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章 普通人过年同领导过年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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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其实就是一种跟随。
跟随的结果就会出现所谓的团团伙伙，各种权力利益群体，但这是一种现实的客观存在，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下的必然结果。面对以县为主的政治权力利益格局，从大的方面上讲，不存在太多认识上的方向上的差异，更多的是执行上落实上的差异，而人们会因这种差异中产生分化。
加之一个县城下熟人社会特征，一个官员从初入仕途当干事开始，就已存在被认识，被选择的可能，同时他也面临着追随谁依附谁的选择，这种选择必然形成事实上的站队，你不可能不表态，你不可能在心中没有倾向。而这种依附和站队成为现实时，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政治斗争。
要一个领导认识你，赏识你，为你说话，提拔你，重用你，有利益的驱使，但又不仅仅只是利益。依附所表达的远不是利益的输送，更多的是追随与被追随，靠近与被靠近。
然而，在实际中并不是依附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你找不到依附对象，或找到了依附对象却不能依附的问题。如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恨关系户，却又千方百计想成为关系户。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中，事实上只存在两类人，有了依附关系的人和想依附而不得的人。
事实上，所谓有门路和没门路，也就指这两类人。有门路就是有了依附，没门路就是没找到依附。
愚同想这些时觉得自己很好笑，自己连公务员都不是，也就是说还没有混的资格，不可能沿着公务员的路走，如果要走，自己首先就要拿到入场券。如果自己现在想争什么的话，那就是这张入场券。
但在没有前，自己也还是要混的，要混就要有自己的圈子。可自己的圈子能是什么呢？因为跟着张县长而有的这些关系其实都是一种依附，自己不是那些人的目的，这些认识的人能沉淀下来的不会很多。他们会随着自己依附对象的消失而消失的。自己同张县长分开是必然的，他还会高升，还会有自己另外的世界，而自己不可能一直跟着他，事实上自己也没有可以让他一直带着自己的理由。
当然成为依附并不是只有跟在身边，这是更浅的依附，更深的依附是成为自己人，成为一个本身有价值的人。但一个人要成为另一个人的自己人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所以对愚同来说，在看着张县长如何进行权力运作，如何施展自己影响力的时候会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成为另一个人的自己人，二则是如何形成自己的圈子。
做好前一个事，可以把自己融入一个圈子。跟着张县长，他为自己打开了更广的面，认识了更多的人，如何让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沉淀下来，则是愚同需要想的，也需要他有意识去经营。
张县长已向自己表达了他的吸纳，他愿意把自己看成他
的人，现在就看自己了。当然，从内心深处，自己不可能让自己对某个人形成人身依附，依附的目的还是为了更长久更大的利益。但张县长吸纳的姿态并不代表就全部认可自己，只是给自己靠近的方便。
而能不能真正靠近，还要看自己。但站队是必须的，在站队后看的就是自己的能力了。只是这个目标太宏观太抽象。在张县长对自己有吸纳的一面时，愚同还是能感到他同自己保持着应有的距离。自己进入他工作层面的内容并不多，也不深，对于他的生活层面更深内容参与的则更少，有时看着是给自己放假，其实也是把自己支开。
虽然他只比自己大七八岁，但在愚同看来，却差了几代人。他的城府是自己看不透的。但不论怎的，既然选择了站队，自己总是要做出表态的。但这个表态最难的不是简单的向前凑示好，不是庸俗的送钱送物，不是扑下身子，埋着头去服务，而应有进一步的表现。
张县长的家庭也简单，妻子在市图书馆工作，父母是邻县一个厂的退休职工，早年做过领导。他大学毕业后就到了区机关，后调市经贸委，调到市委，没有太多基层的经历。但这个人却在愚同看来经历极多，十分沉稳，对人际关系把握极准。事实上，张县长自己就是从依附中过来的人。从区机关到市经委，再到市委办，以至现在的副县长。他一直就不是一个大权在握的人，而是一个在面子，线上工作的人。一直也扮演着跟随者，依附者的角色。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十七八年的跟随与依附，让他在四十出头成为一个副县长，说明他的跟随依附算是成功的。对如何当一个跟随者，依附者，他无疑有着太深的体会。而且现在他还在做着一个追随者。
张县长还要继续上的，不可能在一个副县止步。那么看看他当下的做法，不就是一个跟随者自我营建网络的做法吗？当然在张县长是依附者时，他也在被依附，就象愚同自己一样，在自己想着依附时不是有好些人对自己也在表示着亲近吗？
所以在张县长眼中没有什么是新鲜的，甚至自己的心思，自己的想法他都一清二楚。而他对周围的人，对下的态度，也是在他依附时，通过他的领导，他的跟随者学来的。既知道下面人想什么，怎么想，要什么，又明白如何给，如何点拨，拉拢，感化，吸引，驾驭，帮助周围的人，下面的人，那营建自己为核心的网络会是件自然的事。
想想张县长这一切做的是那么滴水不漏，化于无形而又浑然天成。那是他就在其中，既在感受着，学习着，也在实践着。这样想时李愚同打了一冷战，自己在他面前不就是一个透明的人吗？
可张县长对自己并不透明，他的生活习惯，思考习惯，工作习惯，兴趣爱好，人性中最柔软的那部分，对自己都还陌生着，还要自己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品味，否则自己没法做好这个跟随者，依附者。
这份陌生让自己即使有了站队的想法，可能还在外围转圈，而进入不了他的内心。
那个年对愚同是一个考验，这个考验体现在方方面面。
不是拿不拿好处的问题，而是如何拿，拿什么，拿了以后怎么办的事？
同样在别人向自己输送利益时，也在不断提醒自己要向别人输送。可向谁输送，怎么输送，都是一个考验。
而更大的考验是和张县长的关系，张县长可以自然地给自己以示好，给这给那，但自己却不能自然地对他。特别对于由自己要转交的东西，自己更要表现得自然而正常。还有一个压力问题，面对不同部门，不同镇街，不同人群输送的利益，愚同收到的越多越会恐慌。
他不知道这些利益是具体由谁出的，由哪个渠道出的，送的目的是什么？自己能从哪个方面对这利益以回馈？哪些利益是惯性的，是正常的？哪些利益中包含着结交和情感？哪些利益是以感谢的方式出现，哪些利益是有明确的目的要求？愚同面对这些要迅速地做出判断，记住姓名，想好反馈的出路。大家送礼的方式更是各显神通，但又看得出有所隐蔽，有所包装。
从一条烟，一瓶酒到年货卡，粮油卡，净菜卡，还有购物卡，甚至是辛苦费，车马费的，压岁钱，不一而足。有手下人来的，有派人来的，有在回家的路上等你的，有放到你小区的，有给你亲人的，有在工作聚餐后的当场表示的，有来办公室不经意装你兜中，放你桌上的，有请你参加完年会后的公开派送的。都是在你不经意间，不注意时发生的，都显得自然而随意。
过个年，拜个年不正常吗？不是叫兄弟吗？不是自家人吗？愚同发现精明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片人，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在看似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下，你看不见围着一个年节的滚滚利益之潮。
是的，愚同有些木然，想想自己在当教师的这十多年，想想在龙门小学校长为发点福利的斤斤计较。而看看现在的自己，就知道教师何以是个穷酸的岗位，因为教师工作本身建立不起利益网，教师只是一个被动的点，只是任人驱使的点。在过年前后，愚同完全被这些世俗的东西所包围，甚至让他不能好好想想。
愚同没想到张专干都给了自己礼品，说自己还是教育组的人，大家都有的。同样北关小学的林校长也没忘自己，还有局里该自己领的还叫自己去领，而办公室的李主任也把自己当办公室的人，也有表示。愚同当然知道自己能成为逐利对象的原因。
这种示好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连程铭都叫自己到他办公室去趟，自己知道去后会是什么。果然他在同自己聊了些后送自己走时给了一个购物卡。还有刘局长，自己去局里顺便去看他时，还没等自己表达心意，刘局长倒很自然地给了条烟和一盒茶。愚同不能说所有示好之人都有求于自己，但铺路联络，为未来投资成了场内之人的普遍心态，由所有这些不断提醒自己自己也是要回馈的。
年前就去了吴股长家，给了东西。年中去了李主任家，上班后抽空去看了程铭。此外，对张专干，林校长，还有认识的教育组、局里的干事，只要有机会碰上总有所表示。还有别的部门，镇街的同志，只要来自己也总想法加以回馈，不是请吃，就是有所回赠。一个年就在这混乱中过去了。
但唯独不知如何对张县长，对政府办的崔主任和刘主任都好表达，可对张县长自己如何表达呢？
年前放假时去见了张县长，很想有所表达，也准备好了礼金。
可还没等自己说，张县长倒讲，愚同别说了，心意我明白，也不用拿什么了。跟我快一年了，也辛苦的，替我操了好多心，这就足够了。你对我的好就是工作中生活中的那些操心了，别的啥也别想，过年时回家好好陪陪亲人，陪陪老人，不用惦着来看我，咱们平时都很少顾家的，多在家呆呆，没事了就早点回吧。
面对堆满屋子的礼品和手里的各种卡，起初明侠自然是高兴的，只是觉得不可思议，说你就当个秘书么，怎么有这么多人送东西？我看家里一年不用买米面油了。
愚同说，何止不用买了，还要多多送人的。肖明侠说，送什么人呀，放下慢慢吃就行了。过年我看咱也不需要买礼品了。但这些东西都不错，送亲戚我还有些舍不得。愚同其实也是，这些烟酒都是自己平时舍不得买的。
但愚同能感到肖明侠的兴奋，回她娘家就提了好多东西，给她哥嫂，父母都有。明侠也是一脸兴奋，给人说起愚同虽也是没什么权的，现在政府工作，给县长当个秘书的，但那份自豪看得见。
愚同觉得自己也应随俗的，好好与大家相处些，表现出一些志得意满感，一点小人得志感，可愚同却表现不出或表现的总不能到位，相反他心中隐隐有些莫名的恐惧。他知道这恐惧来自何处，不单纯是那些利益的输送，而是这种因平台与身份转变带来的巨大变化。面对着满屋的礼品，面对着动辄上百上千的烟酒，面对着手中各种购物卡，他在想为什么人们要追逐权力，难道这还不清楚吗？
而更让愚同恐惧的是自己心态的变化，听着过去同事，熟人或别人讲他们发什么了，他们厂长，经理，镇长，校长多牛时，只是站在一边笑笑。愚同在自己的笑里明白自己心态已变了，那是站在更高处的向下看的感觉。而自己本质上还是一名小小的干事，一个没有公务员身份的小干事，他无法去想更大的官员，更大的权力者。
他知道普通人的过年同领导们的过年是不一样的，那些年集是领导们不跟的，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依附其实就是一种跟随。
跟随的结果就会出现所谓的团团伙伙，各种权力利益群体，但这是一种现实的客观存在，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下的必然结果。面对以县为主的政治权力利益格局，从大的方面上讲，不存在太多认识上的方向上的差异，更多的是执行上落实上的差异，而人们会因这种差异中产生分化。
加之一个县城下熟人社会特征，一个官员从初入仕途当干事开始，就已存在被认识，被选择的可能，同时他也面临着追随谁依附谁的选择，这种选择必然形成事实上的站队，你不可能不表态，你不可能在心中没有倾向。而这种依附和站队成为现实时，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政治斗争。
要一个领导认识你，赏识你，为你说话，提拔你，重用你，有利益的驱使，但又不仅仅只是利益。依附所表达的远不是利益的输送，更多的是追随与被追随，靠近与被靠近。
然而，在实际中并不是依附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你找不到依附对象，或找到了依附对象却不能依附的问题。如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恨关系户，却又千方百计想成为关系户。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中，事实上只存在两类人，有了依附关系的人和想依附而不得的人。
事实上，所谓有门路和没门路，也就指这两类人。有门路就是有了依附，没门路就是没找到依附。
愚同想这些时觉得自己很好笑，自己连公务员都不是，也就是说还没有混的资格，不可能沿着公务员的路走，如果要走，自己首先就要拿到入场券。如果自己现在想争什么的话，那就是这张入场券。
但在没有前，自己也还是要混的，要混就要有自己的圈子。可自己的圈子能是什么呢？因为跟着张县长而有的这些关系其实都是一种依附，自己不是那些人的目的，这些认识的人能沉淀下来的不会很多。他们会随着自己依附对象的消失而消失的。自己同张县长分开是必然的，他还会高升，还会有自己另外的世界，而自己不可能一直跟着他，事实上自己也没有可以让他一直带着自己的理由。
当然成为依附并不是只有跟在身边，这是更浅的依附，更深的依附是成为自己人，成为一个本身有价值的人。但一个人要成为另一个人的自己人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所以对愚同来说，在看着张县长如何进行权力运作，如何施展自己影响力的时候会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成为另一个人的自己人，二则是如何形成自己的圈子。
做好前一个事，可以把自己融入一个圈子。跟着张县长，他为自己打开了更广的面，认识了更多的人，如何让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沉淀下来，则是愚同需要想的，也需要他有意识去经营。
张县长已向自己表达了他的吸纳，他愿意把自己看成他
的人，现在就看自己了。当然，从内心深处，自己不可能让自己对某个人形成人身依附，依附的目的还是为了更长久更大的利益。但张县长吸纳的姿态并不代表就全部认可自己，只是给自己靠近的方便。
而能不能真正靠近，还要看自己。但站队是必须的，在站队后看的就是自己的能力了。只是这个目标太宏观太抽象。在张县长对自己有吸纳的一面时，愚同还是能感到他同自己保持着应有的距离。自己进入他工作层面的内容并不多，也不深，对于他的生活层面更深内容参与的则更少，有时看着是给自己放假，其实也是把自己支开。
虽然他只比自己大七八岁，但在愚同看来，却差了几代人。他的城府是自己看不透的。但不论怎的，既然选择了站队，自己总是要做出表态的。但这个表态最难的不是简单的向前凑示好，不是庸俗的送钱送物，不是扑下身子，埋着头去服务，而应有进一步的表现。
张县长的家庭也简单，妻子在市图书馆工作，父母是邻县一个厂的退休职工，早年做过领导。他大学毕业后就到了区机关，后调市经贸委，调到市委，没有太多基层的经历。但这个人却在愚同看来经历极多，十分沉稳，对人际关系把握极准。事实上，张县长自己就是从依附中过来的人。从区机关到市经委，再到市委办，以至现在的副县长。他一直就不是一个大权在握的人，而是一个在面子，线上工作的人。一直也扮演着跟随者，依附者的角色。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十七八年的跟随与依附，让他在四十出头成为一个副县长，说明他的跟随依附算是成功的。对如何当一个跟随者，依附者，他无疑有着太深的体会。而且现在他还在做着一个追随者。
张县长还要继续上的，不可能在一个副县止步。那么看看他当下的做法，不就是一个跟随者自我营建网络的做法吗？当然在张县长是依附者时，他也在被依附，就象愚同自己一样，在自己想着依附时不是有好些人对自己也在表示着亲近吗？
所以在张县长眼中没有什么是新鲜的，甚至自己的心思，自己的想法他都一清二楚。而他对周围的人，对下的态度，也是在他依附时，通过他的领导，他的跟随者学来的。既知道下面人想什么，怎么想，要什么，又明白如何给，如何点拨，拉拢，感化，吸引，驾驭，帮助周围的人，下面的人，那营建自己为核心的网络会是件自然的事。
想想张县长这一切做的是那么滴水不漏，化于无形而又浑然天成。那是他就在其中，既在感受着，学习着，也在实践着。这样想时李愚同打了一冷战，自己在他面前不就是一个透明的人吗？
可张县长对自己并不透明，他的生活习惯，思考习惯，工作习惯，兴趣爱好，人性中最柔软的那部分，对自己都还陌生着，还要自己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品味，否则自己没法做好这个跟随者，依附者。
这份陌生让自己即使有了站队的想法，可能还在外围转圈，而进入不了他的内心。
那个年对愚同是一个考验，这个考验体现在方方面面。
不是拿不拿好处的问题，而是如何拿，拿什么，拿了以后怎么办的事？
同样在别人向自己输送利益时，也在不断提醒自己要向别人输送。可向谁输送，怎么输送，都是一个考验。
而更大的考验是和张县长的关系，张县长可以自然地给自己以示好，给这给那，但自己却不能自然地对他。特别对于由自己要转交的东西，自己更要表现得自然而正常。还有一个压力问题，面对不同部门，不同镇街，不同人群输送的利益，愚同收到的越多越会恐慌。
他不知道这些利益是具体由谁出的，由哪个渠道出的，送的目的是什么？自己能从哪个方面对这利益以回馈？哪些利益是惯性的，是正常的？哪些利益中包含着结交和情感？哪些利益是以感谢的方式出现，哪些利益是有明确的目的要求？愚同面对这些要迅速地做出判断，记住姓名，想好反馈的出路。大家送礼的方式更是各显神通，但又看得出有所隐蔽，有所包装。
从一条烟，一瓶酒到年货卡，粮油卡，净菜卡，还有购物卡，甚至是辛苦费，车马费的，压岁钱，不一而足。有手下人来的，有派人来的，有在回家的路上等你的，有放到你小区的，有给你亲人的，有在工作聚餐后的当场表示的，有来办公室不经意装你兜中，放你桌上的，有请你参加完年会后的公开派送的。都是在你不经意间，不注意时发生的，都显得自然而随意。
过个年，拜个年不正常吗？不是叫兄弟吗？不是自家人吗？愚同发现精明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片人，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在看似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下，你看不见围着一个年节的滚滚利益之潮。
是的，愚同有些木然，想想自己在当教师的这十多年，想想在龙门小学校长为发点福利的斤斤计较。而看看现在的自己，就知道教师何以是个穷酸的岗位，因为教师工作本身建立不起利益网，教师只是一个被动的点，只是任人驱使的点。在过年前后，愚同完全被这些世俗的东西所包围，甚至让他不能好好想想。
愚同没想到张专干都给了自己礼品，说自己还是教育组的人，大家都有的。同样北关小学的林校长也没忘自己，还有局里该自己领的还叫自己去领，而办公室的李主任也把自己当办公室的人，也有表示。愚同当然知道自己能成为逐利对象的原因。
这种示好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连程铭都叫自己到他办公室去趟，自己知道去后会是什么。果然他在同自己聊了些后送自己走时给了一个购物卡。还有刘局长，自己去局里顺便去看他时，还没等自己表达心意，刘局长倒很自然地给了条烟和一盒茶。愚同不能说所有示好之人都有求于自己，但铺路联络，为未来投资成了场内之人的普遍心态，由所有这些不断提醒自己自己也是要回馈的。
年前就去了吴股长家，给了东西。年中去了李主任家，上班后抽空去看了程铭。此外，对张专干，林校长，还有认识的教育组、局里的干事，只要有机会碰上总有所表示。还有别的部门，镇街的同志，只要来自己也总想法加以回馈，不是请吃，就是有所回赠。一个年就在这混乱中过去了。
但唯独不知如何对张县长，对政府办的崔主任和刘主任都好表达，可对张县长自己如何表达呢？
年前放假时去见了张县长，很想有所表达，也准备好了礼金。
可还没等自己说，张县长倒讲，愚同别说了，心意我明白，也不用拿什么了。跟我快一年了，也辛苦的，替我操了好多心，这就足够了。你对我的好就是工作中生活中的那些操心了，别的啥也别想，过年时回家好好陪陪亲人，陪陪老人，不用惦着来看我，咱们平时都很少顾家的，多在家呆呆，没事了就早点回吧。
面对堆满屋子的礼品和手里的各种卡，起初明侠自然是高兴的，只是觉得不可思议，说你就当个秘书么，怎么有这么多人送东西？我看家里一年不用买米面油了。
愚同说，何止不用买了，还要多多送人的。肖明侠说，送什么人呀，放下慢慢吃就行了。过年我看咱也不需要买礼品了。但这些东西都不错，送亲戚我还有些舍不得。愚同其实也是，这些烟酒都是自己平时舍不得买的。
但愚同能感到肖明侠的兴奋，回她娘家就提了好多东西，给她哥嫂，父母都有。明侠也是一脸兴奋，给人说起愚同虽也是没什么权的，现在政府工作，给县长当个秘书的，但那份自豪看得见。
愚同觉得自己也应随俗的，好好与大家相处些，表现出一些志得意满感，一点小人得志感，可愚同却表现不出或表现的总不能到位，相反他心中隐隐有些莫名的恐惧。他知道这恐惧来自何处，不单纯是那些利益的输送，而是这种因平台与身份转变带来的巨大变化。面对着满屋的礼品，面对着动辄上百上千的烟酒，面对着手中各种购物卡，他在想为什么人们要追逐权力，难道这还不清楚吗？
而更让愚同恐惧的是自己心态的变化，听着过去同事，熟人或别人讲他们发什么了，他们厂长，经理，镇长，校长多牛时，只是站在一边笑笑。愚同在自己的笑里明白自己心态已变了，那是站在更高处的向下看的感觉。而自己本质上还是一名小小的干事，一个没有公务员身份的小干事，他无法去想更大的官员，更大的权力者。
他知道普通人的过年同领导们的过年是不一样的，那些年集是领导们不跟的，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