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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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年的九月，我考入当地师专的英语系，开始为期两年的大学生活。师专离我家只有几百米远的距离，自然不具备神秘感。这所学校方方正正，面积不是很大，整个校园毫无悬念，除了一排排的楼房，就是期间的绿化带，没有什么可观赏性。我们的教室就在北边第一栋三层教学楼的二楼。进了教室感觉有些异样，环顾四周才发现一个班的同学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外表着装都很怪异，看了好久才意识到原来这些同学都来自本市的各个辖区所在的乡镇或山区。我从小在市区长大，高中是在重点高中上的，那里有数不尽的俊男靓女，人才济济，除了外表养眼还有很多学生都颇有才艺，极具幽默感。如今看到这么多本分拘谨的农村学生，感觉很是失望。我同桌汪萍也是本市人，多病嘴皮子却不饶人，她形容我们班某同学的长相时惯用的词是“抹不去一脸的沧桑”。
开学伊始，初次和班里的同学打交道就让我哭笑不得。我的座位在北边临窗的第二排，我刚坐下，前排一个长得很壮硕的女生就问我：同学，你有没有抹（mo）布啊？我听了半天没愣过神。倒不是因为她说的普通话很蹩脚，而是我实在不知道她说的抹布是什么东西，是抹（ma）布吗？可她为什么不读ma而读mo呢？很快我猜到她是在跟我借抹布，很想大笑，可是看着她那一脸严肃认真的样子，又只能忍住，估计我的脸都快被隐忍挤得变了形。好容易等到下课在楼梯拐角无人之处跟汪萍一讲，果不其然，汪萍听了之后和我一样直笑得肚子疼。
我高中时最喜欢的是语文和英语，我的英语功底比较好。老师讲课的时候我喜欢接话把儿，老师的下一句话或还没说出的词通常只有我能接上。班主任老师教我们精读，很是喜欢我，不仅让我担任班里的宣传委员，还把推普员的任务也交给了我。推普员顾名思义就是推广普通话。我要做宣传委员还是很够资格的，伶牙俐齿，能写会画。可是推普员嘛，我就不是很合适了，虽说来自市内的学生只有很少的几个，我的普通话又非常标准，可我是个很容易受周围环境影响的人。做梦的时候就总是梦见自己当叛徒。每次敌人的刀还没落下，我就马上叛变了。这不，别人要是跟我说普通话，我就说普通话，别人说河南话，我马上转为河南话，我甚至能和身边的几个学生同时既说普通话又说河南话。推普员的工作没展开多少，我的乡土话却学会不少。
很多同学来自农村，普通话自然说得不好，可是他们的英语口语也很成问题。初开学，不管是精读，泛读还是口语上老师都会让大家用简短的英语做自我介绍。这对于我来说肯定是小菜一碟。可是对于很多农村学生来说真的很令他们头疼。男生的表现还算凑合，一到女生上台的时候真是洋相百出。没叫到名字的女生很早脸就开始发红，等到上了讲台，脸已经红得跟什么似的，有的死命地拧衣服的一角，有的拼命地往天花板上看，还有的一个劲地咬嘴唇，嘴唇都快咬破了。老师在一旁反复地启发诱导，可是只有极个别地学生顺利地介绍完自己，其余地都是勉强吭哧出一句，hello,Iam……就脸红脖子粗逃也似地跑回了自己的座位上去了。我和汪萍看着这一幕幕，不由地直撇嘴，一脸的坏笑。
记得高二的时候，班里一群帅哥美女，最为出名的是孙小帅和王生，每次踩着上课的预备响铃潇洒地走进教室，一边走一边摇头晃脑地唱着当红歌曲。人帅，歌唱得也好，很是引人注目。本以为进入大学会是一个激情蓬勃，全新的时代，孰料却是如此这般，哎，真让人泄气。不过归根结底，还是怨自己天资不足，勤奋不够，不然也不会上这么一个普通的专科学校。就这还是复读两年才考上的呢。还是认命吧。
我在重点高中的时候一直是一灰姑娘，除了文采稍好一点之外我基本是不引人注目的，到了师专，却发生了很大的逆转。我不光学习突出，个性开朗活泼，再加上本身来自市内，竟然摇身一变成了班里的中心人物。当然这只是同学们的看法，我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感觉。我脑子里也没有什么城乡差别的观念。汪萍比较清高内向，和同学们走得不近，倒是我一下子就和他们熟络起来。
有一天下课，我坐在一帮同学中间侃大山，说起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我谈性大发。坐在我对面的一个男生忽然冒出来一句：谁是郭富城啊？我一听愣住了，随即放声大笑：你连郭富城是谁都不知道啊？他有些尴尬，机械地从兜里一边往外摸什么东西一边辩解道，我干嘛要知道郭富城啊。我定睛一看，他从衣兜里摸到的竟然是一把梳子，我更乐了，他也没想到竟然拿出来的是梳子，脸一下子红了。这个男生叫苏晓，他的名字有些女性化，因为我们班还有一个女生叫刘晓。农村的学生及其家长通常会取他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作为他们的小名或昵称，这样一来他俩都叫：晓，一男一女，真有意思。他和关之民同桌，他俩长得有点像，都戴着一副眼镜。我刚开始还真搞不清谁是谁呢。
新学期开学没多久，同学们很快适应下来，也熟悉起来。学习进入正轨，课外生活也逐渐展开。课余的时候大家也开始三三两两外出活动。我常和班长赵伟，团支部书记林子建以及苏晓等人周末去河堤的旱冰场溜冰。也有些同学开始光顾录像厅，我和苏晓也偷偷地去过几次。有了课外活动，大学生活不再那么无聊了，同学们也变得可爱多了。我没想到苏晓这样一个动辄脸红的男生也很爱玩呢。只是他好像不怎么爱说话，唱起郑智化的《年轻时代》的时候总是把歌词吐一半留一半，举止动作也很扭捏。我总是喜欢笑话他。看着他脸红的样子我开心死了。
玩归玩，勤工俭学也是必要的。学校给每个学生每月发五十块钱的生活补助，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是不够用的。于是大家周末就准备了桌椅到人流密集处联系家教做。爱热闹的我自然也参加了。因为是第一次做这个事情，大家都很激动，周末一大早就来到文化宫的东门口，摆上桌椅，挂出字牌，就一起坐等需要家教的家长前来咨询。文化宫东门人来人往，可是前来咨询的人并不多。我们几个男生女生等得有些无聊，就开始说笑起来。尤其是我，嗓门很大，笑得很欢，可是没想到却引起了同来的苏晓的强烈不满。他小声冲我咕哝了一句，女孩子，注意形象。我听后白了他一眼，哼，你管我呢？
跨进了大学校门之后，同学们自然放松了许多，高中阶段拼死拼活的状态自然不见了。放学后大家可以轻松自在地在一起打牌，聊天。不怎么爱打牌的我也加入进来。常常和男女同学们打得火热。一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苏晓话少，可是却不让人，为打牌我和他也没少拌嘴。我心想，这个男生，真让人烦。
期中考试听力，我迟到了，刚在座位上坐稳，忽然从后面飞过来一张纸条，准确无误地飞到我的课桌上，我一看，是我没听到的前几道听力题的答案。我心里已经猜到是苏晓扔的纸条。扭头一看，果然是他，呵呵，他还很仗义嘛。俗话说，一笑泯恩仇，我赶忙投给他感激的一笑。
中考之后我们就迎来了秋游。秋游当然不会去远处。只是到我们本地的罗浮山去爬山。同学们很多还不是很熟。还没抱成团，只是三三两两地走在山路上。也有带相机的，随手拍上几张照片。因为是班主任带路，所以大家都比较拘谨。我们这里的山顶都是平的，山上也没有什么好风景。好容易找到一块高处，同学们都很开心。几个男同学和班主任站在一起，我也站在他们旁边，从高处向下望，能看到远处灰蒙蒙的城市，山脚下的人也变成了小不点儿。眼前的广阔景象不知不觉让男生们活跃起来，一个个开始跟老师大侃现在的国际形势，看着他们的背影，我忽然觉得他们指手画脚的样子大有一副君临天下，踌躇满志，指点江山的宏伟架势。（未完待续）
九三年的九月，我考入当地师专的英语系，开始为期两年的大学生活。师专离我家只有几百米远的距离，自然不具备神秘感。这所学校方方正正，面积不是很大，整个校园毫无悬念，除了一排排的楼房，就是期间的绿化带，没有什么可观赏性。我们的教室就在北边第一栋三层教学楼的二楼。进了教室感觉有些异样，环顾四周才发现一个班的同学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外表着装都很怪异，看了好久才意识到原来这些同学都来自本市的各个辖区所在的乡镇或山区。我从小在市区长大，高中是在重点高中上的，那里有数不尽的俊男靓女，人才济济，除了外表养眼还有很多学生都颇有才艺，极具幽默感。如今看到这么多本分拘谨的农村学生，感觉很是失望。我同桌汪萍也是本市人，多病嘴皮子却不饶人，她形容我们班某同学的长相时惯用的词是“抹不去一脸的沧桑”。
开学伊始，初次和班里的同学打交道就让我哭笑不得。我的座位在北边临窗的第二排，我刚坐下，前排一个长得很壮硕的女生就问我：同学，你有没有抹（mo）布啊？我听了半天没愣过神。倒不是因为她说的普通话很蹩脚，而是我实在不知道她说的抹布是什么东西，是抹（ma）布吗？可她为什么不读ma而读mo呢？很快我猜到她是在跟我借抹布，很想大笑，可是看着她那一脸严肃认真的样子，又只能忍住，估计我的脸都快被隐忍挤得变了形。好容易等到下课在楼梯拐角无人之处跟汪萍一讲，果不其然，汪萍听了之后和我一样直笑得肚子疼。
我高中时最喜欢的是语文和英语，我的英语功底比较好。老师讲课的时候我喜欢接话把儿，老师的下一句话或还没说出的词通常只有我能接上。班主任老师教我们精读，很是喜欢我，不仅让我担任班里的宣传委员，还把推普员的任务也交给了我。推普员顾名思义就是推广普通话。我要做宣传委员还是很够资格的，伶牙俐齿，能写会画。可是推普员嘛，我就不是很合适了，虽说来自市内的学生只有很少的几个，我的普通话又非常标准，可我是个很容易受周围环境影响的人。做梦的时候就总是梦见自己当叛徒。每次敌人的刀还没落下，我就马上叛变了。这不，别人要是跟我说普通话，我就说普通话，别人说河南话，我马上转为河南话，我甚至能和身边的几个学生同时既说普通话又说河南话。推普员的工作没展开多少，我的乡土话却学会不少。
很多同学来自农村，普通话自然说得不好，可是他们的英语口语也很成问题。初开学，不管是精读，泛读还是口语上老师都会让大家用简短的英语做自我介绍。这对于我来说肯定是小菜一碟。可是对于很多农村学生来说真的很令他们头疼。男生的表现还算凑合，一到女生上台的时候真是洋相百出。没叫到名字的女生很早脸就开始发红，等到上了讲台，脸已经红得跟什么似的，有的死命地拧衣服的一角，有的拼命地往天花板上看，还有的一个劲地咬嘴唇，嘴唇都快咬破了。老师在一旁反复地启发诱导，可是只有极个别地学生顺利地介绍完自己，其余地都是勉强吭哧出一句，hello,Iam……就脸红脖子粗逃也似地跑回了自己的座位上去了。我和汪萍看着这一幕幕，不由地直撇嘴，一脸的坏笑。
记得高二的时候，班里一群帅哥美女，最为出名的是孙小帅和王生，每次踩着上课的预备响铃潇洒地走进教室，一边走一边摇头晃脑地唱着当红歌曲。人帅，歌唱得也好，很是引人注目。本以为进入大学会是一个激情蓬勃，全新的时代，孰料却是如此这般，哎，真让人泄气。不过归根结底，还是怨自己天资不足，勤奋不够，不然也不会上这么一个普通的专科学校。就这还是复读两年才考上的呢。还是认命吧。
我在重点高中的时候一直是一灰姑娘，除了文采稍好一点之外我基本是不引人注目的，到了师专，却发生了很大的逆转。我不光学习突出，个性开朗活泼，再加上本身来自市内，竟然摇身一变成了班里的中心人物。当然这只是同学们的看法，我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感觉。我脑子里也没有什么城乡差别的观念。汪萍比较清高内向，和同学们走得不近，倒是我一下子就和他们熟络起来。
有一天下课，我坐在一帮同学中间侃大山，说起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我谈性大发。坐在我对面的一个男生忽然冒出来一句：谁是郭富城啊？我一听愣住了，随即放声大笑：你连郭富城是谁都不知道啊？他有些尴尬，机械地从兜里一边往外摸什么东西一边辩解道，我干嘛要知道郭富城啊。我定睛一看，他从衣兜里摸到的竟然是一把梳子，我更乐了，他也没想到竟然拿出来的是梳子，脸一下子红了。这个男生叫苏晓，他的名字有些女性化，因为我们班还有一个女生叫刘晓。农村的学生及其家长通常会取他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作为他们的小名或昵称，这样一来他俩都叫：晓，一男一女，真有意思。他和关之民同桌，他俩长得有点像，都戴着一副眼镜。我刚开始还真搞不清谁是谁呢。
新学期开学没多久，同学们很快适应下来，也熟悉起来。学习进入正轨，课外生活也逐渐展开。课余的时候大家也开始三三两两外出活动。我常和班长赵伟，团支部书记林子建以及苏晓等人周末去河堤的旱冰场溜冰。也有些同学开始光顾录像厅，我和苏晓也偷偷地去过几次。有了课外活动，大学生活不再那么无聊了，同学们也变得可爱多了。我没想到苏晓这样一个动辄脸红的男生也很爱玩呢。只是他好像不怎么爱说话，唱起郑智化的《年轻时代》的时候总是把歌词吐一半留一半，举止动作也很扭捏。我总是喜欢笑话他。看着他脸红的样子我开心死了。
玩归玩，勤工俭学也是必要的。学校给每个学生每月发五十块钱的生活补助，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是不够用的。于是大家周末就准备了桌椅到人流密集处联系家教做。爱热闹的我自然也参加了。因为是第一次做这个事情，大家都很激动，周末一大早就来到文化宫的东门口，摆上桌椅，挂出字牌，就一起坐等需要家教的家长前来咨询。文化宫东门人来人往，可是前来咨询的人并不多。我们几个男生女生等得有些无聊，就开始说笑起来。尤其是我，嗓门很大，笑得很欢，可是没想到却引起了同来的苏晓的强烈不满。他小声冲我咕哝了一句，女孩子，注意形象。我听后白了他一眼，哼，你管我呢？
跨进了大学校门之后，同学们自然放松了许多，高中阶段拼死拼活的状态自然不见了。放学后大家可以轻松自在地在一起打牌，聊天。不怎么爱打牌的我也加入进来。常常和男女同学们打得火热。一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苏晓话少，可是却不让人，为打牌我和他也没少拌嘴。我心想，这个男生，真让人烦。
期中考试听力，我迟到了，刚在座位上坐稳，忽然从后面飞过来一张纸条，准确无误地飞到我的课桌上，我一看，是我没听到的前几道听力题的答案。我心里已经猜到是苏晓扔的纸条。扭头一看，果然是他，呵呵，他还很仗义嘛。俗话说，一笑泯恩仇，我赶忙投给他感激的一笑。
中考之后我们就迎来了秋游。秋游当然不会去远处。只是到我们本地的罗浮山去爬山。同学们很多还不是很熟。还没抱成团，只是三三两两地走在山路上。也有带相机的，随手拍上几张照片。因为是班主任带路，所以大家都比较拘谨。我们这里的山顶都是平的，山上也没有什么好风景。好容易找到一块高处，同学们都很开心。几个男同学和班主任站在一起，我也站在他们旁边，从高处向下望，能看到远处灰蒙蒙的城市，山脚下的人也变成了小不点儿。眼前的广阔景象不知不觉让男生们活跃起来，一个个开始跟老师大侃现在的国际形势，看着他们的背影，我忽然觉得他们指手画脚的样子大有一副君临天下，踌躇满志，指点江山的宏伟架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