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八章 情报收集和保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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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对于军事情报保密的法令极为严厉。
《孙子兵法》指出,“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为了严控知情范围,保住情报机密,不惜杀人灭口。《通典兵二.杂教令附》记载了唐代军中的一些保密规定:“漏泄军事者斩之”,“与敌私交通斩之”,“凡言觇侯或更相推托谬说事宜兼复漏泄者,并斩之”。“擒获敌人或有来降者,直领见总帅,不得访问敌中事。若违因而漏泄者,斩之”。
﹙二﹚法令严厉
对于军事情报保密的法令极为严厉。
《孙子兵法》指出,“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为了严控知情范围,保住情报机密,不惜杀人灭口。《通典兵二.杂教令附》记载了唐代军中的一些保密规定:“漏泄军事者斩之”,“与敌私交通斩之”,“凡言觇侯或更相推托谬说事宜兼复漏泄者,并斩之”。“擒获敌人或有来降者,直领见总帅,不得访问敌中事。若违因而漏泄者,斩之”。“吏士在行营,切防为人谄诱。如有亲故赠遗书信、使人往来,即领见本将,诘辨真伪,或射掷遗书,获者不得辄开,密封送上总帅而者,违律”。为了保守国家和军事机密,宋朝制定法令限制书籍、文书流向契丹、高丽。北宋文学家苏轼就有较强的保密意识,因担心“中国奸细,因往高丽遂通契丹”,他在任杭州知州时,特地下令禁止宋商、宋僧前往高丽私做联系,并强烈要求朝廷禁止高丽购买宋朝书籍,认为“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契丹,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
﹙三﹚外交过程保密和防奸防谍
对于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军事情报保密和防奸防谍极为重视
被后人奉之为“智慧禁果、旷世奇书”的《鬼谷子》以外交人员在对外交往中的情报搜集和情报保密为立足点,着重研究了游说主体如何认识进而制服被游说对象的,提出可以运用语言的攻防达到刺探情报与严守机密的功效。唐代李筌在其著的《太白阴经》继《孙子兵法》后辟有专章《行人第二十三》,论述情报及情报工作,主张情报保密应做到“若鹰隼之入重林,无其踪:若游鱼之赴深潭,无其迹”。南宋华岳所著《翠微北征录》针对当时的军事形.321.《军事历史研究》二零零六年第二期势对军事情报活动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将军事情报活动比作人的视听器官,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用间的方法和招募间谍的问题,主张设置专职军事情报机构和人员,在军中设立联合情报网(“聚铺”)。华岳在《利害》、《反泄》等篇中,详细地叙述了军事情报的秘密传递方法,具有极强的实用性。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在其所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兵书中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他不但认识到军事情报活动的动态性、延续性,还极为重视防间保密,在军事斗争中积累了大量的用间经验。为防止敌间破坏战时通讯,他在《纪效新书.行军》中规定“迎候禀事人员,及各处赍送紧急公文之人,前总领哨官审实,差人报知,方许进见。倘有异言异服可疑之人,送军中研审发落,不许擅放擅问。”清末朱逢甲著的《间书》从经史子集中旁征博引了由夏朝至清代的大量资料,依据孙子的军事情报理论,较为全面地评述了历史上的军事情报活动,“至于行间贵密,则大《易》言之矣:‘机事不密则害成。’兵机皆贵密,不独用间为然也,而用间尤宜密”。《间书》还为间谍正名,提出用间遵循“反戒为本”、“五间相兼”、“深密厚赏”的原则。
﹙四﹚军事情报传递和应用中的保密及其相关技术方法
对于军事情报传递和应用中的保密及其相关技术方法的描述极为具体。
据史书记载,我国古代的军事情报活动不仅具有强烈的保密意识,而且在具体的情报处理和传递程序上还创造性地运用了许多保密技术方法。譬如将情报(密文)写于丝绸或纸张上,然后搓成圆球用蜡裹住藏在信使身上或将其吞入腹中传递,这种保密性传递方法一直沿用至清朝。北宋朝廷从当时流行的数百部兵书中挑选出《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七部兵书汇编成《武经七书》,作为官方颁行的兵法丛书和武学教材。《武经七书》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在军事情报传递和应用中如何保守机密的问题及其技术方法。一是在军事情报传递中注重保密。《六韬》要求将帅在战场与后方君主通信时,用兵符(又称“阴符”)来传递重大的和战略性的军事情报,并详细说明了八种兵符不同的形制及其约定包含的内容。指出“诸奉使行符,稽留者,若符事泄,闻者、告者皆诛之。八符者,主将秘闻,所以阴通言语,不泄中外相告之术”。兵符传递的军事情报内容重大而又简约,但容量有限,当军事情报内容较多、兵符已难以完整表达时,就使用“阴书”,即将文书通过分解再组合的办法,进行密码编码,“诸有阴事大虑,当用书而不用符。主以书遣将,将以书问主。书皆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再离者,分书为三部;三发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参而不相知情也,此谓阴书”5。意思是说一篇军事文书分成好几个部分各派专人护送,即使万一有人落入敌手,敌人看到那一小部分文字也不知所云。二是在获得军事情报后注重保密。《孙子兵法》认为,“三军之事,……事莫密于间”。“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提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7。即用兵要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让敌人摸不着头脑,连隐藏很深的间谍也窥探不到,最终没人能够知晓取胜的原因。还严格控制军事情报的知悉范围,《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一再提到“卿宜密之,无泄于外”、“勿泄也”等告诫。《三略》也强调“将谋泄,则军无势,外窥内,则祸不制”。
﹙五﹚密码
密码是一种用来混淆的技术，它希望将正常的（可识别的）信息转变为无法识别的信息。当然，对一小部分人来说，这种无法识别的信息是可以再加工并恢复的。密码在中文里是“口令”（password）的通称。
1﹑名称由来
公元前四百零五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已进入尾声。斯巴达军队逐渐占据了图是使雅典和斯巴达在持续的战争中两败俱伤，以便从中渔利。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急需摸清波斯帝国的具体行动计划，以便采取新的战略方针。正在这时，斯巴达军队捕获了一名从波斯帝国回雅典送信的雅典信使。斯巴达士兵仔细搜查这名信使。可搜查了好大一阵，除了从他身上搜出一条布满杂乱无章的希腊字母的普通腰带外。别无他获。情报究竟藏在什么地方呢？斯巴达军队统帅莱桑德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那条腰带上，情报一定就在那些杂乱的字母之中。他反复琢磨研究这些天书似的文字，把腰带上的字母用各种方法重新排列组合，怎么也解不出来。最后，莱桑德失去了信心，他一边摆弄着那条腰带，一边思考着弄到情报的其他途径。当他无意中把腰带呈螺旋形缠绕在手中的剑鞘上时，奇迹出现了。原来腰带上那些杂乱无章的字母。竟组成了一段文字。这便是雅典间谍送回的一份情报，它告诉雅典，波斯军队准备在斯巴达军队发起最后攻击时，突然对斯巴达军队进行袭击。斯巴达军队根据这份情报马上改变了作战计划，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击毫无防备的波斯军队，并一举将它击溃，解除了后顾之忧。随后，斯巴达军队回师征伐雅典，终于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雅典间谍送回的腰带情报，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密码情报。具体运用方法是，通信双方首先约定密码解读规则，然后通信—方将腰带（或羊皮等其他东西）缠绕在约定长度和粗细的木棍上书写。收信—方接到后。如不把腰带缠绕在同样长度和粗细的木棍上，就只能看到一些毫无规则的字母。后来，这种密码通信方式在希腊广为流传。现代的密码电报，据说就是受了它的启发而发明的。(未完待续)
ps：对于军事情报保密的法令极为严厉。
《孙子兵法》指出,“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为了严控知情范围,保住情报机密,不惜杀人灭口。《通典兵二.杂教令附》记载了唐代军中的一些保密规定:“漏泄军事者斩之”,“与敌私交通斩之”,“凡言觇侯或更相推托谬说事宜兼复漏泄者,并斩之”。“擒获敌人或有来降者,直领见总帅,不得访问敌中事。若违因而漏泄者,斩之”。
﹙二﹚法令严厉
对于军事情报保密的法令极为严厉。
《孙子兵法》指出,“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为了严控知情范围,保住情报机密,不惜杀人灭口。《通典兵二.杂教令附》记载了唐代军中的一些保密规定:“漏泄军事者斩之”,“与敌私交通斩之”,“凡言觇侯或更相推托谬说事宜兼复漏泄者,并斩之”。“擒获敌人或有来降者,直领见总帅,不得访问敌中事。若违因而漏泄者,斩之”。“吏士在行营,切防为人谄诱。如有亲故赠遗书信、使人往来,即领见本将,诘辨真伪,或射掷遗书,获者不得辄开,密封送上总帅而者,违律”。为了保守国家和军事机密,宋朝制定法令限制书籍、文书流向契丹、高丽。北宋文学家苏轼就有较强的保密意识,因担心“中国奸细,因往高丽遂通契丹”,他在任杭州知州时,特地下令禁止宋商、宋僧前往高丽私做联系,并强烈要求朝廷禁止高丽购买宋朝书籍,认为“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契丹,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
﹙三﹚外交过程保密和防奸防谍
对于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军事情报保密和防奸防谍极为重视
被后人奉之为“智慧禁果、旷世奇书”的《鬼谷子》以外交人员在对外交往中的情报搜集和情报保密为立足点,着重研究了游说主体如何认识进而制服被游说对象的,提出可以运用语言的攻防达到刺探情报与严守机密的功效。唐代李筌在其著的《太白阴经》继《孙子兵法》后辟有专章《行人第二十三》,论述情报及情报工作,主张情报保密应做到“若鹰隼之入重林,无其踪:若游鱼之赴深潭,无其迹”。南宋华岳所著《翠微北征录》针对当时的军事形.321.《军事历史研究》二零零六年第二期势对军事情报活动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将军事情报活动比作人的视听器官,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用间的方法和招募间谍的问题,主张设置专职军事情报机构和人员,在军中设立联合情报网(“聚铺”)。华岳在《利害》、《反泄》等篇中,详细地叙述了军事情报的秘密传递方法,具有极强的实用性。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在其所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兵书中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他不但认识到军事情报活动的动态性、延续性,还极为重视防间保密,在军事斗争中积累了大量的用间经验。为防止敌间破坏战时通讯,他在《纪效新书.行军》中规定“迎候禀事人员,及各处赍送紧急公文之人,前总领哨官审实,差人报知,方许进见。倘有异言异服可疑之人,送军中研审发落,不许擅放擅问。”清末朱逢甲著的《间书》从经史子集中旁征博引了由夏朝至清代的大量资料,依据孙子的军事情报理论,较为全面地评述了历史上的军事情报活动,“至于行间贵密,则大《易》言之矣:‘机事不密则害成。’兵机皆贵密,不独用间为然也,而用间尤宜密”。《间书》还为间谍正名,提出用间遵循“反戒为本”、“五间相兼”、“深密厚赏”的原则。
﹙四﹚军事情报传递和应用中的保密及其相关技术方法
对于军事情报传递和应用中的保密及其相关技术方法的描述极为具体。
据史书记载,我国古代的军事情报活动不仅具有强烈的保密意识,而且在具体的情报处理和传递程序上还创造性地运用了许多保密技术方法。譬如将情报(密文)写于丝绸或纸张上,然后搓成圆球用蜡裹住藏在信使身上或将其吞入腹中传递,这种保密性传递方法一直沿用至清朝。北宋朝廷从当时流行的数百部兵书中挑选出《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七部兵书汇编成《武经七书》,作为官方颁行的兵法丛书和武学教材。《武经七书》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在军事情报传递和应用中如何保守机密的问题及其技术方法。一是在军事情报传递中注重保密。《六韬》要求将帅在战场与后方君主通信时,用兵符(又称“阴符”)来传递重大的和战略性的军事情报,并详细说明了八种兵符不同的形制及其约定包含的内容。指出“诸奉使行符,稽留者,若符事泄,闻者、告者皆诛之。八符者,主将秘闻,所以阴通言语,不泄中外相告之术”。兵符传递的军事情报内容重大而又简约,但容量有限,当军事情报内容较多、兵符已难以完整表达时,就使用“阴书”,即将文书通过分解再组合的办法,进行密码编码,“诸有阴事大虑,当用书而不用符。主以书遣将,将以书问主。书皆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再离者,分书为三部;三发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参而不相知情也,此谓阴书”5。意思是说一篇军事文书分成好几个部分各派专人护送,即使万一有人落入敌手,敌人看到那一小部分文字也不知所云。二是在获得军事情报后注重保密。《孙子兵法》认为,“三军之事,……事莫密于间”。“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提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7。即用兵要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让敌人摸不着头脑,连隐藏很深的间谍也窥探不到,最终没人能够知晓取胜的原因。还严格控制军事情报的知悉范围,《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一再提到“卿宜密之,无泄于外”、“勿泄也”等告诫。《三略》也强调“将谋泄,则军无势,外窥内,则祸不制”。
﹙五﹚密码
密码是一种用来混淆的技术，它希望将正常的（可识别的）信息转变为无法识别的信息。当然，对一小部分人来说，这种无法识别的信息是可以再加工并恢复的。密码在中文里是“口令”（password）的通称。
1﹑名称由来
公元前四百零五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已进入尾声。斯巴达军队逐渐占据了图是使雅典和斯巴达在持续的战争中两败俱伤，以便从中渔利。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急需摸清波斯帝国的具体行动计划，以便采取新的战略方针。正在这时，斯巴达军队捕获了一名从波斯帝国回雅典送信的雅典信使。斯巴达士兵仔细搜查这名信使。可搜查了好大一阵，除了从他身上搜出一条布满杂乱无章的希腊字母的普通腰带外。别无他获。情报究竟藏在什么地方呢？斯巴达军队统帅莱桑德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那条腰带上，情报一定就在那些杂乱的字母之中。他反复琢磨研究这些天书似的文字，把腰带上的字母用各种方法重新排列组合，怎么也解不出来。最后，莱桑德失去了信心，他一边摆弄着那条腰带，一边思考着弄到情报的其他途径。当他无意中把腰带呈螺旋形缠绕在手中的剑鞘上时，奇迹出现了。原来腰带上那些杂乱无章的字母。竟组成了一段文字。这便是雅典间谍送回的一份情报，它告诉雅典，波斯军队准备在斯巴达军队发起最后攻击时，突然对斯巴达军队进行袭击。斯巴达军队根据这份情报马上改变了作战计划，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击毫无防备的波斯军队，并一举将它击溃，解除了后顾之忧。随后，斯巴达军队回师征伐雅典，终于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雅典间谍送回的腰带情报，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密码情报。具体运用方法是，通信双方首先约定密码解读规则，然后通信—方将腰带（或羊皮等其他东西）缠绕在约定长度和粗细的木棍上书写。收信—方接到后。如不把腰带缠绕在同样长度和粗细的木棍上，就只能看到一些毫无规则的字母。后来，这种密码通信方式在希腊广为流传。现代的密码电报，据说就是受了它的启发而发明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