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零 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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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在的村子，都是划在了一个粮长的征收范围内-
打麦场，位于蓑衣渡东边儿，紧靠着外墙，这里乃是百姓们打下来粮食之后，扬麦子的所在。面积很大，足有一二百米方圆。
在打麦场的东边，早就已经是搭起了帷幕，周围扯了布幔防风，里面生了炭火防寒。里面摆了一张太师椅，周围围了四个暖炉子，把这里簇的暖意融融，如同春日一般。苏家家主，本地粮长苏以墨，正神态悠闲的坐在椅子上。身后是一群护院家丁管家簇拥着，旁边还有两个眉清目秀，衣着华贵的小丫头端茶倒水。
所谓粮长制度，也是太祖洪武皇帝定下的制度之一，乃是为了催征粮税而设立的。
明初太祖成祖时期，各地的田赋都是缴纳实物税，而当时明朝国力正盛，政治清明，粮税也是极多。成祖时期，“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
朝廷要将全国三千多万石的田赋挨家挨户征收上来，集中运送到京师及其他缺粮的地方，工程浩繁艰巨。尤其是明朝的基层政权建设，到了县这一级之后就没有了，一个县几万人家，上万户的百姓，就靠着那几十个衙役去收税？根本忙不过来！
于是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别出心裁地建｀一｀本｀读｀小说｀ybdu..立了粮长制度，设计了一套“以良民治良民”的民收民解办法：把缴纳田赋一万石左右的地方划为一区，政府指派该地区土地最多、纳粮最多、且具有威望的大地主担任粮长，替政府负责催收和解运田赋。
洪武皇帝为了笼络这些粮长，规定了许多优待的办法，如粮长可以参加乡村诉讼案件的会审和裁判；粮长如犯法，甚至死罪都可以用纳钱赎罪，并可以继续当粮长；粮长把粮食运到京城时不仅能受到皇帝的接见和嘉奖，一些格外得皇帝青眼的粮长还能封官晋爵，最高可担任省一级的布政使。当然，这也和当时文官制度不大健全有关，换到了后来，不是进士出身还想成为朱紫大员？那是做梦！
天下最有名的粮长，莫过于浦江郑氏了。
郑宅族长自南宋建炎年间开始，便组织族人聚居合食，同食共居长达三百五十余年，整个大家庭人口最多时达到两千余人，相当于一个大村落的规模了。
而自宋朝以降，朝廷是鼓励这种行为的，郑氏家族合族义居的规模罕见，宋、元、明三朝屡受旌表。尤其是明初，郑氏的族长担任了当地的粮长，负责征集赋粮运送至南京，由于完成任务出色受到了朱元璋的接见和表彰。朱元璋敕建旌表孝义之门木牌坊，称其为“江南第一家”，并亲书：“孝义家”三字以赐。
宋氏治家也是颇为的严明，立下“子孙出仕，有以脏墨闻者，生则削谱除族籍，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的家规，历宋、元、明三代，三百六十多年，出仕一百七十三位官吏，无一贪赃枉法，无不勤政廉政。
当然，这是说给外人听的。
粮长一开始确实是只是单纯的行使他们的三大本职权力：催征、经收、解运。但是到了后来，粮长却还多了许多临时任务和附带任务，后两种往往是与前者分不开的。而在中国，任务通常就代表了也拥有某些权利，从而使得粮长成长为了新的幸存特权阶层。
大致有四项其他的权力：
其一，农闲之时，会集乡里中的“长者、壮者”，向他们解说京师以至州县设立社稷坛场，春秋祭祀，无非为民“造福”。
其二，劝导那些富有田产的地主豪绅，不可再“交结有司，不当正差”。凡是“于差靠损小民，于粮税洒派他人，买田不过割，中间恃势，移丘换段，诡寄他人；又包荒不便，亦是细民艰辛。你众粮长会此等之人使复为正，毋害下民。”且应“画图贴说”。
其三，“若区内果有积年荒田，有司不行除豁，其刁顽之徒，借此名色包荒，虐吾民者，尔粮长从实具奏，以凭除豁积荒，召民佃种。凡有水旱灾伤。将所灾顷亩人户姓名从实报官，凭此赈济。”
其四，“粮长依说办了的是良民；不依是顽民。顽民有不遵者，具陈其所以”。“若科粮之时，民有顽者故不依期，刁顽不纳，粮长备书姓名，赴京面奏，拿与粮长对问。非是粮长排陷，实是顽民故违，阖家迁于化外。粮长捏词朦胧奏闻，罪如之”。
而且这权力是洪武帝给他们的，洪武十八年十月和洪武十九年间，洪武帝手订《大诰》、《续编》和《三编》三书，先后颁行全国。里面也说明了粮长应有的权力。
正式有了皇帝的撑腰，在初期有些粮长几乎可以与地方官吏分庭抗礼，但是这并不持久。
里甲、耆民都是在粮长领导之下进行丈量和制图工作的，粮长本人也须亲自参加，也就是说，征收粮税任务和编制赋役册籍——亦即制定收税多少的权力都交给粮长，不啻为粮长开一舞弊的大门。
粮长的权力基本上是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
例如司法权，对于乡村诉讼案件，粮长初时只有参加会审的权利；其后，竟独揽裁判权了；更进一步还干预地方事务，包揽打官司了。他们兼预有司诸务，徭役则纵富役贫，科敛则以一取十，词讼则颠倒是非，税粮则征敛无度。甚至役使良善，奴视里甲，作奸犯科，民受其害。
而根据收税权衍生出来的权力——到了英宗年间，甚至粮长便可以拘留粮户，私用刑狱，已经和私设官府没什么区别了。
粮长几乎可以说是在县城之外的其他地区，权势最大之人，其权力，大致相当于后世的镇一级别的政府，不过是一人大权独揽。有这许多好处，粮长自然是有资格的士绅都抢着当，后来约定俗成的规矩，便成了地方上最强，或者是最有名望的乡绅地主，才能担当粮长。
自从苏家发达以来，担当此地粮长已经五十多年了。
五十多年的时间，捞取的好处无数，虽然现在苏家无人出仕做官，但是在官面上的交情还是有一些的，而且每年都能很好的完成任务，便是县尊大人对他们也是颇为的客气。
在这蓑衣渡，苏家是不折不扣的第一家族，下有良田三千余亩，分布在蓑衣渡、十里铺、六铺庄、大孙庄、杨家庄等地，年年光租子就能收十几万斤。一库一库的粮食看得人眼馋得紧，家里佃户足有百多户，势力在这方圆几十里都是一等一的庞大。
他家这些地产，很多是百姓投效的，更多的则是有些粮户因着交税晚了或者短了，直接被苏家拿进家中大牢一番拷打，最后给你一个选择：做佃户还是家破人亡？
更多的地是这么来的。
而为了维持其权势，一定的暴力是免不得了的，是以苏家也攥养了许多打手，平时充作家丁护院，一旦到了这种时候，就是一股暴力威慑的力量。
这会儿打麦场上的人也多了起来，百姓们按照各自的乡邻关系，亲戚关系，住得远近而聚集成一堆一堆的。
这会儿还没到时候，都聚在一起小声的说这话，或者是干脆沉默，时不时的眼睛往棚子里面的苏以墨身上扫一眼，眼中满满的都是畏惧。
苏以墨微微眯着眼睛，怀里抱着暖手炉，很是惬意，他很享受这种目光。
他手里拿着一块木板，木板大约有一尺方圆，表面打磨的很是光滑干净。
木板的正上方，写着“府县酌定赋役规”几个字，这就代表了，这块木板上面写得东西，是府尊老爷和县尊老爷定下来的赋税规则。实际上说白了，就是摊派下去的数目——给你发了这一块木板，上面写了你这个粮长，在你这个粮区，应该征收多少税。
下面的落款日期为崇祯柒年叁月，说明这是早就定下来的。
在中间的部分，则是记录了如下信息：
蓑衣渡苏氏粮长粮区田丁粮银总数。
共有田地荡滩，贰佰壹拾玖顷叁拾叁亩捌分叁厘内，中田多少、地多少、荡滩多少等，都记录的很精准。
共有人丁，贰千肆百肆拾柒丁。
额征本色米陆仟玖拾石贰斗柒升肆合肆勺陆抄陆撮壹圭叁粟陆粒贰粿叁糠，税粮平东平贼马壮兵银肆千捌百柒拾柒两叁钱肆分肆厘贰毫柒丝叁微伍尘伍渺叁漠叁沙玖纤叁埃。
这个年代没有小数点，但是并不意味着不能精确。
实际上，这个征税的数目，已经精确到了极致，甚至连几粒几糠都算上了。
这是要给县里上缴的数目，至于怎么收，实际收多少，谁家多谁家少，那就是粮长自己说了算了。很多人认为，明朝末年国力衰弱，税收很少，农民承受能力很差，以至于到了崇祯年间数次加征辽饷剿饷等明目，到了一千七百万两的时候，就已经是到了把全国都逼反的程度。其实这是不对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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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在的村子，都是划在了一个粮长的征收范围内-
打麦场，位于蓑衣渡东边儿，紧靠着外墙，这里乃是百姓们打下来粮食之后，扬麦子的所在。面积很大，足有一二百米方圆。
在打麦场的东边，早就已经是搭起了帷幕，周围扯了布幔防风，里面生了炭火防寒。里面摆了一张太师椅，周围围了四个暖炉子，把这里簇的暖意融融，如同春日一般。苏家家主，本地粮长苏以墨，正神态悠闲的坐在椅子上。身后是一群护院家丁管家簇拥着，旁边还有两个眉清目秀，衣着华贵的小丫头端茶倒水。
所谓粮长制度，也是太祖洪武皇帝定下的制度之一，乃是为了催征粮税而设立的。
明初太祖成祖时期，各地的田赋都是缴纳实物税，而当时明朝国力正盛，政治清明，粮税也是极多。成祖时期，“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
朝廷要将全国三千多万石的田赋挨家挨户征收上来，集中运送到京师及其他缺粮的地方，工程浩繁艰巨。尤其是明朝的基层政权建设，到了县这一级之后就没有了，一个县几万人家，上万户的百姓，就靠着那几十个衙役去收税？根本忙不过来！
于是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别出心裁地建｀一｀本｀读｀小说｀ybdu..立了粮长制度，设计了一套“以良民治良民”的民收民解办法：把缴纳田赋一万石左右的地方划为一区，政府指派该地区土地最多、纳粮最多、且具有威望的大地主担任粮长，替政府负责催收和解运田赋。
洪武皇帝为了笼络这些粮长，规定了许多优待的办法，如粮长可以参加乡村诉讼案件的会审和裁判；粮长如犯法，甚至死罪都可以用纳钱赎罪，并可以继续当粮长；粮长把粮食运到京城时不仅能受到皇帝的接见和嘉奖，一些格外得皇帝青眼的粮长还能封官晋爵，最高可担任省一级的布政使。当然，这也和当时文官制度不大健全有关，换到了后来，不是进士出身还想成为朱紫大员？那是做梦！
天下最有名的粮长，莫过于浦江郑氏了。
郑宅族长自南宋建炎年间开始，便组织族人聚居合食，同食共居长达三百五十余年，整个大家庭人口最多时达到两千余人，相当于一个大村落的规模了。
而自宋朝以降，朝廷是鼓励这种行为的，郑氏家族合族义居的规模罕见，宋、元、明三朝屡受旌表。尤其是明初，郑氏的族长担任了当地的粮长，负责征集赋粮运送至南京，由于完成任务出色受到了朱元璋的接见和表彰。朱元璋敕建旌表孝义之门木牌坊，称其为“江南第一家”，并亲书：“孝义家”三字以赐。
宋氏治家也是颇为的严明，立下“子孙出仕，有以脏墨闻者，生则削谱除族籍，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的家规，历宋、元、明三代，三百六十多年，出仕一百七十三位官吏，无一贪赃枉法，无不勤政廉政。
当然，这是说给外人听的。
粮长一开始确实是只是单纯的行使他们的三大本职权力：催征、经收、解运。但是到了后来，粮长却还多了许多临时任务和附带任务，后两种往往是与前者分不开的。而在中国，任务通常就代表了也拥有某些权利，从而使得粮长成长为了新的幸存特权阶层。
大致有四项其他的权力：
其一，农闲之时，会集乡里中的“长者、壮者”，向他们解说京师以至州县设立社稷坛场，春秋祭祀，无非为民“造福”。
其二，劝导那些富有田产的地主豪绅，不可再“交结有司，不当正差”。凡是“于差靠损小民，于粮税洒派他人，买田不过割，中间恃势，移丘换段，诡寄他人；又包荒不便，亦是细民艰辛。你众粮长会此等之人使复为正，毋害下民。”且应“画图贴说”。
其三，“若区内果有积年荒田，有司不行除豁，其刁顽之徒，借此名色包荒，虐吾民者，尔粮长从实具奏，以凭除豁积荒，召民佃种。凡有水旱灾伤。将所灾顷亩人户姓名从实报官，凭此赈济。”
其四，“粮长依说办了的是良民；不依是顽民。顽民有不遵者，具陈其所以”。“若科粮之时，民有顽者故不依期，刁顽不纳，粮长备书姓名，赴京面奏，拿与粮长对问。非是粮长排陷，实是顽民故违，阖家迁于化外。粮长捏词朦胧奏闻，罪如之”。
而且这权力是洪武帝给他们的，洪武十八年十月和洪武十九年间，洪武帝手订《大诰》、《续编》和《三编》三书，先后颁行全国。里面也说明了粮长应有的权力。
正式有了皇帝的撑腰，在初期有些粮长几乎可以与地方官吏分庭抗礼，但是这并不持久。
里甲、耆民都是在粮长领导之下进行丈量和制图工作的，粮长本人也须亲自参加，也就是说，征收粮税任务和编制赋役册籍——亦即制定收税多少的权力都交给粮长，不啻为粮长开一舞弊的大门。
粮长的权力基本上是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
例如司法权，对于乡村诉讼案件，粮长初时只有参加会审的权利；其后，竟独揽裁判权了；更进一步还干预地方事务，包揽打官司了。他们兼预有司诸务，徭役则纵富役贫，科敛则以一取十，词讼则颠倒是非，税粮则征敛无度。甚至役使良善，奴视里甲，作奸犯科，民受其害。
而根据收税权衍生出来的权力——到了英宗年间，甚至粮长便可以拘留粮户，私用刑狱，已经和私设官府没什么区别了。
粮长几乎可以说是在县城之外的其他地区，权势最大之人，其权力，大致相当于后世的镇一级别的政府，不过是一人大权独揽。有这许多好处，粮长自然是有资格的士绅都抢着当，后来约定俗成的规矩，便成了地方上最强，或者是最有名望的乡绅地主，才能担当粮长。
自从苏家发达以来，担当此地粮长已经五十多年了。
五十多年的时间，捞取的好处无数，虽然现在苏家无人出仕做官，但是在官面上的交情还是有一些的，而且每年都能很好的完成任务，便是县尊大人对他们也是颇为的客气。
在这蓑衣渡，苏家是不折不扣的第一家族，下有良田三千余亩，分布在蓑衣渡、十里铺、六铺庄、大孙庄、杨家庄等地，年年光租子就能收十几万斤。一库一库的粮食看得人眼馋得紧，家里佃户足有百多户，势力在这方圆几十里都是一等一的庞大。
他家这些地产，很多是百姓投效的，更多的则是有些粮户因着交税晚了或者短了，直接被苏家拿进家中大牢一番拷打，最后给你一个选择：做佃户还是家破人亡？
更多的地是这么来的。
而为了维持其权势，一定的暴力是免不得了的，是以苏家也攥养了许多打手，平时充作家丁护院，一旦到了这种时候，就是一股暴力威慑的力量。
这会儿打麦场上的人也多了起来，百姓们按照各自的乡邻关系，亲戚关系，住得远近而聚集成一堆一堆的。
这会儿还没到时候，都聚在一起小声的说这话，或者是干脆沉默，时不时的眼睛往棚子里面的苏以墨身上扫一眼，眼中满满的都是畏惧。
苏以墨微微眯着眼睛，怀里抱着暖手炉，很是惬意，他很享受这种目光。
他手里拿着一块木板，木板大约有一尺方圆，表面打磨的很是光滑干净。
木板的正上方，写着“府县酌定赋役规”几个字，这就代表了，这块木板上面写得东西，是府尊老爷和县尊老爷定下来的赋税规则。实际上说白了，就是摊派下去的数目——给你发了这一块木板，上面写了你这个粮长，在你这个粮区，应该征收多少税。
下面的落款日期为崇祯柒年叁月，说明这是早就定下来的。
在中间的部分，则是记录了如下信息：
蓑衣渡苏氏粮长粮区田丁粮银总数。
共有田地荡滩，贰佰壹拾玖顷叁拾叁亩捌分叁厘内，中田多少、地多少、荡滩多少等，都记录的很精准。
共有人丁，贰千肆百肆拾柒丁。
额征本色米陆仟玖拾石贰斗柒升肆合肆勺陆抄陆撮壹圭叁粟陆粒贰粿叁糠，税粮平东平贼马壮兵银肆千捌百柒拾柒两叁钱肆分肆厘贰毫柒丝叁微伍尘伍渺叁漠叁沙玖纤叁埃。
这个年代没有小数点，但是并不意味着不能精确。
实际上，这个征税的数目，已经精确到了极致，甚至连几粒几糠都算上了。
这是要给县里上缴的数目，至于怎么收，实际收多少，谁家多谁家少，那就是粮长自己说了算了。很多人认为，明朝末年国力衰弱，税收很少，农民承受能力很差，以至于到了崇祯年间数次加征辽饷剿饷等明目，到了一千七百万两的时候，就已经是到了把全国都逼反的程度。其实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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