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地下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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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春天,德玲的交通站被敌人破获,肖老师被捕,德玲由表弟倪天武帮助逃离武汉,到上海杨树浦去找肖老师告诉她的关系。
德玲走过一条简陋的小巷子,一边看着路边的门牌。
有一间小木屋,门板上的油漆已经剥离了很多,门上的牌子和肖老师说的一样。
德玲的心狂跳起来。她不动声色地走过去,那门里悄无声息。过一会,她又沿着原路走回来。略略思考了一下,她举手敲门。
“啥子人呀?”一个妇女的声音。随着门臼“咯嘎”一声,一个中年妇女的面庞从两扇门之间露了出来。这妇女四十来岁,满脸皱纹,黑黑的,瘦瘦的,尖尖的下巴,一看即知在逝去的岁月里,她承受了不少的艰辛。
但是那双眼睛却是警觉的,德玲在一瞬间察觉到了。
“请问赵福生在家吗?”德玲问。
那妇女微微楞了一下,说:“哪个赵福生啊?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这里没有这个人。”接着反问:“你找的人是做什么的,几大年纪,是你什么人呢?”
德玲说是受人委托来找人。她说了暗语,期待对方有反应。
那妇女却像没听到一样,安然一笑说:“上海这样大,叫这个名字的总有几千!要是地址错了,哪里去找!”然后客气地点点头,把门关上了。
德玲只好走开。先去找个小店住下。
忽然觉得身后有动静,回身一看,竟是刚才那位中年妇女!
“姑娘,我想起来了!”那妇女略有些气喘地说:“我们家是才搬来的,之前是住过一个先生,刚才我去问了街坊,说是姓赵!”
德玲高兴地随妇女到一个僻静的大门洞里。那妇女说:“拜托你来的先生是什么地方人啊,叫什么名字?等我有机会见了赵先生,好告诉他。”
德玲想了想说:“武汉的,姓肖。”那妇女“哦”了一声,说:“这样,你要是住店,就住这家。我回去,等街坊们下了工,也许能打听到赵先生下落!”就自然地随德玲到旅社办了手续,看了德玲的房间号,然后离去。
第二天上午,那妇女又来了。
“街坊打听到赵先生了!”那妇女径直走进德玲房间,看着德玲,稳稳地说:“赵先生这两天没有时间过来。捎了话,说你要是带什么口信,就对我说,要是你到上海来找事情做的,就让你等几天!”
德玲说自己确实想在上海找个工作。妇女又说:“上海的旅社贵得很啊,你要是不嫌弃,就到我那里去住几天?我一个人,屋里宽得很,就是怕怠慢了你。”
商量的语气,很诚恳。德玲说那就麻烦你了。妇女便出了店,德玲退了店,走出来,看见她在路边等着。
两人一起进了那间小屋。屋里果然较宽,没有什么家具,两间屋,外间就一个方桌,几条板凳,里间一张简陋的木床。德玲来了,那妇女就在里间搭了一个铺板,铺上棉絮。
“就是怕叫你受委屈了!”妇女笑着说。
德玲说要交饭钱。妇女又笑了,说赵先生的朋友嘱咐了的,等赵先生回来,自会打点,德玲不消操得心。
这位妇女自我介绍姓石,德玲便叫她石大姐。
石大姐有四十三岁,虽已届中年,身子却麻利得很。扫地、抹桌子、洗衣、烧饭,做起来一阵风。她在一个小学门口卖烧饼,每天早上去,其余时间都在家里。
夜里,石大姐要和面,德玲去帮她,她怎么也不肯。早上,她却早早叫醒德玲,要德玲帮她一起把车推到小学门口去。
“我今天好像背心有些湿气,手不得力!”她似乎歉疚地说。
石大姐推个小车,上面放着火炉,小案板等杂物,德玲帮她推着车。两人走过人声嘈杂的街道,石大姐一路和人打着招呼。
“哎呀,你买这么好的菜呀,家里来客了?”一个女人挎着篮子,里面有几把青菜,一条鱼,听见石大姐赞扬,那女人高兴地笑了:“就是,老公老家的老表今天来,我做个红烧鱼,让他哥俩喝一杯!”
一个布贩背着个大包袱,里面是各色布匹,看见石大姐,他笑着说:“这么早就去赚钱呀?”石大姐马上谦虚地回答:“赚钱的是你呀,我这哪是赚钱,是糊口!”
就是过路的小学生,也都和石大姐熟悉,叫她“婶婶。”
石大姐把德玲高兴地介绍给遇到的人。
“我的表妹,听说上海钱好赚,来找事情了!”听的人往往点着头:“那要靠你给她下力帮忙啊!”又担心:“上海的吃苦你表妹知不知道啊?”石大姐爽朗地说:“你莫看外表!莫看她是斯文人,做起活来,嗨!”做个很有力量的样子。
德玲暗暗吃惊。这大姐的人缘关系是真不错,看来这一带没有她不认识的人。
半个月一晃就过去了。
那天晚上,石大姐照例把面粉拿上桌子,双手和着面,和完面,走进里屋,她叫了德玲一声。
德玲睁开眼,看见石大姐眼睛有着一种闪闪的光泽,那是德玲许久没有见到的,信任。过去在交通站,同志之间接上头时,往往就是这样看着对方。
德玲掀开被子坐起来。她听到石大姐说出了规定的接头暗语。
“万德玲同志,今天我代表组织和你谈话。”石大姐严肃地说。那个温和、勤勉、没有文化、只知道谈家常的家庭妇女的形象完全没有了,坐在德玲对面的是一个老练的地下党员。
“组织通过审查,已经确认了你的身份!”石大姐简短地说,“你吃苦了!”
一股巨大的热潮涌遍德玲全身。多少日子来,亲人离去,到处颠簸,担惊受怕,东躲西藏,像一只失群的孤雁,日日盼着回到组织的怀抱。如今猛然一下子面对组织,德玲几乎有些不能自持。眼泪几乎要流出来,她努力克制住了。
“你是好样的,肖老师也是好样的,你们是党忠实的同志!”石大姐说。
“肖老师现在怎么样?”德玲迫不及待地问。
大姐眼里有些哀戚,“他牺牲了。和几个同志一起,被敌人枪杀了!”石大姐走到德玲面前,拍拍她的肩头说:“斗争是残酷的,你要坚强些。”
德玲心里酸楚得很。想不哭,怎么也止不住,终于无声地抽泣起来。石大姐静静看着她,等她稍微缓和些,叫她谈谈武汉的情况。
德玲详细述说了她所经历的一切。说到肖老师被捕,她又忍不住双肩抽动起来。
石大姐冷静地说:“我们都有亲人牺牲。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她仔细地听着德玲的述说,很少打断,偶尔,问上一句,仅仅几个字,干脆利落。德玲感到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屋子里静静的,听见风在窗外呼啸,石大姐忽然笑了起来。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不是吗?”她起身到外屋,拿进来一瓶酒,又拿来两个菜,一碗腌鸭肠,一碗葱花炒鸡蛋,这是平时不见的好菜。另有几个没有卖完的烧饼,石大姐也拿来了。
“我们需要庆祝一下,庆祝你回到队伍里来!”
德玲端起酒杯,呡了一口,觉得辣,嘴角动了一下。石大姐看着一笑,举起小杯,一饮而尽。
“我会喝酒,是吗?但是我平时从来不喝。”石大姐说,“今天是非喝不可!”
两个女人在这静夜里,慢慢喝着酒,慢慢谈着话。
几杯下肚,石大姐说了她的身世。
原来那个老赵就是她丈夫!是肖老师中学时候的老师,肖老师走上革命道路,还是老赵的启蒙。一班同学中,老赵最欣赏肖老师了,说他聪明,诚实,执着,是块好料子。
老赵现在哪里呢?
石大姐又喝下一杯。老赵牺牲了。
石大姐是安徽乡下人,和老赵是同乡。石大姐家里极穷,很小就把她卖给有地的人家做童养媳,每天割草、放牛,不停地干活,吃不饱,穿人家穿破的衣服,稍不顺心,打骂就来了。
老赵那时候是个学生,就住在石大姐婆家附近,非常同情石大姐,常常偷着帮她干活,两人背着人好上了。
后来,石大姐有了身孕,这在乡下是要沉潭的罪。一天夜里,老赵带着她,从那家逃出来,翻山越岭,到上海谋生。两人到了杨树浦,到工厂做工,学着别人,在江边搭个“滚地龙”安身。夫妻俩苦熬着日子,生下一个儿子。
大革命风暴起的时候,他们已经三十多了,老赵那时候在一个中学教书,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奉组织命令回乡搞农民运动,石大姐做后勤,发动群众,斗争土豪,组织农民武装,把个乡下搞得轰轰烈烈。“四.一二”后,土豪劣绅卷土重来,大规模报复农民积极分子,那天夜里,有人来报信,土豪集合了一百多武装,要来捉拿他夫妻,说要点天灯示众!夫妻俩连夜逃出来,老人和孩子来不及逃走,被捉住。原以为怎么也不会对老幼下手的,谁知这次牵头带队的有石大姐原婆家的人,公私仇一起报,竟将老赵的父母和老赵唯一的儿子当场砍死!此外,将村子里凡是跟着他们闹了斗争的人都杀掉,一次就杀了十七个,烧了二十多处房子!
“阶级之间的仇恨,确实是残酷的,可怕的!”石大姐呡一口,一字一句地说。
再后来,两人到上海,做了地下工作。组织指令他们在工厂区建立一个据点,这据点平时不用,专门预备接待各地失掉组织的重要干部。肖老师是武汉方面交通线的重要人物,又是老赵的学生,才知道这个地方,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
“莫看我一个人,这附近到处是我们同志!”石大姐说。
老赵是去年牺牲的。那次,他去一个联络点接头,不知道那地方已经被敌人破获了。敌人留下几个便衣在里面等着抓来人,老赵走到门口,忽然感到不对头,返身就走,几个便衣随后追来,老赵逃进一个弄堂里,闯进一个院子,拔枪和敌人对打,同时把要送的信放进嘴里嚼烂吞进去。最后,老赵被逼进一间小屋里,他打光了子弹,留下最后一颗,射进了自己的脑袋。敌人自始至终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来做什么。
“老赵是很有经验的人,平时他总是告诉我,遇到各种险情应该怎么做,其中一条就是一定要毁掉文字,再就是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必要时应该自杀。这是地下工作的纪律,没想到我没用上,他自己先用上了!”石大姐轻轻叹息一声,眼睛定在德玲脸上,似乎有无尽的话要说,却终于一个字没吐,低头又去喝酒。
德玲一下子想起了肖老师,他躺在什么地方啊?
“你将来打算怎么样呢?”德玲问。她是想问石大姐在家庭方面的打算。
石大姐却误会了。她睁大眼睛说:“你怎么问出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还能有什么别的打算?跟着组织走,走到生命的最后!我已经老了,也许看不到新中国了,但是我们的后代一定能看到!他们一定会建立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德玲赶紧解释了自己的原意。石大姐“哦”了一声说:“我说哩,怎么会问自己的打算!除了组织,我们是没有自己的打算的。”
在这静夜里,两个有着共同命运的女人慢慢谈着,没有眼泪,没有激动,语气越来越平淡,就像是说着一些和自己不大相关的话题一样。
那天,石大姐从外面回来,告诉德玲,组织上有个很重要的任务让她去完成。具体什么任务石大姐也不知道,只知道两人就要分别了,而且今后不得再有来往,连私人来往也不许。
德玲心里有些难过。在石大姐这里住了这么久,已经有了感情。
石大姐也有点忧伤,但是她不流露出来,只是告诉接头的地方暗号。
德玲从石大姐那小屋走出来,石大姐没有送,只是用目光看着她,嘱咐了一句“我说的话你莫忘了。”也不知道是指的接头地点,还是指她们那天夜里的谈心。
在法租界一所屋子里,一位沉稳文雅的大姐和德玲谈话,这人才是德玲真正的上级,她负责德玲的新工作。她姓祁。
“祁连山的祁啊,不是整齐的齐!”大姐笑着说。
“有个任务你必须接受,”祁大姐的语气十分硬朗,“你要和一个领导人扮作夫妻,以便掩护开展工作。”
德玲一楞,面有难色。祁大姐说:“这是不能讨价还价的!你的任务,一是做他的秘书,帮助他工作,更重要的,是保护他的安全。”祁大姐告诉德玲,今天起,她改名苏佳。
关于日常生活,祁大姐也交代了一下。两人既然是夫妻,就要睡在一间屋子里,具体方式可以灵活。但是一旦出门,两人一定要表现亲热些,这也是纪律。
交代完这一切,祁大姐的语气和缓下来:“苏佳同志,我知道你是个优秀的战士,在这非常时期,革命遇到挫折,你一定要拿出勇气和智慧,完成组织交给你的任务。”两人又说了些一般的话,最后祁大姐起身,对德玲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记着,有那么多的同志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比比他们,我们有什么不能献出的呢?”
话说到这里,德玲便郑重保证,一定完成任务。祁大姐满意地笑了。
那个机关在租界一个僻静的弄堂里。一个长满葡萄藤的小院子,立着一所红砖小房子,三间房,门窗的式样都是哥特式的,屋顶是尖的。
安排了四个人在这院子里,一个厨子,一个保姆,德玲和那位领导。领导的公开身份是归国华侨。那时候在租界,有很多来历不明,说不清道不白的人住着。
一个身材不高,眼睛不大,相貌平平的男子站在德玲面前。
这人大约三十多,穿一套米黄色的凡尔丁西装,脚蹬黑皮鞋,一看就是外国回来的。一开口,听得出很浓厚的南腔北调味道,说明此人去的地方之多。
“是苏佳同志吧?”走进房间,他对德玲点点头,架起腿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男子自我介绍,叫陈鑫瑞。他没有介绍其他,德玲也不问。对于敌人的秘密,知道得越多越好,对于自己内部的秘密,知道得越少越好,这是肖老师告诫她的。
陈鑫瑞说了这一句,马上到桌子前写东西,德玲退了出来。
大约半小时后,陈鑫瑞叫德玲进去。这么短的时间,他已经写了好几张稿纸了,上面密密麻麻,改得很厉害,他叫德玲赶快用正楷字誊写出来,一会他要出去。德玲赶快找出纸和笔,伏在另一张桌子上埋头誊写。这人的草稿很难认,纸面上除了字,还有各种符号,箭头,好在德玲是记者出身,这些难不住她。她很快就交了誊写稿。
陈鑫瑞微微吃惊,拿起德玲誊写的稿纸,仔细看起来,看了两遍,一声不吭放进自己口袋里,不做任何评价。
有天晚上,陈鑫瑞很晚才回,身上略略有酒气,德玲刚想问,他却径直走到大床前,仰面倒了下去,就像他和德玲真的是夫妻,男人应酬晚了,回家就睡。
德玲本能地想去给他盖上被子,但不知道为什么把手缩了回来。关上门,将一个大沙发拖开,在上面铺上被褥,自己睡上去。
说实话,她对陈鑫瑞印象不好,总觉得差点什么。组织内的同志,德玲也见过不少,肖老师,石大姐,祁大姐,他们都有一种对同志的亲切,说起话来,一听,就觉得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可是眼前这位领导,给人一种摸不透的感觉。地下工作,话语少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他的少似乎是有意识的,是冷漠。
幸亏不是真夫妻!德玲暗想。
天亮了。德玲走到外面,厨师已经在厨房里做早餐了,厨师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瘦瘦的,高颧骨,眼睛里透着鹰一样的机警。不用说,这是真正的警卫。保姆也在院子里扫着地,保姆是当地人,也有四十多,晚上回家去住。德玲没有和保姆多说话,但她知道,能进这院子的,肯定不一般。
作为主妇,德玲走到院子里,嘱咐保姆等主人起床后再去收拾屋子。又到厨房,问厨师今天该买些什么菜?厨师一一回答了,德玲按照他说的给了钱。
还有些什么要做呢?德玲四下看了看,厨师挎篮子去买菜,保姆拿一只水壶去浇花,一边看着大门,忽然想起,自己该去看看“丈夫”了。
陈鑫瑞还在睡,看来他昨晚是真的喝酒过量了。德玲静静地在一边坐着,等着他醒来。
“糟糕!”陈鑫瑞在床上叫了一声,跟着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下来,一边去拿西装,一边说:“睡过头了!不能耽误事。”他匆匆嗽洗完毕,马上在桌子边坐下,拿出纸笔,对德玲说:“今天我一边写,你一边誊!”德玲应了一声,就坐在他旁边。好在那桌子很大,一人坐一方还很宽。
陈鑫瑞写文章真的很拿手,那支笔在他手里就没有停过。唰唰唰,一会就是一张。德玲紧张地誊着,几乎都跟不上了。等厨师在门外叫,说早饭好了,这边的一篇论文也完工了。
陈鑫瑞扔下笔,满意地伸了伸懒腰,对德玲说:“我们一起去吃早餐吧!”德玲说你去吃吧,我把这最后一张誊完再去。
也就几分钟,德玲誊完了,把所有的稿纸理顺,又看了看自己的誊写稿,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文章的题目是“加快向敌人进攻的步伐”,情绪高昂,辞彩华丽,字词之间节奏也协调,足见作者的文字功底。但是……德玲从头再看一遍,他说的什么呀?
文章似乎太空了点。
一篇鼓动群众去罢工、罢课、游行的文章,里面没有一点方法步骤,没有一点可行性的策略,从头到尾都是口号,都是“必须,勇敢,”德玲知道这文章是要登在地下刊物上的,这样的东西发到基层,对实际斗争有什么帮助呢?德玲心里深深存疑。
陈鑫瑞大约对自己文章很满意,早餐吃了一碗粉条,另加两个馒头。他对德玲说了声:“晚饭不等我了!”兴冲冲地出了门。
德玲在这机关里住了三个月。
一男一女,同在一个房里朝夕相处,久了,容易发生普通人会发生的事,这大约也是有人希望的吧?德玲却非常不愿意那样。陈鑫瑞根本不是德玲喜欢的那种人。德玲喜欢宽厚、坚韧又通情达理的男子,肖老师就是那样的。而陈鑫瑞浑身傲气,成天理论出理论进,说话都像是照着书本在说,于人情世故一窍不通,动不动,就生气。这样的男子在德玲眼里,无非一个大孩子。
幸好陈鑫瑞也不大在意德玲,这叫德玲很感激他。两人规规矩矩坐在一间屋子里,规规矩矩谈些文章上的事情。
“苏佳啊,把这个拿去抄抄!”德玲马上走过来,拿起笔就誊写。
“苏佳啊,我要睡觉了。”德玲便去给他铺好床,然后听见他很快发出鼾声。
这样一种奇妙的相处,真是一种体验,人是适应性的动物,久了,都习惯了。
有一天,来了一个客人。高个子,大礼帽,目若朗星,对德玲点点头,在沙发上坐下。看来和陈鑫瑞很熟悉。两人没谈几句,就争执起来。德玲仔细听,原来两人为地下党目前主要任务,产生了不同看法。那人的意见,敌人现在十分猖狂,地下党牺牲太大,现在要收缩力量,尽量不搞大规模群众游行,以避免牺牲,积蓄力量,等待革命**。而陈鑫瑞认为,革命从来就没有低潮!敌人越是猖狂,越是说明他们将要崩溃。至于牺牲,总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牺牲是光荣的!两人先是一句去一句来,后来激动了,同时开腔,近乎争吵。
一会那人拿起礼帽出去。陈鑫瑞兀自气呼呼的,对德玲说:“你听见了,完全是失败主义情绪!”德玲脱口而出:“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保存力量,也是为将来着想吧?”陈鑫瑞一愣,梢停,沉稳地说:“哦,你也是这么想的?很好,有想法,就该说出来。”顾自去躺下,眼睛看着天花板,思考着。
那天,祁大姐来了,看着德玲一笑:“你在这里生活怎么样,过得惯吗?和老陈关系怎么样?他是不是对你发脾气啊?”
德玲说:“我到这里是组织安排,没有我个人因素。我会把工作做好的!”
祁大姐又笑笑说:“如果调你离开,怎么想?”德玲一愣,马上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好!祁大姐收起笑容说,工作需要,调德玲离开这里,去基层印刷所。有人来接她。
说动就动。祁大姐叫德玲马上准备,明天早上就走。
许多年后,德玲知道,是陈鑫瑞提出调她走的。
德玲就要离开这里了。
厨师特意为德玲做了烧公鸡,烧得烂烂的,那天晚上,保姆也没回家,三个人一起,喝了点酒。
谁也没问德玲将去哪里,只是劝酒劝菜,三个人谈着天气啊,菜价啊,城市交通啊,各人既不谈过去,也不谈将来。这样的谈话是很憋闷的,但是各人心里有数,透过这看似无奈的交谈,彼此能体会到同志的关心。
饭很快就吃完了。沉默了一阵,厨师忽然略带伤感地说:“等到将来,有那么一天,我要把今天的同志们都请到黄浦江边,我要亲手做八大碗带来,我们要放开量喝酒,放开声音大声唱歌,想谈什么就谈什么,要闹他个一天一夜!”
保姆笑着说:“算我一个,要是我还在的话!”
德玲说:“我们一定会有那一天的!那天我做东,大哥大姐带上你们的儿子孙子,我们要尽情地说,尽情地笑!”
三双手紧紧握到了一起。
天刚亮,一个戴鸭舌帽的小伙子进了院子。
这小伙子大约二十七八光景,高个,宽肩膀,高鼻梁,细长的眼睛闪着机智。他四下打量着,站在院子中央,吹着口哨,等着保姆去叫德玲。
“啊,是苏佳吧,我是祁大姐叫来的!”厨师认识他,在他背上擂了一拳:“你这张飞,还活着啊!”
小伙子愉快地回答:“我不活着,那些包打听不是没有事情干了!”
德玲早把行李收拾好了。她把所有的高档衣服都留下,自己仍然穿着那身蓝色的粗布褂,这样她就只有一个手提袋了。
小伙子骑来一辆自行车,德玲跟了两步,拉着小伙子的后腰带,一跃而起,轻松地跳到后座上。
车沿着黄浦江走,进了一片低矮的贫民住宅区。
“下来吧!”小伙子叉腿站在地上,德玲跳下车,迎面一个黑漆大门。门上有两只大大的铜环,足见房子的古老。
小伙子把铜环摇了三下。
大门沉重地磨开了,一个老人柱着拐站在门里,几缕白胡子飘在下巴上,虽然瘦,却很刚劲,眼角边那些密密的鱼尾纹,写着沧桑。
看见德玲,老人笑了。
“苏佳呀,我们正等你哩!你的口福好,你姆妈今天买了肉,是煨汤是红烧,由你!”
一个小天井,周遭几间房,房间里静静的,走进一间房,里面堆满了纸盒子,一个老妈妈,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两人低着头,聚精会神地在案板上糊纸盒子,看见德玲进来,两人抬起头。
“是苏佳来了?今天吃肉!”老妈妈和蔼地笑着。那姑娘也望着德玲笑了笑,低头又去做活。
院子还有个后门。打开,坡下是一条河汊,也就几十米宽,这河通着黄浦江,河里有一些小船摇来摇去,听见船民们大声吆喝着。
从后门可以下到河里,斜坡上排着几十级石板台阶,石板踩得光溜溜的,看来这是一条常用的通道。
这院子里有一间房,门紧紧地锁着,这就是印刷的地方。
小伙子引德玲进去,房间里堆满了纸张,桌子上,放着一台手动油印机,油墨散发着浓烈的气味。另有一张桌子,桌上有台灯,一块钢板平放在桌子上,旁边堆着一筒筒的蜡纸。
德玲今后的工作,就是刻钢板。
这是一个以家庭为掩护的地下印刷所。
中午真的吃了红烧肉。老妈妈很会烧菜,肉的味道很好,小伙子和那姑娘抢着吃,一边互相说对方吃多了!老汉嘿嘿笑着对德玲说:“你莫管他们啊,他们是总吃不够的!”老妈妈也不断的往德玲碗里夹着菜。
刚来,就有家的感觉。德玲心里很舒坦。
晚上,德玲和那姑娘一个房,床是高低床,姑娘让德玲睡下铺,自己爬上高铺。
第一天,德玲睡不着,那姑娘也有些兴奋,她告诉德玲许多这个印刷所的故事。
这是一个由异姓组成的家庭。老汉姓刘,老伴姓李,两人是湖南乡下人,老汉是个篾匠,那年,革命军到了湖南,农会兴起,打土豪时候,老汉一马当先,做了村农会主席。后来失败,土豪们带着人,把老汉吊起来拷打,那条腿就是被棍子打折的。本来还要把他送县里砍头的,那天夜里,老妈妈带着两个侄儿,挖开土墙,把老汉背了出来。两人连夜逃走,逃到上海投奔亲戚,亲戚也是共产党,那时候印刷所刚刚建立,两老就住在所里,守机关。小伙子姓张,外号张飞,是上海人,孤儿,流浪街头,被锄奸队收留,表现极为勇敢,是锄奸队台柱。印刷所原来不在这里,在市区中心,一年前,印刷所负责对外联络的同志被捕,组织通知印刷所连夜转移到这里,把张飞也调了来,担任保卫职责。对外,说是老两口的儿子。
你呢?德玲问。
“我嘛,”姑娘调皮地说:“我当然是张飞的妹妹了!”停会她又说:“你就叫我春花,我本来喜欢花草!现在我们都姓刘!”
看来这姑娘也是有一番经历的。
德玲勤奋地工作。刻钢板,推印,清理打捆,这些活都是很累人的,只要有任务,她从不兴停下来休息哪怕片刻。
春花是她的帮手。这个十几岁的少女,原来已经做过很多种工作了,十分伶俐,两人配合默契,一叠高高的白纸,眨眼之间,就变成了散发着油墨香的文件传单。
张飞只要有空,也过来帮忙,他主要做稍重的活,搬搬运运。老刘负责屋子安全,他睁着警惕的眼睛,在院子里走来走去,那拐杖“咚,咚,”有节奏地敲击着地面,使人安心。
小小印刷所,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日复一日向外界输送着组织的声音。
那个春天,德玲的交通站被敌人破获,肖老师被捕,德玲由表弟倪天武帮助逃离武汉,到上海杨树浦去找肖老师告诉她的关系。
德玲走过一条简陋的小巷子,一边看着路边的门牌。
有一间小木屋,门板上的油漆已经剥离了很多,门上的牌子和肖老师说的一样。
德玲的心狂跳起来。她不动声色地走过去,那门里悄无声息。过一会,她又沿着原路走回来。略略思考了一下,她举手敲门。
“啥子人呀?”一个妇女的声音。随着门臼“咯嘎”一声,一个中年妇女的面庞从两扇门之间露了出来。这妇女四十来岁,满脸皱纹,黑黑的,瘦瘦的,尖尖的下巴,一看即知在逝去的岁月里,她承受了不少的艰辛。
但是那双眼睛却是警觉的,德玲在一瞬间察觉到了。
“请问赵福生在家吗?”德玲问。
那妇女微微楞了一下,说:“哪个赵福生啊?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这里没有这个人。”接着反问:“你找的人是做什么的,几大年纪,是你什么人呢?”
德玲说是受人委托来找人。她说了暗语,期待对方有反应。
那妇女却像没听到一样,安然一笑说:“上海这样大,叫这个名字的总有几千!要是地址错了,哪里去找!”然后客气地点点头,把门关上了。
德玲只好走开。先去找个小店住下。
忽然觉得身后有动静,回身一看,竟是刚才那位中年妇女!
“姑娘,我想起来了!”那妇女略有些气喘地说:“我们家是才搬来的,之前是住过一个先生,刚才我去问了街坊,说是姓赵!”
德玲高兴地随妇女到一个僻静的大门洞里。那妇女说:“拜托你来的先生是什么地方人啊,叫什么名字?等我有机会见了赵先生,好告诉他。”
德玲想了想说:“武汉的,姓肖。”那妇女“哦”了一声,说:“这样,你要是住店,就住这家。我回去,等街坊们下了工,也许能打听到赵先生下落!”就自然地随德玲到旅社办了手续,看了德玲的房间号,然后离去。
第二天上午,那妇女又来了。
“街坊打听到赵先生了!”那妇女径直走进德玲房间,看着德玲,稳稳地说:“赵先生这两天没有时间过来。捎了话,说你要是带什么口信,就对我说,要是你到上海来找事情做的,就让你等几天!”
德玲说自己确实想在上海找个工作。妇女又说:“上海的旅社贵得很啊,你要是不嫌弃,就到我那里去住几天?我一个人,屋里宽得很,就是怕怠慢了你。”
商量的语气,很诚恳。德玲说那就麻烦你了。妇女便出了店,德玲退了店,走出来,看见她在路边等着。
两人一起进了那间小屋。屋里果然较宽,没有什么家具,两间屋,外间就一个方桌,几条板凳,里间一张简陋的木床。德玲来了,那妇女就在里间搭了一个铺板,铺上棉絮。
“就是怕叫你受委屈了!”妇女笑着说。
德玲说要交饭钱。妇女又笑了,说赵先生的朋友嘱咐了的,等赵先生回来,自会打点,德玲不消操得心。
这位妇女自我介绍姓石,德玲便叫她石大姐。
石大姐有四十三岁,虽已届中年,身子却麻利得很。扫地、抹桌子、洗衣、烧饭,做起来一阵风。她在一个小学门口卖烧饼,每天早上去,其余时间都在家里。
夜里,石大姐要和面,德玲去帮她,她怎么也不肯。早上,她却早早叫醒德玲,要德玲帮她一起把车推到小学门口去。
“我今天好像背心有些湿气,手不得力!”她似乎歉疚地说。
石大姐推个小车,上面放着火炉,小案板等杂物,德玲帮她推着车。两人走过人声嘈杂的街道,石大姐一路和人打着招呼。
“哎呀,你买这么好的菜呀,家里来客了?”一个女人挎着篮子,里面有几把青菜,一条鱼,听见石大姐赞扬,那女人高兴地笑了:“就是,老公老家的老表今天来,我做个红烧鱼,让他哥俩喝一杯!”
一个布贩背着个大包袱,里面是各色布匹,看见石大姐,他笑着说:“这么早就去赚钱呀?”石大姐马上谦虚地回答:“赚钱的是你呀,我这哪是赚钱,是糊口!”
就是过路的小学生,也都和石大姐熟悉,叫她“婶婶。”
石大姐把德玲高兴地介绍给遇到的人。
“我的表妹,听说上海钱好赚,来找事情了!”听的人往往点着头:“那要靠你给她下力帮忙啊!”又担心:“上海的吃苦你表妹知不知道啊?”石大姐爽朗地说:“你莫看外表!莫看她是斯文人,做起活来,嗨!”做个很有力量的样子。
德玲暗暗吃惊。这大姐的人缘关系是真不错,看来这一带没有她不认识的人。
半个月一晃就过去了。
那天晚上,石大姐照例把面粉拿上桌子,双手和着面,和完面,走进里屋,她叫了德玲一声。
德玲睁开眼,看见石大姐眼睛有着一种闪闪的光泽,那是德玲许久没有见到的,信任。过去在交通站,同志之间接上头时,往往就是这样看着对方。
德玲掀开被子坐起来。她听到石大姐说出了规定的接头暗语。
“万德玲同志,今天我代表组织和你谈话。”石大姐严肃地说。那个温和、勤勉、没有文化、只知道谈家常的家庭妇女的形象完全没有了,坐在德玲对面的是一个老练的地下党员。
“组织通过审查,已经确认了你的身份!”石大姐简短地说,“你吃苦了!”
一股巨大的热潮涌遍德玲全身。多少日子来,亲人离去,到处颠簸,担惊受怕,东躲西藏,像一只失群的孤雁,日日盼着回到组织的怀抱。如今猛然一下子面对组织,德玲几乎有些不能自持。眼泪几乎要流出来,她努力克制住了。
“你是好样的,肖老师也是好样的,你们是党忠实的同志!”石大姐说。
“肖老师现在怎么样?”德玲迫不及待地问。
大姐眼里有些哀戚,“他牺牲了。和几个同志一起,被敌人枪杀了!”石大姐走到德玲面前,拍拍她的肩头说:“斗争是残酷的,你要坚强些。”
德玲心里酸楚得很。想不哭,怎么也止不住,终于无声地抽泣起来。石大姐静静看着她,等她稍微缓和些,叫她谈谈武汉的情况。
德玲详细述说了她所经历的一切。说到肖老师被捕,她又忍不住双肩抽动起来。
石大姐冷静地说:“我们都有亲人牺牲。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她仔细地听着德玲的述说,很少打断,偶尔,问上一句,仅仅几个字,干脆利落。德玲感到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屋子里静静的,听见风在窗外呼啸,石大姐忽然笑了起来。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不是吗?”她起身到外屋,拿进来一瓶酒,又拿来两个菜,一碗腌鸭肠,一碗葱花炒鸡蛋,这是平时不见的好菜。另有几个没有卖完的烧饼,石大姐也拿来了。
“我们需要庆祝一下,庆祝你回到队伍里来!”
德玲端起酒杯,呡了一口,觉得辣,嘴角动了一下。石大姐看着一笑,举起小杯,一饮而尽。
“我会喝酒,是吗?但是我平时从来不喝。”石大姐说,“今天是非喝不可!”
两个女人在这静夜里,慢慢喝着酒,慢慢谈着话。
几杯下肚,石大姐说了她的身世。
原来那个老赵就是她丈夫!是肖老师中学时候的老师,肖老师走上革命道路,还是老赵的启蒙。一班同学中,老赵最欣赏肖老师了,说他聪明,诚实,执着,是块好料子。
老赵现在哪里呢?
石大姐又喝下一杯。老赵牺牲了。
石大姐是安徽乡下人,和老赵是同乡。石大姐家里极穷,很小就把她卖给有地的人家做童养媳,每天割草、放牛,不停地干活,吃不饱,穿人家穿破的衣服,稍不顺心,打骂就来了。
老赵那时候是个学生,就住在石大姐婆家附近,非常同情石大姐,常常偷着帮她干活,两人背着人好上了。
后来,石大姐有了身孕,这在乡下是要沉潭的罪。一天夜里,老赵带着她,从那家逃出来,翻山越岭,到上海谋生。两人到了杨树浦,到工厂做工,学着别人,在江边搭个“滚地龙”安身。夫妻俩苦熬着日子,生下一个儿子。
大革命风暴起的时候,他们已经三十多了,老赵那时候在一个中学教书,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奉组织命令回乡搞农民运动,石大姐做后勤,发动群众,斗争土豪,组织农民武装,把个乡下搞得轰轰烈烈。“四.一二”后,土豪劣绅卷土重来,大规模报复农民积极分子,那天夜里,有人来报信,土豪集合了一百多武装,要来捉拿他夫妻,说要点天灯示众!夫妻俩连夜逃出来,老人和孩子来不及逃走,被捉住。原以为怎么也不会对老幼下手的,谁知这次牵头带队的有石大姐原婆家的人,公私仇一起报,竟将老赵的父母和老赵唯一的儿子当场砍死!此外,将村子里凡是跟着他们闹了斗争的人都杀掉,一次就杀了十七个,烧了二十多处房子!
“阶级之间的仇恨,确实是残酷的,可怕的!”石大姐呡一口,一字一句地说。
再后来,两人到上海,做了地下工作。组织指令他们在工厂区建立一个据点,这据点平时不用,专门预备接待各地失掉组织的重要干部。肖老师是武汉方面交通线的重要人物,又是老赵的学生,才知道这个地方,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
“莫看我一个人,这附近到处是我们同志!”石大姐说。
老赵是去年牺牲的。那次,他去一个联络点接头,不知道那地方已经被敌人破获了。敌人留下几个便衣在里面等着抓来人,老赵走到门口,忽然感到不对头,返身就走,几个便衣随后追来,老赵逃进一个弄堂里,闯进一个院子,拔枪和敌人对打,同时把要送的信放进嘴里嚼烂吞进去。最后,老赵被逼进一间小屋里,他打光了子弹,留下最后一颗,射进了自己的脑袋。敌人自始至终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来做什么。
“老赵是很有经验的人,平时他总是告诉我,遇到各种险情应该怎么做,其中一条就是一定要毁掉文字,再就是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必要时应该自杀。这是地下工作的纪律,没想到我没用上,他自己先用上了!”石大姐轻轻叹息一声,眼睛定在德玲脸上,似乎有无尽的话要说,却终于一个字没吐,低头又去喝酒。
德玲一下子想起了肖老师,他躺在什么地方啊?
“你将来打算怎么样呢?”德玲问。她是想问石大姐在家庭方面的打算。
石大姐却误会了。她睁大眼睛说:“你怎么问出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还能有什么别的打算?跟着组织走,走到生命的最后!我已经老了,也许看不到新中国了,但是我们的后代一定能看到!他们一定会建立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德玲赶紧解释了自己的原意。石大姐“哦”了一声说:“我说哩,怎么会问自己的打算!除了组织,我们是没有自己的打算的。”
在这静夜里,两个有着共同命运的女人慢慢谈着,没有眼泪,没有激动,语气越来越平淡,就像是说着一些和自己不大相关的话题一样。
那天,石大姐从外面回来,告诉德玲,组织上有个很重要的任务让她去完成。具体什么任务石大姐也不知道,只知道两人就要分别了,而且今后不得再有来往,连私人来往也不许。
德玲心里有些难过。在石大姐这里住了这么久,已经有了感情。
石大姐也有点忧伤,但是她不流露出来,只是告诉接头的地方暗号。
德玲从石大姐那小屋走出来,石大姐没有送,只是用目光看着她,嘱咐了一句“我说的话你莫忘了。”也不知道是指的接头地点,还是指她们那天夜里的谈心。
在法租界一所屋子里,一位沉稳文雅的大姐和德玲谈话,这人才是德玲真正的上级,她负责德玲的新工作。她姓祁。
“祁连山的祁啊,不是整齐的齐!”大姐笑着说。
“有个任务你必须接受,”祁大姐的语气十分硬朗,“你要和一个领导人扮作夫妻,以便掩护开展工作。”
德玲一楞,面有难色。祁大姐说:“这是不能讨价还价的!你的任务,一是做他的秘书,帮助他工作,更重要的,是保护他的安全。”祁大姐告诉德玲,今天起,她改名苏佳。
关于日常生活,祁大姐也交代了一下。两人既然是夫妻,就要睡在一间屋子里,具体方式可以灵活。但是一旦出门,两人一定要表现亲热些,这也是纪律。
交代完这一切,祁大姐的语气和缓下来:“苏佳同志,我知道你是个优秀的战士,在这非常时期,革命遇到挫折,你一定要拿出勇气和智慧,完成组织交给你的任务。”两人又说了些一般的话,最后祁大姐起身,对德玲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记着,有那么多的同志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比比他们,我们有什么不能献出的呢?”
话说到这里,德玲便郑重保证,一定完成任务。祁大姐满意地笑了。
那个机关在租界一个僻静的弄堂里。一个长满葡萄藤的小院子,立着一所红砖小房子,三间房,门窗的式样都是哥特式的,屋顶是尖的。
安排了四个人在这院子里,一个厨子,一个保姆,德玲和那位领导。领导的公开身份是归国华侨。那时候在租界,有很多来历不明,说不清道不白的人住着。
一个身材不高,眼睛不大,相貌平平的男子站在德玲面前。
这人大约三十多,穿一套米黄色的凡尔丁西装,脚蹬黑皮鞋,一看就是外国回来的。一开口,听得出很浓厚的南腔北调味道,说明此人去的地方之多。
“是苏佳同志吧?”走进房间,他对德玲点点头,架起腿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男子自我介绍,叫陈鑫瑞。他没有介绍其他,德玲也不问。对于敌人的秘密,知道得越多越好,对于自己内部的秘密,知道得越少越好,这是肖老师告诫她的。
陈鑫瑞说了这一句,马上到桌子前写东西,德玲退了出来。
大约半小时后,陈鑫瑞叫德玲进去。这么短的时间,他已经写了好几张稿纸了,上面密密麻麻,改得很厉害,他叫德玲赶快用正楷字誊写出来,一会他要出去。德玲赶快找出纸和笔,伏在另一张桌子上埋头誊写。这人的草稿很难认,纸面上除了字,还有各种符号,箭头,好在德玲是记者出身,这些难不住她。她很快就交了誊写稿。
陈鑫瑞微微吃惊,拿起德玲誊写的稿纸,仔细看起来,看了两遍,一声不吭放进自己口袋里,不做任何评价。
有天晚上,陈鑫瑞很晚才回,身上略略有酒气,德玲刚想问,他却径直走到大床前,仰面倒了下去,就像他和德玲真的是夫妻,男人应酬晚了,回家就睡。
德玲本能地想去给他盖上被子,但不知道为什么把手缩了回来。关上门,将一个大沙发拖开,在上面铺上被褥,自己睡上去。
说实话,她对陈鑫瑞印象不好,总觉得差点什么。组织内的同志,德玲也见过不少,肖老师,石大姐,祁大姐,他们都有一种对同志的亲切,说起话来,一听,就觉得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可是眼前这位领导,给人一种摸不透的感觉。地下工作,话语少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他的少似乎是有意识的,是冷漠。
幸亏不是真夫妻!德玲暗想。
天亮了。德玲走到外面,厨师已经在厨房里做早餐了,厨师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瘦瘦的,高颧骨,眼睛里透着鹰一样的机警。不用说,这是真正的警卫。保姆也在院子里扫着地,保姆是当地人,也有四十多,晚上回家去住。德玲没有和保姆多说话,但她知道,能进这院子的,肯定不一般。
作为主妇,德玲走到院子里,嘱咐保姆等主人起床后再去收拾屋子。又到厨房,问厨师今天该买些什么菜?厨师一一回答了,德玲按照他说的给了钱。
还有些什么要做呢?德玲四下看了看,厨师挎篮子去买菜,保姆拿一只水壶去浇花,一边看着大门,忽然想起,自己该去看看“丈夫”了。
陈鑫瑞还在睡,看来他昨晚是真的喝酒过量了。德玲静静地在一边坐着,等着他醒来。
“糟糕!”陈鑫瑞在床上叫了一声,跟着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下来,一边去拿西装,一边说:“睡过头了!不能耽误事。”他匆匆嗽洗完毕,马上在桌子边坐下,拿出纸笔,对德玲说:“今天我一边写,你一边誊!”德玲应了一声,就坐在他旁边。好在那桌子很大,一人坐一方还很宽。
陈鑫瑞写文章真的很拿手,那支笔在他手里就没有停过。唰唰唰,一会就是一张。德玲紧张地誊着,几乎都跟不上了。等厨师在门外叫,说早饭好了,这边的一篇论文也完工了。
陈鑫瑞扔下笔,满意地伸了伸懒腰,对德玲说:“我们一起去吃早餐吧!”德玲说你去吃吧,我把这最后一张誊完再去。
也就几分钟,德玲誊完了,把所有的稿纸理顺,又看了看自己的誊写稿,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文章的题目是“加快向敌人进攻的步伐”,情绪高昂,辞彩华丽,字词之间节奏也协调,足见作者的文字功底。但是……德玲从头再看一遍,他说的什么呀?
文章似乎太空了点。
一篇鼓动群众去罢工、罢课、游行的文章,里面没有一点方法步骤,没有一点可行性的策略,从头到尾都是口号,都是“必须,勇敢,”德玲知道这文章是要登在地下刊物上的,这样的东西发到基层,对实际斗争有什么帮助呢?德玲心里深深存疑。
陈鑫瑞大约对自己文章很满意,早餐吃了一碗粉条,另加两个馒头。他对德玲说了声:“晚饭不等我了!”兴冲冲地出了门。
德玲在这机关里住了三个月。
一男一女,同在一个房里朝夕相处,久了,容易发生普通人会发生的事,这大约也是有人希望的吧?德玲却非常不愿意那样。陈鑫瑞根本不是德玲喜欢的那种人。德玲喜欢宽厚、坚韧又通情达理的男子,肖老师就是那样的。而陈鑫瑞浑身傲气,成天理论出理论进,说话都像是照着书本在说,于人情世故一窍不通,动不动,就生气。这样的男子在德玲眼里,无非一个大孩子。
幸好陈鑫瑞也不大在意德玲,这叫德玲很感激他。两人规规矩矩坐在一间屋子里,规规矩矩谈些文章上的事情。
“苏佳啊,把这个拿去抄抄!”德玲马上走过来,拿起笔就誊写。
“苏佳啊,我要睡觉了。”德玲便去给他铺好床,然后听见他很快发出鼾声。
这样一种奇妙的相处,真是一种体验,人是适应性的动物,久了,都习惯了。
有一天,来了一个客人。高个子,大礼帽,目若朗星,对德玲点点头,在沙发上坐下。看来和陈鑫瑞很熟悉。两人没谈几句,就争执起来。德玲仔细听,原来两人为地下党目前主要任务,产生了不同看法。那人的意见,敌人现在十分猖狂,地下党牺牲太大,现在要收缩力量,尽量不搞大规模群众游行,以避免牺牲,积蓄力量,等待革命**。而陈鑫瑞认为,革命从来就没有低潮!敌人越是猖狂,越是说明他们将要崩溃。至于牺牲,总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牺牲是光荣的!两人先是一句去一句来,后来激动了,同时开腔,近乎争吵。
一会那人拿起礼帽出去。陈鑫瑞兀自气呼呼的,对德玲说:“你听见了,完全是失败主义情绪!”德玲脱口而出:“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保存力量,也是为将来着想吧?”陈鑫瑞一愣,梢停,沉稳地说:“哦,你也是这么想的?很好,有想法,就该说出来。”顾自去躺下,眼睛看着天花板,思考着。
那天,祁大姐来了,看着德玲一笑:“你在这里生活怎么样,过得惯吗?和老陈关系怎么样?他是不是对你发脾气啊?”
德玲说:“我到这里是组织安排,没有我个人因素。我会把工作做好的!”
祁大姐又笑笑说:“如果调你离开,怎么想?”德玲一愣,马上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好!祁大姐收起笑容说,工作需要,调德玲离开这里,去基层印刷所。有人来接她。
说动就动。祁大姐叫德玲马上准备,明天早上就走。
许多年后,德玲知道,是陈鑫瑞提出调她走的。
德玲就要离开这里了。
厨师特意为德玲做了烧公鸡,烧得烂烂的,那天晚上,保姆也没回家,三个人一起,喝了点酒。
谁也没问德玲将去哪里,只是劝酒劝菜,三个人谈着天气啊,菜价啊,城市交通啊,各人既不谈过去,也不谈将来。这样的谈话是很憋闷的,但是各人心里有数,透过这看似无奈的交谈,彼此能体会到同志的关心。
饭很快就吃完了。沉默了一阵,厨师忽然略带伤感地说:“等到将来,有那么一天,我要把今天的同志们都请到黄浦江边,我要亲手做八大碗带来,我们要放开量喝酒,放开声音大声唱歌,想谈什么就谈什么,要闹他个一天一夜!”
保姆笑着说:“算我一个,要是我还在的话!”
德玲说:“我们一定会有那一天的!那天我做东,大哥大姐带上你们的儿子孙子,我们要尽情地说,尽情地笑!”
三双手紧紧握到了一起。
天刚亮,一个戴鸭舌帽的小伙子进了院子。
这小伙子大约二十七八光景,高个,宽肩膀,高鼻梁,细长的眼睛闪着机智。他四下打量着,站在院子中央,吹着口哨,等着保姆去叫德玲。
“啊,是苏佳吧,我是祁大姐叫来的!”厨师认识他,在他背上擂了一拳:“你这张飞,还活着啊!”
小伙子愉快地回答:“我不活着,那些包打听不是没有事情干了!”
德玲早把行李收拾好了。她把所有的高档衣服都留下,自己仍然穿着那身蓝色的粗布褂,这样她就只有一个手提袋了。
小伙子骑来一辆自行车,德玲跟了两步,拉着小伙子的后腰带,一跃而起,轻松地跳到后座上。
车沿着黄浦江走,进了一片低矮的贫民住宅区。
“下来吧!”小伙子叉腿站在地上,德玲跳下车,迎面一个黑漆大门。门上有两只大大的铜环,足见房子的古老。
小伙子把铜环摇了三下。
大门沉重地磨开了,一个老人柱着拐站在门里,几缕白胡子飘在下巴上,虽然瘦,却很刚劲,眼角边那些密密的鱼尾纹,写着沧桑。
看见德玲,老人笑了。
“苏佳呀,我们正等你哩!你的口福好,你姆妈今天买了肉,是煨汤是红烧,由你!”
一个小天井,周遭几间房,房间里静静的,走进一间房,里面堆满了纸盒子,一个老妈妈,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两人低着头,聚精会神地在案板上糊纸盒子,看见德玲进来,两人抬起头。
“是苏佳来了?今天吃肉!”老妈妈和蔼地笑着。那姑娘也望着德玲笑了笑,低头又去做活。
院子还有个后门。打开,坡下是一条河汊,也就几十米宽,这河通着黄浦江,河里有一些小船摇来摇去,听见船民们大声吆喝着。
从后门可以下到河里,斜坡上排着几十级石板台阶,石板踩得光溜溜的,看来这是一条常用的通道。
这院子里有一间房,门紧紧地锁着,这就是印刷的地方。
小伙子引德玲进去,房间里堆满了纸张,桌子上,放着一台手动油印机,油墨散发着浓烈的气味。另有一张桌子,桌上有台灯,一块钢板平放在桌子上,旁边堆着一筒筒的蜡纸。
德玲今后的工作,就是刻钢板。
这是一个以家庭为掩护的地下印刷所。
中午真的吃了红烧肉。老妈妈很会烧菜,肉的味道很好,小伙子和那姑娘抢着吃,一边互相说对方吃多了!老汉嘿嘿笑着对德玲说:“你莫管他们啊,他们是总吃不够的!”老妈妈也不断的往德玲碗里夹着菜。
刚来,就有家的感觉。德玲心里很舒坦。
晚上,德玲和那姑娘一个房,床是高低床,姑娘让德玲睡下铺,自己爬上高铺。
第一天,德玲睡不着,那姑娘也有些兴奋,她告诉德玲许多这个印刷所的故事。
这是一个由异姓组成的家庭。老汉姓刘,老伴姓李,两人是湖南乡下人,老汉是个篾匠,那年,革命军到了湖南,农会兴起,打土豪时候,老汉一马当先,做了村农会主席。后来失败,土豪们带着人,把老汉吊起来拷打,那条腿就是被棍子打折的。本来还要把他送县里砍头的,那天夜里,老妈妈带着两个侄儿,挖开土墙,把老汉背了出来。两人连夜逃走,逃到上海投奔亲戚,亲戚也是共产党,那时候印刷所刚刚建立,两老就住在所里,守机关。小伙子姓张,外号张飞,是上海人,孤儿,流浪街头,被锄奸队收留,表现极为勇敢,是锄奸队台柱。印刷所原来不在这里,在市区中心,一年前,印刷所负责对外联络的同志被捕,组织通知印刷所连夜转移到这里,把张飞也调了来,担任保卫职责。对外,说是老两口的儿子。
你呢?德玲问。
“我嘛,”姑娘调皮地说:“我当然是张飞的妹妹了!”停会她又说:“你就叫我春花,我本来喜欢花草!现在我们都姓刘!”
看来这姑娘也是有一番经历的。
德玲勤奋地工作。刻钢板,推印,清理打捆,这些活都是很累人的,只要有任务,她从不兴停下来休息哪怕片刻。
春花是她的帮手。这个十几岁的少女,原来已经做过很多种工作了,十分伶俐,两人配合默契,一叠高高的白纸,眨眼之间,就变成了散发着油墨香的文件传单。
张飞只要有空,也过来帮忙,他主要做稍重的活,搬搬运运。老刘负责屋子安全,他睁着警惕的眼睛,在院子里走来走去,那拐杖“咚,咚,”有节奏地敲击着地面,使人安心。
小小印刷所,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日复一日向外界输送着组织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