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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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汉明帝年间,，张道陵初创道教时，为了拉抬声望和名气，抬出老子做为教祖，尊之为太上老君。这对道教后来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一个广阔的遐想空间。“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故事就是得益于这个广阔的遐想空间，在佛、道两教为争夺信徒跨越千年的斗争中，成为道教弟子攻讦佛教的一个重要理论。
老子的在五十多岁时辞官西行，到函谷关时，在关令尹喜请求下他写下了五千字左右的《道德经》，继续西行，不知所终，那么，老子会去哪儿呢？多年之后，后人就臆造出了他的去向，这就是过函关去西化胡为佛。
一、老子过函关化胡
关于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传说，早期有两本书记载了这件事。
一是《太平经》，又名《太平青领书》，是道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据说是东汉（25－220年）时期的道士于吉流传下来的。但是，有人考证，认为《太平经》非一时一人之手，是多人长时期的增益而成，于吉仅是其撰人之一。所以，《太平经》里关于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传说，是不是最早，无法定论。
三国时魏国人鱼豢在《魏略·西戎传》提到了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传说，可以认为是是最早的说法：“《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天竺教胡，浮屠属老子弟子，别号合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在鱼豢的书里，已经明确的把佛祖说成是老子的弟子。但是做为一种传说，一个故事，对人们的影响仅仅是给人们一种感知。真正引起轩然大波的则是《老子化胡经》。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两教在争夺信徒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各种和平形式的斗争，愈演愈烈。这期间涌现出了大量的宗教理论家。最激烈的斗争场合，莫过于“斗法会”。道、佛两教，各自都在“斗法会”前做大量的准备，挑选一些博学善辩的道士、僧侣，在“斗法会”上，各执一词，互相攻讦，抬高自己，贬低对方。《老子化胡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
道教道士王浮，河南洛阳人。在西晋惠帝（公元290——306年在位）时期，为天师道祭酒（首领）。因为是一路首领，所以常常参加一些斗法会，每每大拜而归。王浮羞恼之余，便依据一些典籍、传说，发挥自己的想像，编撰出一部《老子化胡经》。《老子化胡经》一问世，即在僧道优劣的辩论大试身手，大肆流行，影响很大。
《老子化胡经》巧妙的利用了《史记》中对老子的记载。老子过函谷关西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然后巧妙的续出，老子去了天竺国，点(教)化胡人为佛。《老子化胡经》把佛祖如来硬说成是老子的弟子，因而对中国古代的宗教界、文化界、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佛门弟子来说，更是如鲠在喉，如芒负背。当时，长安有个名气很大的和尚，叫帛远，又名白远，白远和尚。号法祖，俗姓万，河内（今河南沁阳）人，自幼出家，每日能诵经八九千言，深研大乘经典，又博读世俗经史，以讲习为业，僧俗弟子达千余人。他听说王浮作了《老子化胡经》，就一气之下来到了洛阳，和王浮斗法，辩论起佛道的先后高下，但结果竟然是不分输赢。从此，《老子化胡经》便成为道士们攻击佛教的坚兵利器。并且从此流行开来，影响甚远。
对于《老子化胡经》的出现，佛教信徒们一直不服。也不惜大量编造历史，抬高佛祖，贬低老子。如东晋僧侣支遁在《释加文佛像赞序》中就说：“昔姬周之末，有大圣号佛，天竺释王白净之太子也。……络聃周以曾玄”。他不仅把佛祖说成是老子的师父，还把老子和庄子说成是佛祖的“曾孙”和“玄孙”。梁朝和尚僧佑也在《出三藏记记》中指出：“昔祖平素之日，与（王）浮争正邪，浮屠屈，即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但无论是贬低老子也好，说《老子化胡经》谬诬也好，《老子化胡经》依然广泛流行，经卷也由当初的一卷，逐渐繁衍增加为十卷，成为巨著。不仅内容强化，而且成为道士的必修经典。除了《化胡经》本身增修了内容，同时还有一些有关的新书出现，如：老子开天经，出塞纪，玄妙篇等等，广传天下，越打越强，越禁越多。《老子化胡经》之所以被认可。其原因正如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宗教》一文中就说到的“民族神是能够容忍别的一些民族神同他们在一起的，……但决不能让他们高居在自己之上”这种民族自尊心理，具体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迎合了华夏民族的自尊心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理在古代是很强烈的（崇洋媚外似乎是近代的居多）。一直自豪地认为我们是中央之国、中央上国等等，而称其它国家则为“藩属之邦”、“蛮夷之地”，其人则是“狄夷之人”，更有细化的称呼叫“东倭西胡，南蛮北狄”。佛祖即便是个王子，出身高贵，那也是“藩属之国”、“蛮夷之地”的胡人，“蛮夷之地”的胡人成圣成神，怎么说也是令自尊心理极强的华夏民众有点费解。而《老子化胡经》就适得其时地给出了答案，佛祖之所以成圣，是由老子教化、点拨的因素。这费解的问题就不费解了。况且老子是上古大贤，年龄又比佛祖略高一些，所以看起来就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从另一方面讲，《老子化胡经》也迎合了统治阶层的大一统心理。在以前的华夏大地，不光民众的民族自尊心理强烈，统治阶层的民族自尊心理也十分强烈，并且在此心理上延伸出一种自负心理，喜好“八方咸服，四方朝贡”，“蛮夷之地”的西土出了神，在华夏大地影响很大，怎么说也感到不太自在。《老子化胡经》的出现也满足统治阶层的自负心理。所以，《老子化胡经》得到了一些朝代的统治者，特别是唐、宋朝统治者的积极认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老子化胡经》产生轰动效应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随着《老子化胡经》的传播，另一种说法“三教出一门”也伴随着“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故事应运而生了。
二、三教出一门
《史记》中《老子韩非列传》对老子有这样一段记载：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於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当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老子的记载还有其它几种说法，但这种说法是一种较为公认和通行的说法。
这一段文章里，详细记述了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的事件。而孔子是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问策。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董仲舒(约公无前179年～前104年)，在这次问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运用了政权的强制力量使之得以推行，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汉王朝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从此，儒学取得了唯我独尊的地位，并长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汉武帝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学说，而这一学说，从此也奠定了儒学唯我独尊的地位，并长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随着历史的沿革，儒家也就有了“儒教”之称，这个教，也就成了人们常说的“三教”中的一教。后来就有一种说法：佛教出神；道教出仙；儒教出仕。
伴随着“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故事应运而生的“三教出一门”之说，并没有遭到儒学人士的抵触和反对。反而得到了认同和追捧。这是除了有上述的关于《老子化胡经》产生轰动效应的原因的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老子做为中华民族的先辈大贤有着无法撼动的历史地位和睿智的哲学思想。二是儒学人士研习经典都是以一种形而上学，固步自封的形式来学习的。所谓“十年寒窗，苦读经史”，就很形象的表现了这种学习方式，死记硬背，惟书惟上。只要书中有的，那就是经典。既然书中有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并且事后孔子还大加称赞老子“其犹龙邪”，那么，说“儒教”也源自于道教门下。对儒学人士来说，并不是一种什么难堪的事，而是一种荣耀。
而张道陵初创道教之时，就抬出老子做为教庭祖师，并奉《道德经》道教中的经典。以此来宣扬其渊源流长。道教自动拜于老子麾下。所以，道、儒同出一门的理论一诞生，对道、儒人士而言，就成了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但是，把佛教也说成是源自于道门之下，把释迦牟尼说成是老子的弟子，就得不到佛门弟子的认同了。而《老子化胡经》一书的诞生，从此就诱发了一场佛、道两教旷日持久的论战。尽管佛教信徒们奋力反驳多年，但《老子化胡经》依然故我地影响着华夏大地，并且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的“三教出一门”之说，与“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故事更是相映成辉。金元时期，随着道教全真派的兴起，《老子化胡经》和“三教出一门”之说兴盛到了颠峰时期。
王重阳在创立全真教时，力倡三教一家，宣扬三教合一。以道教的《道德经》、儒家的《孝经》、佛教的《心经》为道教全真教派的必修经典。在他的言论、著作中，三教合一论更是俯拾皆是。如在《金关玉锁诀》中说：“三教者，如鼎三足，……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在《示学道人》诗中说：“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义理显时何有界？妙玄通后更无加。”又有诗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在《答战公问先释后道》中称：“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等等。
随着全真教在金元之际的大盛天下，《老子化胡经》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影响程度则是又上了一个台阶。
1219年冬，在元太祖成吉思汗派近臣刘仲禄持诏书相邀，丘处机不顾自己72岁高龄，数万里之遥的路途，恶劣的气候和道路，率十八弟子万里跋涉，历时三年，在大雪山（今阿富汗东北巴达克山西南）的军营谒见了成吉思汗，这位欲“救万灵苦”、“敬天爱民”的道士，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赐金虎牌、玺书，赋予“掌管天下出家人”的特权。1224年丘处机回到燕京，奉旨掌管天下道教，住天长观(今白云观)。丘处机大建宫观，广收门徒，他嘱告弟子们：“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利用入全真教可豁免以及其它特权，“使其徒持牒召求于战伐之余”，让在战场上大量被俘虏的民众得以复生，解救了大量汉族和女真族民众。清朝乾隆皇帝为白云观的丘祖殿，题了一幅著名的对联，称颂丘处机救民于水火的奇功，曰：“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全真教由祖师王重阳创立，其大盛于天下则缘于与丘处机的济世救民的奇功。当时民众信仰全真之事，随处可见，其推行之远，传布之速，足以惊人。《奉圣州永昌观碑记》云：“全真教兴焉，渊真以明志，德修而道行。翁然从之，实繁有徒，其特达者各潜户多”，“敦纯朴素，有古遗民之遗风焉”。道出了全真教于金元之交的盛况。
全真教的兴起，使《老子化胡经》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影响也到了颠峰时期。不过世事变幻无常，没过多久，曾几遭禁毁的但又顽强不屈地流传下来的《老子化胡经》，却没有挺过元朝，终告亡佚。但故事是不屈不挠地流传下来了。本属南宗、而自认为北宗元代道士陈致虚，在《老子化胡经》被焚毁后的年代，依然将儒释道三教，归宗于老子，称三教皆以老子之道为法。“天以清，地以宁，三光以明，万物以荣，圣人、仙、佛以修以成。……孔子而佛，皆明此道，非别有一道也，后来乃分三教”。
三、《老子化胡经》被禁毁
《老子化胡经》的被禁毁，依然与“三教出一门”之说有关。王重阳力倡三教一家，宣扬三教合一。丘处机也有诗云：“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随着全真教盛行天下，这种思想和理念也开始放大，《老子化胡经》也成为全真教徒占据佛门寺院，合并佛教行动的理论指南。寺庙改道观、佛教徒更道教者不计其数。
随着全真教的兴盛天下，已经引起了元朝统治者的忌惮。其原因一是影响和势力也是越来越庞大，全真道的《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称：“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修武清真观记》也记载有这种盛况：“自邱往赴龙廷之召，……自是而后，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焰隆盛，鼓动海岳”。在邱处机的“立观度人”的号召下，短短几十年间，全真教的宫观、弟子就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如1228年安葬丘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1241年会葬王重阳时，“时陕右虽甫定，犹为边鄙重地，经理及会葬者，四方道俗云集，常数万人”。这些数万余人的聚集，对元朝统治者而言，无异是一种强裂的震撼。二是全真教的信徒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属于丘处机利用成吉思汗赋予的特权，救拔出的战场俘虏、应付不了徭役的平民、因战乱而冻饿街头的流浪者等。在元朝统治者看来，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动摇其统治的隐患。尽管全真教在丘处机之后的历任掌门也都利用宗教为统治者效力，但是其影响和势力，已经超过元朝统治者的心理承受极限。
宪宗年间，亲受成吉思汗特权的丘处机已已羽化登真多年，此时全真教享有的特权，随着丘处机的离去，已临晚霞时分。但是全真教的弟子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劲头十足地打着“三教一家”的旗号，利用特权，占领佛门的寺院，合并佛门，玩得太猛，从而引爆了佛教人士的强烈不满。于是纷纷上书朝廷，要求禁毁《老子化胡经》，归还寺院。
佛、道矛盾的激化，佛教人士上书朝廷要求归还寺院。为宪宗皇帝蒙哥限制全真教提供了有利的借口和契机。毕竟全真教派被太祖成吉思汗赋予了许多特权，如果冒然对其限制，难免会引来社会甚至于统治阶层内部的不同声音。所以宪宗皇帝利用佛教人士上书朝廷要求禁毁《老子化胡经》、归还寺院的契机，于宪宗八年(1258年)诏办僧道辩法会，这场辩法会的结果，宪宗皇帝早已内定。全真道大败，做为全真教弟子占据寺院的理论基础《老子化胡经》，被认定为伪经，列为禁书。宪宗诏令全真道归还侵占的寺院200余处，焚毁《老子化胡经》及其雕版。
其时，南宋王朝尚存，要说这一次焚毁《老子化胡经》及其雕版尚不足以使其亡佚。但是，除了在元宪宗八年（公元1258年）这次焚禁之外，蒙哥的老兄弟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依然沿袭了这种抑制全真教的策，在灭南宋王朝后的至元十八年（1281年）、二十一年（1284年）、二十八年（1291年），《老子化胡经》又先后三次被诏令焚毁，从此《老子化胡经》便告亡佚。
清末，在敦煌石窟中发现了《老子化胡经》残卷（序、卷一、卷二、卷八、卷十等残卷）。
四、“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影响
尽管《老子化胡经》被焚毁后亡佚，但是“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影响，并没有随着《老子化胡经》被焚毁而去，这种传说虽然几乎无依据，甚至是谬传；虽然令一些佛教人士不服；但是，已经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形成了无法抹去的烙印。已经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可，影响甚广。如有些火居道士傍着就近佛教的寺院修行,也不被僧侣驱赶；而一些出于民族自尊心的一些僧侣，也研习道教的一些经典；两教之间的经典相互借鉴；部分神祇互相通用；有些道教派别甚至也把“佛诞节”做为教门的重大节日来庆贺（其寓意是庆贺老子的另一大有功德的弟子降世，事实上这种庆贺是给佛教上眼药的一种做法）等等，充分说明了“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在中华大地的影响……
在《老子化胡经》亡佚多年后的一些明清小说里，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其中对“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认可和影响。这里最典型的当属《西游记》，这本书本身是“谤道敬佛”的，但是对“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依然是毫无疑义地认可（请参阅本人的另一篇作品相关文章《太上老君》）。所有这些，无不诏示着一种民族自尊、自爱情绪的存在。而在这种民族情绪面前，“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真伪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东汉汉明帝年间,，张道陵初创道教时，为了拉抬声望和名气，抬出老子做为教祖，尊之为太上老君。这对道教后来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一个广阔的遐想空间。“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故事就是得益于这个广阔的遐想空间，在佛、道两教为争夺信徒跨越千年的斗争中，成为道教弟子攻讦佛教的一个重要理论。
老子的在五十多岁时辞官西行，到函谷关时，在关令尹喜请求下他写下了五千字左右的《道德经》，继续西行，不知所终，那么，老子会去哪儿呢？多年之后，后人就臆造出了他的去向，这就是过函关去西化胡为佛。
一、老子过函关化胡
关于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传说，早期有两本书记载了这件事。
一是《太平经》，又名《太平青领书》，是道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据说是东汉（25－220年）时期的道士于吉流传下来的。但是，有人考证，认为《太平经》非一时一人之手，是多人长时期的增益而成，于吉仅是其撰人之一。所以，《太平经》里关于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传说，是不是最早，无法定论。
三国时魏国人鱼豢在《魏略·西戎传》提到了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传说，可以认为是是最早的说法：“《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天竺教胡，浮屠属老子弟子，别号合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在鱼豢的书里，已经明确的把佛祖说成是老子的弟子。但是做为一种传说，一个故事，对人们的影响仅仅是给人们一种感知。真正引起轩然大波的则是《老子化胡经》。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两教在争夺信徒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各种和平形式的斗争，愈演愈烈。这期间涌现出了大量的宗教理论家。最激烈的斗争场合，莫过于“斗法会”。道、佛两教，各自都在“斗法会”前做大量的准备，挑选一些博学善辩的道士、僧侣，在“斗法会”上，各执一词，互相攻讦，抬高自己，贬低对方。《老子化胡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
道教道士王浮，河南洛阳人。在西晋惠帝（公元290——306年在位）时期，为天师道祭酒（首领）。因为是一路首领，所以常常参加一些斗法会，每每大拜而归。王浮羞恼之余，便依据一些典籍、传说，发挥自己的想像，编撰出一部《老子化胡经》。《老子化胡经》一问世，即在僧道优劣的辩论大试身手，大肆流行，影响很大。
《老子化胡经》巧妙的利用了《史记》中对老子的记载。老子过函谷关西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然后巧妙的续出，老子去了天竺国，点(教)化胡人为佛。《老子化胡经》把佛祖如来硬说成是老子的弟子，因而对中国古代的宗教界、文化界、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佛门弟子来说，更是如鲠在喉，如芒负背。当时，长安有个名气很大的和尚，叫帛远，又名白远，白远和尚。号法祖，俗姓万，河内（今河南沁阳）人，自幼出家，每日能诵经八九千言，深研大乘经典，又博读世俗经史，以讲习为业，僧俗弟子达千余人。他听说王浮作了《老子化胡经》，就一气之下来到了洛阳，和王浮斗法，辩论起佛道的先后高下，但结果竟然是不分输赢。从此，《老子化胡经》便成为道士们攻击佛教的坚兵利器。并且从此流行开来，影响甚远。
对于《老子化胡经》的出现，佛教信徒们一直不服。也不惜大量编造历史，抬高佛祖，贬低老子。如东晋僧侣支遁在《释加文佛像赞序》中就说：“昔姬周之末，有大圣号佛，天竺释王白净之太子也。……络聃周以曾玄”。他不仅把佛祖说成是老子的师父，还把老子和庄子说成是佛祖的“曾孙”和“玄孙”。梁朝和尚僧佑也在《出三藏记记》中指出：“昔祖平素之日，与（王）浮争正邪，浮屠屈，即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但无论是贬低老子也好，说《老子化胡经》谬诬也好，《老子化胡经》依然广泛流行，经卷也由当初的一卷，逐渐繁衍增加为十卷，成为巨著。不仅内容强化，而且成为道士的必修经典。除了《化胡经》本身增修了内容，同时还有一些有关的新书出现，如：老子开天经，出塞纪，玄妙篇等等，广传天下，越打越强，越禁越多。《老子化胡经》之所以被认可。其原因正如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宗教》一文中就说到的“民族神是能够容忍别的一些民族神同他们在一起的，……但决不能让他们高居在自己之上”这种民族自尊心理，具体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迎合了华夏民族的自尊心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理在古代是很强烈的（崇洋媚外似乎是近代的居多）。一直自豪地认为我们是中央之国、中央上国等等，而称其它国家则为“藩属之邦”、“蛮夷之地”，其人则是“狄夷之人”，更有细化的称呼叫“东倭西胡，南蛮北狄”。佛祖即便是个王子，出身高贵，那也是“藩属之国”、“蛮夷之地”的胡人，“蛮夷之地”的胡人成圣成神，怎么说也是令自尊心理极强的华夏民众有点费解。而《老子化胡经》就适得其时地给出了答案，佛祖之所以成圣，是由老子教化、点拨的因素。这费解的问题就不费解了。况且老子是上古大贤，年龄又比佛祖略高一些，所以看起来就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从另一方面讲，《老子化胡经》也迎合了统治阶层的大一统心理。在以前的华夏大地，不光民众的民族自尊心理强烈，统治阶层的民族自尊心理也十分强烈，并且在此心理上延伸出一种自负心理，喜好“八方咸服，四方朝贡”，“蛮夷之地”的西土出了神，在华夏大地影响很大，怎么说也感到不太自在。《老子化胡经》的出现也满足统治阶层的自负心理。所以，《老子化胡经》得到了一些朝代的统治者，特别是唐、宋朝统治者的积极认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老子化胡经》产生轰动效应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随着《老子化胡经》的传播，另一种说法“三教出一门”也伴随着“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故事应运而生了。
二、三教出一门
《史记》中《老子韩非列传》对老子有这样一段记载：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於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当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老子的记载还有其它几种说法，但这种说法是一种较为公认和通行的说法。
这一段文章里，详细记述了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的事件。而孔子是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问策。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董仲舒(约公无前179年～前104年)，在这次问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运用了政权的强制力量使之得以推行，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汉王朝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从此，儒学取得了唯我独尊的地位，并长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汉武帝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学说，而这一学说，从此也奠定了儒学唯我独尊的地位，并长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随着历史的沿革，儒家也就有了“儒教”之称，这个教，也就成了人们常说的“三教”中的一教。后来就有一种说法：佛教出神；道教出仙；儒教出仕。
伴随着“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故事应运而生的“三教出一门”之说，并没有遭到儒学人士的抵触和反对。反而得到了认同和追捧。这是除了有上述的关于《老子化胡经》产生轰动效应的原因的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老子做为中华民族的先辈大贤有着无法撼动的历史地位和睿智的哲学思想。二是儒学人士研习经典都是以一种形而上学，固步自封的形式来学习的。所谓“十年寒窗，苦读经史”，就很形象的表现了这种学习方式，死记硬背，惟书惟上。只要书中有的，那就是经典。既然书中有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并且事后孔子还大加称赞老子“其犹龙邪”，那么，说“儒教”也源自于道教门下。对儒学人士来说，并不是一种什么难堪的事，而是一种荣耀。
而张道陵初创道教之时，就抬出老子做为教庭祖师，并奉《道德经》道教中的经典。以此来宣扬其渊源流长。道教自动拜于老子麾下。所以，道、儒同出一门的理论一诞生，对道、儒人士而言，就成了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但是，把佛教也说成是源自于道门之下，把释迦牟尼说成是老子的弟子，就得不到佛门弟子的认同了。而《老子化胡经》一书的诞生，从此就诱发了一场佛、道两教旷日持久的论战。尽管佛教信徒们奋力反驳多年，但《老子化胡经》依然故我地影响着华夏大地，并且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的“三教出一门”之说，与“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故事更是相映成辉。金元时期，随着道教全真派的兴起，《老子化胡经》和“三教出一门”之说兴盛到了颠峰时期。
王重阳在创立全真教时，力倡三教一家，宣扬三教合一。以道教的《道德经》、儒家的《孝经》、佛教的《心经》为道教全真教派的必修经典。在他的言论、著作中，三教合一论更是俯拾皆是。如在《金关玉锁诀》中说：“三教者，如鼎三足，……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在《示学道人》诗中说：“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义理显时何有界？妙玄通后更无加。”又有诗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在《答战公问先释后道》中称：“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等等。
随着全真教在金元之际的大盛天下，《老子化胡经》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影响程度则是又上了一个台阶。
1219年冬，在元太祖成吉思汗派近臣刘仲禄持诏书相邀，丘处机不顾自己72岁高龄，数万里之遥的路途，恶劣的气候和道路，率十八弟子万里跋涉，历时三年，在大雪山（今阿富汗东北巴达克山西南）的军营谒见了成吉思汗，这位欲“救万灵苦”、“敬天爱民”的道士，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赐金虎牌、玺书，赋予“掌管天下出家人”的特权。1224年丘处机回到燕京，奉旨掌管天下道教，住天长观(今白云观)。丘处机大建宫观，广收门徒，他嘱告弟子们：“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利用入全真教可豁免以及其它特权，“使其徒持牒召求于战伐之余”，让在战场上大量被俘虏的民众得以复生，解救了大量汉族和女真族民众。清朝乾隆皇帝为白云观的丘祖殿，题了一幅著名的对联，称颂丘处机救民于水火的奇功，曰：“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全真教由祖师王重阳创立，其大盛于天下则缘于与丘处机的济世救民的奇功。当时民众信仰全真之事，随处可见，其推行之远，传布之速，足以惊人。《奉圣州永昌观碑记》云：“全真教兴焉，渊真以明志，德修而道行。翁然从之，实繁有徒，其特达者各潜户多”，“敦纯朴素，有古遗民之遗风焉”。道出了全真教于金元之交的盛况。
全真教的兴起，使《老子化胡经》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影响也到了颠峰时期。不过世事变幻无常，没过多久，曾几遭禁毁的但又顽强不屈地流传下来的《老子化胡经》，却没有挺过元朝，终告亡佚。但故事是不屈不挠地流传下来了。本属南宗、而自认为北宗元代道士陈致虚，在《老子化胡经》被焚毁后的年代，依然将儒释道三教，归宗于老子，称三教皆以老子之道为法。“天以清，地以宁，三光以明，万物以荣，圣人、仙、佛以修以成。……孔子而佛，皆明此道，非别有一道也，后来乃分三教”。
三、《老子化胡经》被禁毁
《老子化胡经》的被禁毁，依然与“三教出一门”之说有关。王重阳力倡三教一家，宣扬三教合一。丘处机也有诗云：“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随着全真教盛行天下，这种思想和理念也开始放大，《老子化胡经》也成为全真教徒占据佛门寺院，合并佛教行动的理论指南。寺庙改道观、佛教徒更道教者不计其数。
随着全真教的兴盛天下，已经引起了元朝统治者的忌惮。其原因一是影响和势力也是越来越庞大，全真道的《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称：“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修武清真观记》也记载有这种盛况：“自邱往赴龙廷之召，……自是而后，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焰隆盛，鼓动海岳”。在邱处机的“立观度人”的号召下，短短几十年间，全真教的宫观、弟子就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如1228年安葬丘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1241年会葬王重阳时，“时陕右虽甫定，犹为边鄙重地，经理及会葬者，四方道俗云集，常数万人”。这些数万余人的聚集，对元朝统治者而言，无异是一种强裂的震撼。二是全真教的信徒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属于丘处机利用成吉思汗赋予的特权，救拔出的战场俘虏、应付不了徭役的平民、因战乱而冻饿街头的流浪者等。在元朝统治者看来，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动摇其统治的隐患。尽管全真教在丘处机之后的历任掌门也都利用宗教为统治者效力，但是其影响和势力，已经超过元朝统治者的心理承受极限。
宪宗年间，亲受成吉思汗特权的丘处机已已羽化登真多年，此时全真教享有的特权，随着丘处机的离去，已临晚霞时分。但是全真教的弟子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劲头十足地打着“三教一家”的旗号，利用特权，占领佛门的寺院，合并佛门，玩得太猛，从而引爆了佛教人士的强烈不满。于是纷纷上书朝廷，要求禁毁《老子化胡经》，归还寺院。
佛、道矛盾的激化，佛教人士上书朝廷要求归还寺院。为宪宗皇帝蒙哥限制全真教提供了有利的借口和契机。毕竟全真教派被太祖成吉思汗赋予了许多特权，如果冒然对其限制，难免会引来社会甚至于统治阶层内部的不同声音。所以宪宗皇帝利用佛教人士上书朝廷要求禁毁《老子化胡经》、归还寺院的契机，于宪宗八年(1258年)诏办僧道辩法会，这场辩法会的结果，宪宗皇帝早已内定。全真道大败，做为全真教弟子占据寺院的理论基础《老子化胡经》，被认定为伪经，列为禁书。宪宗诏令全真道归还侵占的寺院200余处，焚毁《老子化胡经》及其雕版。
其时，南宋王朝尚存，要说这一次焚毁《老子化胡经》及其雕版尚不足以使其亡佚。但是，除了在元宪宗八年（公元1258年）这次焚禁之外，蒙哥的老兄弟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依然沿袭了这种抑制全真教的策，在灭南宋王朝后的至元十八年（1281年）、二十一年（1284年）、二十八年（1291年），《老子化胡经》又先后三次被诏令焚毁，从此《老子化胡经》便告亡佚。
清末，在敦煌石窟中发现了《老子化胡经》残卷（序、卷一、卷二、卷八、卷十等残卷）。
四、“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影响
尽管《老子化胡经》被焚毁后亡佚，但是“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影响，并没有随着《老子化胡经》被焚毁而去，这种传说虽然几乎无依据，甚至是谬传；虽然令一些佛教人士不服；但是，已经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形成了无法抹去的烙印。已经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可，影响甚广。如有些火居道士傍着就近佛教的寺院修行,也不被僧侣驱赶；而一些出于民族自尊心的一些僧侣，也研习道教的一些经典；两教之间的经典相互借鉴；部分神祇互相通用；有些道教派别甚至也把“佛诞节”做为教门的重大节日来庆贺（其寓意是庆贺老子的另一大有功德的弟子降世，事实上这种庆贺是给佛教上眼药的一种做法）等等，充分说明了“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在中华大地的影响……
在《老子化胡经》亡佚多年后的一些明清小说里，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其中对“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认可和影响。这里最典型的当属《西游记》，这本书本身是“谤道敬佛”的，但是对“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依然是毫无疑义地认可（请参阅本人的另一篇作品相关文章《太上老君》）。所有这些，无不诏示着一种民族自尊、自爱情绪的存在。而在这种民族情绪面前，“老子过函关化胡”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真伪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