之黄铜，俗称“四火黄铜”。嘉靖通宝钱大都为小平钱，仅在二十三年时，令工部宝源局仿洪武钱五等式铸小平、折二，当三，当十大钱，于钱背穿右侧铸：“二钱、三钱、五钱及一两”，一两钱穿上再加铸“字十”，此套钱为记重钱，各只铸三万，且并未流通，只为充实内库。因为并未流通，因此传世也少，传世品中有一背穿右直书“一钱”的记重钱，为孤品。世宗所出的钱比前代各钱要精美。
明穆宗隆庆四年，铸行“隆庆通宝”。此钱皆为小平钱，光背无文，真书直读。隆庆通宝钱制每文重一钱三分，有金背、火漆。隆庆时期铸钱比嘉靖时减少，当年两京铸钱仅二万贯，只及嘉靖时两京铸额的一半。
明朝前期的这一阶段，因大力奉行宝钞政策，对铜钱控制严格，三番两次停铸，禁用，即使开禁也有限制，要不就收入内库，充作库存。所以造成两种结果，一是民间私铸猖獗，可民间又因铜材缺乏，就用古钱，但古钱也有限，于是就私铸古钱，以作流通，这是因为私铸本朝钱币刑罚很重；二是促使白银使用普遍化，明时把银铸成马鞍形，名日“元宝”，也有其它形状，称“银锭”。
铸钱量上升是在明神宗万历时期，这是明代铸钱的转折，也是明朝的转折。神宗万历四年，开铸“万历通宝”，此钱版本较多，万历小平钱为真书直读，大多背无文，少数背铸有文字或星月纹，但都较罕见。万历通宝钱有折二钱，也为真书直读，狭郭，双点通，钱径为2、8厘米；“万历通宝“大钱传世只有一枚，为孤品。万历通宝钱由两京及全国各省为铸行，两京铸金背、火漆，其它各地只许铸镟边。万历二十年援助朝鲜对抗日本侵略战争开始后，开支递增数十倍，但收入却减少近一半。明朝政府应对的办法就是铸钱，以补充财政收入。万历二十年以前，全国铸钱局只有六十座钱炉，到二十年时增加到一百座炉，三十年时，户部等机构新开二百五十座钱炉，应天府也添一百炉，一年便增加三百五十炉，本来户部只管纸钞，工部管铸钱。此时宝钞已停，户部改铸钱，此事一开，全国各地纷纷效仿，起炉铸钱，一时全国有多少钱炉就无法统计了。由于铸量明显增加，而铜材又缺乏，铜价上涨，许多临时官炉无利可图，开炉不久即关门大吉，工人们无以为生，便自行私铸，他们铸的有的不比官铸的差，有的则很粗劣，当时私钱名称很多，像歪脖、尖脚、胖头等等，流传很广，至崇祯时仍存，现存的也有。
明光宗未铸钱，因其在位仅数月，未及铸钱，其子明熹宗于天启元年先补铸其父年号“泰昌”钱，称“泰昌通宝”。此钱为小平钱，真书直读，铜色淡红，也有黄铜钱，版本不多，有背月，背星钱，还有钱径达2.9厘米，大如折二钱的宽郭大样钱；也有钱径2.3-2.4厘米的小钱。明熹宗铸泰昌通宝钱只一年，次年便开铸“天启通宝”，同年设立了户部宝泉局，称“钱法堂”，从此由户部主管铸钱。所铸钱币主要用于军需，军队的铸钱炉只保留西北三镇，东南的一律取消，这时全国形成了三个造币中心，分别为两京及四川地区，但天启三年（公元1628年），宦官魏忠贤专权，宦官乱政，滥铸情况又出现，地方钱局大量出现，因此所铸的天启钱版本极多，差异大。钱背文大量的出现记地，记局，记重等形式。此前仅万历时期出现过，但版本有限。所以明朝钱币制式的复杂时期是从天启年间开始的。天启年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继以往的方法，仍采用增加铸钱量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省钱局滥钱恶钱，好赚取利润。大量的轻劣钱掺入官钱充数，与明朝前期制钱力求精整美观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启通宝”初铸为小平钱，后开铸当十钱。天启五年，因官私所铸大钱过多过劣，下令停铸，并由朝廷出白银，回收当十钱，其大钱铸期不过三年；天启钱钱重原定一钱三分，千钱重八斤八两，但后来由于官铸过于滥恶，小钱仅重七分，千钱仅重四斤八两，含铜量不足三成。此外有一种用日本铅锡销熔入铜所铸的铜呈折色的“折沙钱”就是此时所铸。天启小平钱分背无文和背有文两大类，背文比万历钱复杂，背铸有星月纹的种类多；背有文分记重，记事，记局、记地。背记事为“奉旨”二字，是当时宦官、大臣奉旨办事造钱的意思。“天启通宝”小平钱不仅背文多，其它如字文大小，文字水平，轮郭宽窄，钱文结构也有诸多不同，很复杂多变。“天启通宝”当十钱也分背无文和背有文两类，折二钱则大都背无文，存世也较少。这两种钱皆较少见。
天启七年，明熹宗去世，思宗即位，于崇祯元年开铸“崇祯通宝”，开始规定每铸钱一文，用铜两钱。力图恢复嘉靖，隆庆旧制，但并没有维持下去，因为明朝末期社会弊端严重，朝廷财政几近崩溃。各地钱局大肆滥铸，所铸之钱、文字、大小、轻重不一，相差很大，背文更为繁杂多样，比天启犹有过之。因此崇祯钱为我国古钱中最为复杂的一种。（详见崇祯钱币）
2、明末农民起义军钱币
明朝末年的两位主要起义军领导人都铸造过自己的钱币。
永昌通宝是明末著名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所建政权铸造的钱币。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自幼给地主家放羊，当过银川驿卒。后投身起义军，李自成带领广大起义群众，同明朝封建统治集团作残酷斗争，先后攻占了陕西、河南等广大地区，后兵分两路，攻打明王朝的心脏——北京。一路由李自成亲自率领，下平阳，破汾州，驱太原，奔大同，沿着阳和，宣府直抵居庸关；另一路人马出井径，占大名，取真定，夹攻京师。从“正月初八日西安府起兵，至破京城才七十日，所过七十余州县，无不开门迎降。偌大京城，一旦便破（《甲申纪事》赵士锦）。三月，李自成率大军攻入北京城，崇祯帝于煤山自尽。
明朝末年，统治者横征暴敛，人民负担极重。大顺军在进攻北京时，就发出文告，揭露明朝腐朽的弊端，起义之初也提出过“均田免粮”“割富济贫“等口号，从而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初，民间就传说着这样的歌谣”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阎王，阎王来时不纳粮”，足见人民对这支起义军的厚望。但是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却逐渐失去了农民军本色，逐渐失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他们的领导者没有完整的政治纲领和军事部署，只满足于“均田免粮“的口号，并且提出“追脏助饷”，到最后为了追索钱财，造成了军纪的败坏。竞相掠夺钱财，起义军战斗力大为削弱。这时北方的满清军队和明朝残余势力对起义军形成了夹击之势，起义军形势急转直下，而此时农民领袖们却在思想上骄傲轻敌，生活上享乐成风，导致了最后军心涣散，失去了战斗力。四月，明朝叛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与大顺军决战，李自成失败，退出北京。后辗转战斗至湖北九宫山时，不幸被杀（历史上的一种说法）。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李自成的“永昌通宝”正是农民起义的历史见证。所见“永昌通宝”铜钱分小平、折五两种，均为楷书，背无文。但版别较复杂，仅小平就达20多种，区别集中在“永”字的写法上。“永”字常由“二水”字样组成，称“二水永”。也有“永”字第一笔为一点，第二笔为“一”字等，“永昌通宝”钱应是李自成为平抑当时腾高的物价而铸的。
“大顺通宝”和“西王赏功”则是明末另一位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政权的铸钱，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出身苦寒，幼年随父贩枣，遭人欺凌，后在米脂参加农民起义，与高迎样、李自成同为陕西府起义领袖王自用的部将，号称“八大王”。起义军转战山西、河南等地，声势浩大。以后起义军分成两支，李自成则追随高迎样走向西北，而张献忠则向东南发展，转战在江淮流域。后来在强大的明军进攻时，张献忠曾一度假意投降，迷惑明军，以待时机。他命令军队不服从明军调遣，加紧屯集粮草，打造武器，后于湖北谷城再举义旗，与明军战斗。以后张献忠转战湖北，攻下武昌，称大西王。后又南下攻占长沙，控制湖南全省，湖北南部等地区。随后攻入四川，在成都建占大西政权，取年号大顺。张献忠在成都立足不久，就与南进的清军展开恶战。大顺三年（公元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与清军战斗时中箭牺牲。
“大顺通宝”是张献忠在成都称帝时所铸，国号为大西，设置王府，六部官司员，并开铸钱局，取当地王府古玩器皿和城中寺院铜像铸成钱的。因此“大顺通宝”铜色呈金黄，光润精致。传说过去民间妇女把它打制成首饰头饰，灿若赤金。“大顺通宝”仅小平铜钱一种，楷书，分背无文和背文“工”、“户”、“川户”三种。“工”“户”字应为工部，户部分铸的。以背文“川户”者最罕见。
“西王赏功”钱应是张献忠占据武昌称大西王时所铸。该钱是颁赏给对敌作战有功将士的钱形奖章，属纪念性质，不是流通钱，“西王常功”面文楷书，顺读背无文，直径五厘米，字体端庄，笔画挺拔，制作较精致。有金、银、铜三种，存世极少，为极罕见品
3、南明时期的钱币
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兵攻下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后来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清军开始征战中原，明朝在南方的宗室藩王们前后相继建立了政权，继续用大明国号，同清军对抗，这几个短命政权，统称为南明政权，其中有四个政权铸过钱。
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史可法等人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位，第二年改元弘光，铸行“弘光通宝”。有小平，折二钱两种。但此钱仅铸行了一年，福王政权就被清军推翻了。同年六月。鲁王朱以海在绍兴铸“大明通宝”，皆为小平钱，此钱真书直读，分为背有文及背无文两类。顺治元年，鲁王失败，逃至厦门，投奔郑成功。大明通宝钱铸行有六年时间。顺治二年，南明礼部尚书黄道周等人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改元隆武，铸行“隆武通宝”，有小平，折二两种，此钱为真书直读；小平钱分背有文及无文两类。此外还有“隆武通宝”铁钱，较为罕见。隆武二年，清军攻入闽，唐王政权灭亡。顺治四年，桂王朱由榔在广东即位，改元永历，次年铸行“永历通宝”，有小平，折二、及背文五厘、一分四等钱。
唐王政权灭亡后，明朝两广总督丁魁楚等人共推桂王朱由榔监国，后在桂林称帝，建元永历。在南明四个政权中，桂王政权是存在时间最久的一个，先后延续了十六年，桂王政权曾控制过云贵，两广，湘，川等广大地区，而且与李自成、张献忠的余部李定国、李锦等人结成“统一战线”，联合抗清。但后来内受宵小权臣钳制，外受吴三桂追逼，进入缅甸，后被缅人献于清廷，为吴三桂杀害于云南昆明。
“永历通宝”铸行时间分为两阶段，永历二年至六年初，是永历政权在广东，云南，四川，等地区抗清时期，在清军连续进攻下，政权处于不停的变动中，铸造地点也常常发生变化。永历六年二月至十三年二月，永明王退入缅甸前，在云贵地区铸造时期，铸地较固定。先是永历五年二月，占有云贵地的孙可望接受永明王封号，联合抗清，也在云贵地区铸有“永历通宝”钱。永历通宝钱版本较多，有小平、折二、折五、当十，面文皆为直读，书体以真书为主，有行，篆，隶，分背有文和背无文两大类。其中有一种小平钱，背文分别铸有永历帝的敕文十二字：“御、敕、督、部、道、府、留、粤、辅、明、定、国”有称之为敕文钱，敕语钱的。意思之一是皇帝命令各级文武官员留守广东，辅佐大明，恢复江山。这种把旨意铸在钱背上的情况是少见的。其中背“府”、“道”、“明”、极罕见，要想收齐这十二字钱极为困难。此外，折二钱中有行、篆对钱，应是郑成功所铸，郑成功在台湾抗清时一直使用永历钱。永历通宝钱背“二厘”、“五厘”，“壹分”钱，背文所记皆为折银值的意思，系权银钱，折银使用。永历通宝钱铸行时间长，铸造地点多，铸行地域广，版别也多，较为复杂。这与永历政权是南明五朝中存在时间最长，领土最广，且政权所在地不断变换迁徒有关，其中云南、贵州、福建都是永历钱的重要铸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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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朝钱币铸造与流通
重新统一中国的明王朝无论从政治领域，对外交往还是经济领域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其长达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里，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货币的铸造与流通也有其特点，明朝前期，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八年正式发行了“大明宝钞”，重新统一了纸币的发行流通。纸币是由政府强制发行流通的，而朝廷又没有限制其发行额度，虽曾严禁金银，但最后也同元朝一样无法阻止宝钞不断的贬值。此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交易中自发的形成了用银用铜钱的状况。到明朝中期，孝宗年间，纸币制度已名存实亡，形成了“积之市肆，过者不顾”的局面。中期以后，白银成为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货币，形成了以白银为主，以铜钱为铺的货币流通制度构成了封建时代后期货币流通的新特点。
明清两朝把官制铜钱称为“制钱”，明朝铜钱的铸行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明太祖洪武至明穆宗隆庆时期经历十二位帝王，其中只有六位铸钱，且都数量有限。自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才大量铸钱。直至明崇祯时期钱币铸行无度，钱制复杂，优劣不等，局面愈来愈恶劣。
明代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命京城（南京）工部宝源局及各省宝泉局铸行“洪武通宝”明朝时由工部主管铸钱，下设宝源局。朱元璋为避讳元朝的元字把所铸之钱钱文一律叫通宝而不叫元宝，而不只是为避讳他自己的名字，以后所铸之钱也都没有元宝钱文。洪武通宝钱制沿续元末朱元璋所铸“大中通宝”的形制，分为五等，规定小平钱，每文重一钱，折二钱重二钱，当三钱重三钱，当五钱重五钱，当十钱重一两。同时继铸大中通宝钱。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纸币，规定大明宝钞每贯合铜钱一千文或值银一两，宝钞四贯合黄金一两。并且实行铜钱与宝钞并用的政策，但禁止金银流通，只能向政府兑换。明朝为推行纸币的流通，当年就停止了中央及各地方钱局的铸钱。到第二年全部停铸铜钱。明朝洪武十年，又恢复宝源局与各省钱局铸小钱至洪武二十年后又停铸。洪武二十六年，改变钱制，重新铸五等钱，按洪武元年铸行规定，后又改铜钱每文重一钱两分。其它四等钱，依照小平钱之重递增。洪武二十六年七月只准京师宝源局铸钱，其它各省再次停铸。到八月，因宝钞流通受阻，为坚决实行纸币制度再次禁止使用铜钱。直到明宣宗宣德未年，历时长达四十一年。
明朝洪武年间，全国各省除少数省外，都没有铸钱炉，年铸钱约十九万贯，其中洪武五年时铸钱最多。洪武《铸钱则例》规定，铸钱应用生铜。但当时铜材稀缺，所以就普遍用废钱和旧铜铸造，因铜质复杂，纯度不一，而造成“洪武通宝”成色不一的情况。
明成祖朱棣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铸行了“永乐通宝”，此钱铜色紫红，为真书直读，全部为小平钱，光背无文，钱币直径2.5厘米，制作上精致统一，钱文秀逸，笔画端庄。永乐通宝钱中也有折三大钱，但传世仅一枚，为孤品（现存上海博物馆），此钱史书上并无记载，而且当时正禁止用铜钱，应属试铸品并未发行。当时开铸钱局有两京（北京、南京）、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六处，其版式的差别，微乎其微，勉强区分，“永”字的横笔有长短两种，“宝”字的两点有接离两种，钱穿有大小之别。我国曾在西沙群岛的一艘明代沉船上发现了永乐通宝钱万余枚。此外，日本的丰臣秀吉曾用金银铜仿制过一批，分为打制和铸造两种，铸造钱与明“永乐”钱很相似。
明宣宗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开铸“宣德通宝”，钱制沿永乐成规，皆为小平钱，光背无文，真书直读，制作上稍逊于“永乐通宝”，书法一般，版别较少，相比同时期所出的“宣德炉”铜器相差很大。传世量少于永乐钱。宣德钱只是两京宝源局及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宝泉局铸行了十万贯，数量不多。永乐、宣德两朝铸钱所开钱局相同，连两京在内也只有六处鼓铸，每年铸行也都不超过十万贯。
自宣德九年后，到明孝宗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共六十八年未再铸钱。孝宗弘治年间宝钞信用动摇，百姓不肯使用，甚至出现了以物易物的情况。十贯宝纱换不到三文钱，明政府认为再不发行铜钱，就将无法挽回宝纱信用，且很多利益也被私铸商贩赚取，便下诏命两京及全国十三省重新开炉铸钱。铸行“弘治通宝”，此钱皆为小平钱。光背无文，真书直读。此钱版本较多，各地所出，略有差异。传世有一“弘治通宝”大钱，为孤品。“弘治通宝”曾由原重一钱增加到一钱二分。弘治钱制作书法都较一般，且铸量也不多，没有达到要求的数额，因为改钱重铸新钱之时孝宗已死，明武宗继位，改元正德，此钱即停铸。
明世宗嘉靖六年开铸“嘉靖通宝”，为光背小平钱，真书直读，但含有隶意，此钱存世较多。在铸行方面，朝廷先下诏命令两京宝源局开铸此钱，并令工部按照永乐、宣德时铸钱标准在其它四省开铸，铸量比永乐、宣德时略有增加。“嘉靖通宝”初定每文钱重一钱二分，千钱重七斤八两。到嘉靖四十三年时，改为每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千钱重八斤。此外嘉靖通宝钱开始采用黄铜铸钱，同时为防止私铸，还提高了铸钱工艺，铸造出火漆、镟边、金背等钱，火漆就是二次溶炼。旋边就是用旋车锉磨边缘，金背是指经四火熔炼之黄铜，俗称“四火黄铜”。嘉靖通宝钱大都为小平钱，仅在二十三年时，令工部宝源局仿洪武钱五等式铸小平、折二，当三，当十大钱，于钱背穿右侧铸：“二钱、三钱、五钱及一两”，一两钱穿上再加铸“字十”，此套钱为记重钱，各只铸三万，且并未流通，只为充实内库。因为并未流通，因此传世也少，传世品中有一背穿右直书“一钱”的记重钱，为孤品。世宗所出的钱比前代各钱要精美。
明穆宗隆庆四年，铸行“隆庆通宝”。此钱皆为小平钱，光背无文，真书直读。隆庆通宝钱制每文重一钱三分，有金背、火漆。隆庆时期铸钱比嘉靖时减少，当年两京铸钱仅二万贯，只及嘉靖时两京铸额的一半。
明朝前期的这一阶段，因大力奉行宝钞政策，对铜钱控制严格，三番两次停铸，禁用，即使开禁也有限制，要不就收入内库，充作库存。所以造成两种结果，一是民间私铸猖獗，可民间又因铜材缺乏，就用古钱，但古钱也有限，于是就私铸古钱，以作流通，这是因为私铸本朝钱币刑罚很重；二是促使白银使用普遍化，明时把银铸成马鞍形，名日“元宝”，也有其它形状，称“银锭”。
铸钱量上升是在明神宗万历时期，这是明代铸钱的转折，也是明朝的转折。神宗万历四年，开铸“万历通宝”，此钱版本较多，万历小平钱为真书直读，大多背无文，少数背铸有文字或星月纹，但都较罕见。万历通宝钱有折二钱，也为真书直读，狭郭，双点通，钱径为2、8厘米；“万历通宝“大钱传世只有一枚，为孤品。万历通宝钱由两京及全国各省为铸行，两京铸金背、火漆，其它各地只许铸镟边。万历二十年援助朝鲜对抗日本侵略战争开始后，开支递增数十倍，但收入却减少近一半。明朝政府应对的办法就是铸钱，以补充财政收入。万历二十年以前，全国铸钱局只有六十座钱炉，到二十年时增加到一百座炉，三十年时，户部等机构新开二百五十座钱炉，应天府也添一百炉，一年便增加三百五十炉，本来户部只管纸钞，工部管铸钱。此时宝钞已停，户部改铸钱，此事一开，全国各地纷纷效仿，起炉铸钱，一时全国有多少钱炉就无法统计了。由于铸量明显增加，而铜材又缺乏，铜价上涨，许多临时官炉无利可图，开炉不久即关门大吉，工人们无以为生，便自行私铸，他们铸的有的不比官铸的差，有的则很粗劣，当时私钱名称很多，像歪脖、尖脚、胖头等等，流传很广，至崇祯时仍存，现存的也有。
明光宗未铸钱，因其在位仅数月，未及铸钱，其子明熹宗于天启元年先补铸其父年号“泰昌”钱，称“泰昌通宝”。此钱为小平钱，真书直读，铜色淡红，也有黄铜钱，版本不多，有背月，背星钱，还有钱径达2.9厘米，大如折二钱的宽郭大样钱；也有钱径2.3-2.4厘米的小钱。明熹宗铸泰昌通宝钱只一年，次年便开铸“天启通宝”，同年设立了户部宝泉局，称“钱法堂”，从此由户部主管铸钱。所铸钱币主要用于军需，军队的铸钱炉只保留西北三镇，东南的一律取消，这时全国形成了三个造币中心，分别为两京及四川地区，但天启三年（公元1628年），宦官魏忠贤专权，宦官乱政，滥铸情况又出现，地方钱局大量出现，因此所铸的天启钱版本极多，差异大。钱背文大量的出现记地，记局，记重等形式。此前仅万历时期出现过，但版本有限。所以明朝钱币制式的复杂时期是从天启年间开始的。天启年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继以往的方法，仍采用增加铸钱量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省钱局滥钱恶钱，好赚取利润。大量的轻劣钱掺入官钱充数，与明朝前期制钱力求精整美观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启通宝”初铸为小平钱，后开铸当十钱。天启五年，因官私所铸大钱过多过劣，下令停铸，并由朝廷出白银，回收当十钱，其大钱铸期不过三年；天启钱钱重原定一钱三分，千钱重八斤八两，但后来由于官铸过于滥恶，小钱仅重七分，千钱仅重四斤八两，含铜量不足三成。此外有一种用日本铅锡销熔入铜所铸的铜呈折色的“折沙钱”就是此时所铸。天启小平钱分背无文和背有文两大类，背文比万历钱复杂，背铸有星月纹的种类多；背有文分记重，记事，记局、记地。背记事为“奉旨”二字，是当时宦官、大臣奉旨办事造钱的意思。“天启通宝”小平钱不仅背文多，其它如字文大小，文字水平，轮郭宽窄，钱文结构也有诸多不同，很复杂多变。“天启通宝”当十钱也分背无文和背有文两类，折二钱则大都背无文，存世也较少。这两种钱皆较少见。
天启七年，明熹宗去世，思宗即位，于崇祯元年开铸“崇祯通宝”，开始规定每铸钱一文，用铜两钱。力图恢复嘉靖，隆庆旧制，但并没有维持下去，因为明朝末期社会弊端严重，朝廷财政几近崩溃。各地钱局大肆滥铸，所铸之钱、文字、大小、轻重不一，相差很大，背文更为繁杂多样，比天启犹有过之。因此崇祯钱为我国古钱中最为复杂的一种。（详见崇祯钱币）
2、明末农民起义军钱币
明朝末年的两位主要起义军领导人都铸造过自己的钱币。
永昌通宝是明末著名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所建政权铸造的钱币。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自幼给地主家放羊，当过银川驿卒。后投身起义军，李自成带领广大起义群众，同明朝封建统治集团作残酷斗争，先后攻占了陕西、河南等广大地区，后兵分两路，攻打明王朝的心脏——北京。一路由李自成亲自率领，下平阳，破汾州，驱太原，奔大同，沿着阳和，宣府直抵居庸关；另一路人马出井径，占大名，取真定，夹攻京师。从“正月初八日西安府起兵，至破京城才七十日，所过七十余州县，无不开门迎降。偌大京城，一旦便破（《甲申纪事》赵士锦）。三月，李自成率大军攻入北京城，崇祯帝于煤山自尽。
明朝末年，统治者横征暴敛，人民负担极重。大顺军在进攻北京时，就发出文告，揭露明朝腐朽的弊端，起义之初也提出过“均田免粮”“割富济贫“等口号，从而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初，民间就传说着这样的歌谣”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阎王，阎王来时不纳粮”，足见人民对这支起义军的厚望。但是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却逐渐失去了农民军本色，逐渐失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他们的领导者没有完整的政治纲领和军事部署，只满足于“均田免粮“的口号，并且提出“追脏助饷”，到最后为了追索钱财，造成了军纪的败坏。竞相掠夺钱财，起义军战斗力大为削弱。这时北方的满清军队和明朝残余势力对起义军形成了夹击之势，起义军形势急转直下，而此时农民领袖们却在思想上骄傲轻敌，生活上享乐成风，导致了最后军心涣散，失去了战斗力。四月，明朝叛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与大顺军决战，李自成失败，退出北京。后辗转战斗至湖北九宫山时，不幸被杀（历史上的一种说法）。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李自成的“永昌通宝”正是农民起义的历史见证。所见“永昌通宝”铜钱分小平、折五两种，均为楷书，背无文。但版别较复杂，仅小平就达20多种，区别集中在“永”字的写法上。“永”字常由“二水”字样组成，称“二水永”。也有“永”字第一笔为一点，第二笔为“一”字等，“永昌通宝”钱应是李自成为平抑当时腾高的物价而铸的。
“大顺通宝”和“西王赏功”则是明末另一位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政权的铸钱，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出身苦寒，幼年随父贩枣，遭人欺凌，后在米脂参加农民起义，与高迎样、李自成同为陕西府起义领袖王自用的部将，号称“八大王”。起义军转战山西、河南等地，声势浩大。以后起义军分成两支，李自成则追随高迎样走向西北，而张献忠则向东南发展，转战在江淮流域。后来在强大的明军进攻时，张献忠曾一度假意投降，迷惑明军，以待时机。他命令军队不服从明军调遣，加紧屯集粮草，打造武器，后于湖北谷城再举义旗，与明军战斗。以后张献忠转战湖北，攻下武昌，称大西王。后又南下攻占长沙，控制湖南全省，湖北南部等地区。随后攻入四川，在成都建占大西政权，取年号大顺。张献忠在成都立足不久，就与南进的清军展开恶战。大顺三年（公元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与清军战斗时中箭牺牲。
“大顺通宝”是张献忠在成都称帝时所铸，国号为大西，设置王府，六部官司员，并开铸钱局，取当地王府古玩器皿和城中寺院铜像铸成钱的。因此“大顺通宝”铜色呈金黄，光润精致。传说过去民间妇女把它打制成首饰头饰，灿若赤金。“大顺通宝”仅小平铜钱一种，楷书，分背无文和背文“工”、“户”、“川户”三种。“工”“户”字应为工部，户部分铸的。以背文“川户”者最罕见。
“西王赏功”钱应是张献忠占据武昌称大西王时所铸。该钱是颁赏给对敌作战有功将士的钱形奖章，属纪念性质，不是流通钱，“西王常功”面文楷书，顺读背无文，直径五厘米，字体端庄，笔画挺拔，制作较精致。有金、银、铜三种，存世极少，为极罕见品
3、南明时期的钱币
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兵攻下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后来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清军开始征战中原，明朝在南方的宗室藩王们前后相继建立了政权，继续用大明国号，同清军对抗，这几个短命政权，统称为南明政权，其中有四个政权铸过钱。
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史可法等人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位，第二年改元弘光，铸行“弘光通宝”。有小平，折二钱两种。但此钱仅铸行了一年，福王政权就被清军推翻了。同年六月。鲁王朱以海在绍兴铸“大明通宝”，皆为小平钱，此钱真书直读，分为背有文及背无文两类。顺治元年，鲁王失败，逃至厦门，投奔郑成功。大明通宝钱铸行有六年时间。顺治二年，南明礼部尚书黄道周等人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改元隆武，铸行“隆武通宝”，有小平，折二两种，此钱为真书直读；小平钱分背有文及无文两类。此外还有“隆武通宝”铁钱，较为罕见。隆武二年，清军攻入闽，唐王政权灭亡。顺治四年，桂王朱由榔在广东即位，改元永历，次年铸行“永历通宝”，有小平，折二、及背文五厘、一分四等钱。
唐王政权灭亡后，明朝两广总督丁魁楚等人共推桂王朱由榔监国，后在桂林称帝，建元永历。在南明四个政权中，桂王政权是存在时间最久的一个，先后延续了十六年，桂王政权曾控制过云贵，两广，湘，川等广大地区，而且与李自成、张献忠的余部李定国、李锦等人结成“统一战线”，联合抗清。但后来内受宵小权臣钳制，外受吴三桂追逼，进入缅甸，后被缅人献于清廷，为吴三桂杀害于云南昆明。
“永历通宝”铸行时间分为两阶段，永历二年至六年初，是永历政权在广东，云南，四川，等地区抗清时期，在清军连续进攻下，政权处于不停的变动中，铸造地点也常常发生变化。永历六年二月至十三年二月，永明王退入缅甸前，在云贵地区铸造时期，铸地较固定。先是永历五年二月，占有云贵地的孙可望接受永明王封号，联合抗清，也在云贵地区铸有“永历通宝”钱。永历通宝钱版本较多，有小平、折二、折五、当十，面文皆为直读，书体以真书为主，有行，篆，隶，分背有文和背无文两大类。其中有一种小平钱，背文分别铸有永历帝的敕文十二字：“御、敕、督、部、道、府、留、粤、辅、明、定、国”有称之为敕文钱，敕语钱的。意思之一是皇帝命令各级文武官员留守广东，辅佐大明，恢复江山。这种把旨意铸在钱背上的情况是少见的。其中背“府”、“道”、“明”、极罕见，要想收齐这十二字钱极为困难。此外，折二钱中有行、篆对钱，应是郑成功所铸，郑成功在台湾抗清时一直使用永历钱。永历通宝钱背“二厘”、“五厘”，“壹分”钱，背文所记皆为折银值的意思，系权银钱，折银使用。永历通宝钱铸行时间长，铸造地点多，铸行地域广，版别也多，较为复杂。这与永历政权是南明五朝中存在时间最长，领土最广，且政权所在地不断变换迁徒有关，其中云南、贵州、福建都是永历钱的重要铸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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