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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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个下午。将近七点钟他才醒过来，躺在床上，没有一点力气，汗背心湿透了，冷冰冰地贴着背上的肉。他知道自己淌了不少的汗，便动一下身子，想把汗背心从肉上拉开，又想下床来找一件汗背心换过。可是他刚把身子一动，就觉得浑身痠痛，好象骨头全脱了节似的，他不由得发出了一声**。
母亲走到床前，问他；“你醒来了？不舒服吗？”
这一晚没有停电，黄黄的电灯光涂在母亲的脸上，她的脸也带着病容。而且她显得多么孤寂，多么衰弱！
“还好，”他答道。他睁大疲乏的眼睛，在屋子里各处找寻。“她不在？”他失望地问道。
“她？你在说树生吗？”母亲轻蔑地说，“早晨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过。”
“她也该回来了，”过了片刻，他才叹息道。
“是啊，她哪天不该早回来？”母亲气恼地接嘴道。她看见他不做声，便改了口问他：“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不想吃，我不饿，”他说。
“吃点稀饭好不好，我给你煮的。家里还有皮蛋下稀饭，”母亲说。
“吃一碗也好，”他感激地说，勉强笑了笑。
母亲满意地转身走到碗橱前，拿了一个碗，又在门边小泥炉上瓦罐里舀了稀饭。
“究竟是自己的母亲好，”他小声对自己说。他的心不象先前那样空虚了。他正要拿出勇气抬起身子下床去，母亲已经把稀饭和皮蛋端过来了。她说：“你不要起来，就坐在床上吃罢。我给你拿着碟子。”她等他坐了起来，就把饭碗和筷子递给他，自己在旁边端了碟子守着他吃。
他并没有胃口，但是为了母亲的缘故，也勉强吃了一碗稀饭。他吃完饭，母亲又拿了脸帕来让他揩了脸，说：“你还是睡下罢，今天不要起来了。”
他听从了母亲的话，又躺下去。但是他不肯脱衣服，他还想醒在床上等候树生回来。
有人在敲门，离他躺下的时间不过十多分钟。母亲把门拉开。一个男人的影子闪进来，粗声说，“汪先生在家吗？曾小姐有信给他。”他惊了一跳。他听见母亲在问：“哪里送来的？”可是没有人回答，送信人已经退出去了。
他看见母亲手里拿着信，呆呆地立在房中，仿佛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似的，他忍不住，叫了一声“妈”。母亲立刻走过来，用一种不在意的口气对他说：“她送了封信来，不晓得又有什么事情。”她并不把信交给他，只顾自己咕噜道：“曾小姐？儿子都有十三岁了，还好意思叫小姐，真不害羞！”
“让我看看她写些什么话，”他说着，便伸出手去拿信，母亲只好把信递到他的手里。
他接过信，战战兢兢地拆开来读。是树生的亲笔，写着：
宣：
朋友约我参加今晚胜利大厦的舞会，我会回来很晚。请你不要等我，也不要闩上门。不必对母亲说我去跳舞，省得明天听她发一番陈腐议论。
妻即晚
他看完信，一声不响，信纸还捏在手里，他望着天花板，好象在思索什么事情。
“她信上怎么说？”母亲不能忍耐地问道。
“她在一个同学家吃饭，说是有事情，回来晚一点，”他声调平平地答道。
“什么事？还不是看戏，打牌，跳舞！你想她还有什么正经事情！我做媳妇的时候哪里敢象她这样！儿子都快成人了，还要假装小姐，在外面胡闹，亏她还是大学毕业，学教育的！”母亲咕噜地抱怨道。
“她倒并不打牌，”他不知道母亲这时候的心情，却只顾替他妻子辩护，他并没有想到他的辩护只会增加母亲对树生的恶感。
“不打牌？她不是打外国纸牌吗？你生病她也不赶回家来看一下，做太太的规矩也不懂！”母亲又说。
“她不晓得。如果晓得，她一定早回来了。其实我这并不算生病，”他继续替他妻子解释，他的眼前仿佛还晃动着她那张带笑的脸。
“你这个人心太软。她对你那样不好，你还要替她讲话。我说，她那些脾气都是你养成的。我要是你啊，她今晚上回来，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一顿，”母亲指着他的前额大声说。
“夫妻间吵架多了，也不大好。常常为了点小事会闹出大问题来的，”他小声答道。
“你怕什么，这又不是你错。明明是她没理，她不守妇道，交男朋友——”
他忍不住痛苦地**一声。母亲吃了一惊，连忙把下面的话咽在肚里了。她俯下头看他，关心地问：“你怎么啦？”
他摇了摇头，过了半晌，才无力地吐出一句：“妈，她绝不是一个坏女人。”
母亲听到这句意外的答话，起初有点不懂他的意思，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她恼怒地说：“她不是坏人，那么我就是坏人！”
“妈，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他着急地央求道。“我并不是在袒护她。”
“哪个说你袒护她！”母亲的脸上微微露出笑意来，她的怒气渐渐地消失了。“我看，她把你迷住了。”
“不是这样说，”他认真地解释道，“你们都是好人；其实倒是我不好，我没有用，我使你们吃苦。想不到我们现在会过这种日子，你自己烧饭……洗衣服……”他觉得一阵鼻酸，眼泪迸出来了。他呜咽着，再也接不下去。
“不要讲了，你好好睡罢。这不怪你。不打仗，我们哪里会穷到这样！”母亲温和地说，她心里也难过。她不敢多看他：他脸色那么难看，两边脸颊都陷进去了。他们初到这里的时候，他完全不是这样。她记得很清楚：他脸颊丰满，有血色。“听说战争明年可以胜利了，这倒好，不然大家都——”这句话是随便讲的，她这样说，只是为了安慰他。可是他不等她说完，便打岔道：
“妈，你说胜利？看着敌人就要打过来了，说不定我们马上就要逃难……”他说到这里又忽然担心起来。
“你听见哪个说的？”母亲吃惊地问，但是她并不害怕。“没有这样严重罢。他们都说日本人这次打湖南、广西，不过抢点东西。他们守不住，自己会退的。”
“那就好，”他带点疲倦地回答，母亲的话又使他心安了。他并没有自己的明确的看法，他觉得她的话也很中听。他又说：“我也弄不清楚，不过公司里有人在讲，时局不好，公司方面有搬到兰州去的意思。”
“兰州，那样远的地方！又不是充军，哪个肯去！住得好好的要搬家，那些有钱人胆子比耗子还小。日本人这两年炸都不敢来炸，哪儿还有本事打过来！”母亲只顾在咕噜，仿佛要把她对媳妇的不满（因为儿子的缘故，她忍了一半在心里）另外换一个对象尽量发泄出来。
“我也是这样想，不过这些事也难说，”他答道，他的眼光停留在母亲的脸上，仿佛在寂寞、徬徨中找到了一个支持。他感激地说：“妈，你歇一会儿罢。你太辛苦了。”
“我不累，”母亲又换了语调温和地答道，她在他的床沿上坐下来。
“你现在舒服吗？”她问他。
“好多了，”他答道。可是他觉得非常疲乏，却又没有一点睡意。
“这几年总算是熬过去了，以后不晓得还要过些什么日子。我担心的就是树生——”她埋着头一个人自言自语，说到树生这个名字，她的声音立刻低到除了她自己以外，再没有人听得清楚。但是“树生”这两个字他一定听见了，他半晌不开口，忽然小声叹了一口气，又把嘴闭上了。
母亲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望了他一两分钟，看见他闭上眼不出声息，以为他睡熟了，便轻脚轻手地走出去。过了一阵她又进来，掩住门，不上闩，却端了一把椅子抵住门，关了电灯，然后回到她的小屋子去了。
他其实并不曾睡熟。他闭上眼睛，只是为了使他母亲可以放心地回到她的小屋去休息。他不能睡，他的思想活动得厉害，他前前后后想了许多事情，在那许多事情中间总有一张女人的脸在摇来晃去。她时而笑，时而哭，时而发怒，时而忧愁。他累极了，头痛起来，出了一身汗。他的耳朵始终在等着一个人的脚步声。
房间暗而不黑，从母亲的房里透出一线微光。他的眼睛看得清楚房门口的椅子。“她”为什么不回来？母亲在咳嗽，她还不睡！她老人家太辛苦了。时候应该不早了罢。
是的，街上二更的梆子响了。“她”快回来了罢。他注意地倾听着门外的声音。有声音了。老鼠在走廊上跑。并且房里也有老鼠了。她似乎跑到他的床脚就停住了。她在做什么？她在咬他的皮鞋吗？他那双穿了五个多月的皮鞋已经遭过两次难，鞋口被咬成象一只破碗的缺口似的。她再来光顾一次，他就无法穿它们上街了。每天晚上他临睡时，总得把皮鞋放到床下一口旧皮箱上面。今天他忘了做这件事，现在他不能静静地躺着不管。他连忙抬起身子伸手去拿皮鞋。老鼠一溜烟跑掉了。他不知道皮鞋究竟被咬着没有，但是他仍旧小心地把它们放在皮箱上。
他又躺下来。他对自己说：我应该睡了。可是刚闭上眼睛，他就觉得他听见了高跟鞋走上楼梯的声音。他连忙睁开眼倾听。什么也没有。“她”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他终于睡着了，不过并不是熟睡，他迷迷糊糊地过了十几分钟，便醒了。没有女人的脚步声。他又睡了，不久又醒了。他做着不愉快的梦。有一次他低声哭着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那时他母亲的房里已经熄了灯，他也无法知道时候的早迟。街上相当静。一个老年人用凄凉的声音叫卖着“炒米糖开水”。这声音是他听惯了的。那个老人常常叫卖一个整夜，不管天气怎样冷。这一次他却打了一个冷噤，好象那个衰老的声音把冷风带进了被窝里似的。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熟习的高跟鞋走路的声音了。“她”到底回来了。
她轻轻推开门，走进屋子来，口里哼着西洋曲子，打开了电灯。
这时的电灯光非常强。他的眼睛被刺痛了，但是他还微微睁开它们偷看她。她的脸上带着兴奋的微笑。嘴还是那样地红，眉毛还是那样地细，脸还是那样地白嫩。她在屋子中间站了片刻，不知在想什么，忽然掉过眼光来看他。他连忙闭上眼睛装睡了。
她却慢慢地走过来，走到他的床前。他闻到一阵脂粉香。她俯下头看他，她替他盖好被。她发觉他没有脱外面衣服，便轻轻地唤他。他只好睁开眼睛，装着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样子。
“你不脱衣服就睡着了，你是在等我吗？”她亲热地含笑问道。
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却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说过叫你不要等，你怎么还等呢？”她说，不过她露了一点感激的表情。
“我也睡过了一觉，”他笨拙地答道。他心里有许多话，却没有勇气说出来。
“你没有把我的信给妈看？”她又问，声音更低。
“没有，”他摇摇头回答。
“她没有说什么？”
“她不知道，”他答道。接着他问了一句：“你今晚上跳得痛快罢？”
“痛快极了，”她得意地说，“我好久不跳了，所以兴趣特别好。我还是在朋友家里换过衣服去的，来不及回家了。”她昂起头，轻快地把身子旋转了一下。
“你跟哪几个人跳？”他问道，勉强装出笑容来。
“我跟几个人跳过，不过还是跟陈主任跳的次数多，”她愉快地说，但是她并不告诉他，陈主任是谁。
“啊”他答了一声。他想：陈主任大概就是那位同她在国际喝咖啡的年轻人罢，他痛苦地望着她那充满活力的身体。
“你好好脱了衣服睡罢，你对我太好了，”她温柔地对他一笑，安慰他说，便俯下脸去，轻轻地吻了吻他的嘴唇，又把柔嫩的脸颊在他的左边脸上紧紧地靠了一下，然后走到书桌前坐下来，对着镜子弄她的头发。
他轻轻地摸着左边脸颊，用力吸着她留下来的香气，痴痴地望着她的浓黑的头发。过了一会儿，他想道：“她对我并没有变心。她没有错。她应该有娱乐。这几年她跟着我过得太苦了。”他想到这里，便翻一个身把脸转向墙壁，落下了几滴惭愧的眼泪。
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个下午。将近七点钟他才醒过来，躺在床上，没有一点力气，汗背心湿透了，冷冰冰地贴着背上的肉。他知道自己淌了不少的汗，便动一下身子，想把汗背心从肉上拉开，又想下床来找一件汗背心换过。可是他刚把身子一动，就觉得浑身痠痛，好象骨头全脱了节似的，他不由得发出了一声**。
母亲走到床前，问他；“你醒来了？不舒服吗？”
这一晚没有停电，黄黄的电灯光涂在母亲的脸上，她的脸也带着病容。而且她显得多么孤寂，多么衰弱！
“还好，”他答道。他睁大疲乏的眼睛，在屋子里各处找寻。“她不在？”他失望地问道。
“她？你在说树生吗？”母亲轻蔑地说，“早晨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过。”
“她也该回来了，”过了片刻，他才叹息道。
“是啊，她哪天不该早回来？”母亲气恼地接嘴道。她看见他不做声，便改了口问他：“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不想吃，我不饿，”他说。
“吃点稀饭好不好，我给你煮的。家里还有皮蛋下稀饭，”母亲说。
“吃一碗也好，”他感激地说，勉强笑了笑。
母亲满意地转身走到碗橱前，拿了一个碗，又在门边小泥炉上瓦罐里舀了稀饭。
“究竟是自己的母亲好，”他小声对自己说。他的心不象先前那样空虚了。他正要拿出勇气抬起身子下床去，母亲已经把稀饭和皮蛋端过来了。她说：“你不要起来，就坐在床上吃罢。我给你拿着碟子。”她等他坐了起来，就把饭碗和筷子递给他，自己在旁边端了碟子守着他吃。
他并没有胃口，但是为了母亲的缘故，也勉强吃了一碗稀饭。他吃完饭，母亲又拿了脸帕来让他揩了脸，说：“你还是睡下罢，今天不要起来了。”
他听从了母亲的话，又躺下去。但是他不肯脱衣服，他还想醒在床上等候树生回来。
有人在敲门，离他躺下的时间不过十多分钟。母亲把门拉开。一个男人的影子闪进来，粗声说，“汪先生在家吗？曾小姐有信给他。”他惊了一跳。他听见母亲在问：“哪里送来的？”可是没有人回答，送信人已经退出去了。
他看见母亲手里拿着信，呆呆地立在房中，仿佛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似的，他忍不住，叫了一声“妈”。母亲立刻走过来，用一种不在意的口气对他说：“她送了封信来，不晓得又有什么事情。”她并不把信交给他，只顾自己咕噜道：“曾小姐？儿子都有十三岁了，还好意思叫小姐，真不害羞！”
“让我看看她写些什么话，”他说着，便伸出手去拿信，母亲只好把信递到他的手里。
他接过信，战战兢兢地拆开来读。是树生的亲笔，写着：
宣：
朋友约我参加今晚胜利大厦的舞会，我会回来很晚。请你不要等我，也不要闩上门。不必对母亲说我去跳舞，省得明天听她发一番陈腐议论。
妻即晚
他看完信，一声不响，信纸还捏在手里，他望着天花板，好象在思索什么事情。
“她信上怎么说？”母亲不能忍耐地问道。
“她在一个同学家吃饭，说是有事情，回来晚一点，”他声调平平地答道。
“什么事？还不是看戏，打牌，跳舞！你想她还有什么正经事情！我做媳妇的时候哪里敢象她这样！儿子都快成人了，还要假装小姐，在外面胡闹，亏她还是大学毕业，学教育的！”母亲咕噜地抱怨道。
“她倒并不打牌，”他不知道母亲这时候的心情，却只顾替他妻子辩护，他并没有想到他的辩护只会增加母亲对树生的恶感。
“不打牌？她不是打外国纸牌吗？你生病她也不赶回家来看一下，做太太的规矩也不懂！”母亲又说。
“她不晓得。如果晓得，她一定早回来了。其实我这并不算生病，”他继续替他妻子解释，他的眼前仿佛还晃动着她那张带笑的脸。
“你这个人心太软。她对你那样不好，你还要替她讲话。我说，她那些脾气都是你养成的。我要是你啊，她今晚上回来，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一顿，”母亲指着他的前额大声说。
“夫妻间吵架多了，也不大好。常常为了点小事会闹出大问题来的，”他小声答道。
“你怕什么，这又不是你错。明明是她没理，她不守妇道，交男朋友——”
他忍不住痛苦地**一声。母亲吃了一惊，连忙把下面的话咽在肚里了。她俯下头看他，关心地问：“你怎么啦？”
他摇了摇头，过了半晌，才无力地吐出一句：“妈，她绝不是一个坏女人。”
母亲听到这句意外的答话，起初有点不懂他的意思，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她恼怒地说：“她不是坏人，那么我就是坏人！”
“妈，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他着急地央求道。“我并不是在袒护她。”
“哪个说你袒护她！”母亲的脸上微微露出笑意来，她的怒气渐渐地消失了。“我看，她把你迷住了。”
“不是这样说，”他认真地解释道，“你们都是好人；其实倒是我不好，我没有用，我使你们吃苦。想不到我们现在会过这种日子，你自己烧饭……洗衣服……”他觉得一阵鼻酸，眼泪迸出来了。他呜咽着，再也接不下去。
“不要讲了，你好好睡罢。这不怪你。不打仗，我们哪里会穷到这样！”母亲温和地说，她心里也难过。她不敢多看他：他脸色那么难看，两边脸颊都陷进去了。他们初到这里的时候，他完全不是这样。她记得很清楚：他脸颊丰满，有血色。“听说战争明年可以胜利了，这倒好，不然大家都——”这句话是随便讲的，她这样说，只是为了安慰他。可是他不等她说完，便打岔道：
“妈，你说胜利？看着敌人就要打过来了，说不定我们马上就要逃难……”他说到这里又忽然担心起来。
“你听见哪个说的？”母亲吃惊地问，但是她并不害怕。“没有这样严重罢。他们都说日本人这次打湖南、广西，不过抢点东西。他们守不住，自己会退的。”
“那就好，”他带点疲倦地回答，母亲的话又使他心安了。他并没有自己的明确的看法，他觉得她的话也很中听。他又说：“我也弄不清楚，不过公司里有人在讲，时局不好，公司方面有搬到兰州去的意思。”
“兰州，那样远的地方！又不是充军，哪个肯去！住得好好的要搬家，那些有钱人胆子比耗子还小。日本人这两年炸都不敢来炸，哪儿还有本事打过来！”母亲只顾在咕噜，仿佛要把她对媳妇的不满（因为儿子的缘故，她忍了一半在心里）另外换一个对象尽量发泄出来。
“我也是这样想，不过这些事也难说，”他答道，他的眼光停留在母亲的脸上，仿佛在寂寞、徬徨中找到了一个支持。他感激地说：“妈，你歇一会儿罢。你太辛苦了。”
“我不累，”母亲又换了语调温和地答道，她在他的床沿上坐下来。
“你现在舒服吗？”她问他。
“好多了，”他答道。可是他觉得非常疲乏，却又没有一点睡意。
“这几年总算是熬过去了，以后不晓得还要过些什么日子。我担心的就是树生——”她埋着头一个人自言自语，说到树生这个名字，她的声音立刻低到除了她自己以外，再没有人听得清楚。但是“树生”这两个字他一定听见了，他半晌不开口，忽然小声叹了一口气，又把嘴闭上了。
母亲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望了他一两分钟，看见他闭上眼不出声息，以为他睡熟了，便轻脚轻手地走出去。过了一阵她又进来，掩住门，不上闩，却端了一把椅子抵住门，关了电灯，然后回到她的小屋子去了。
他其实并不曾睡熟。他闭上眼睛，只是为了使他母亲可以放心地回到她的小屋去休息。他不能睡，他的思想活动得厉害，他前前后后想了许多事情，在那许多事情中间总有一张女人的脸在摇来晃去。她时而笑，时而哭，时而发怒，时而忧愁。他累极了，头痛起来，出了一身汗。他的耳朵始终在等着一个人的脚步声。
房间暗而不黑，从母亲的房里透出一线微光。他的眼睛看得清楚房门口的椅子。“她”为什么不回来？母亲在咳嗽，她还不睡！她老人家太辛苦了。时候应该不早了罢。
是的，街上二更的梆子响了。“她”快回来了罢。他注意地倾听着门外的声音。有声音了。老鼠在走廊上跑。并且房里也有老鼠了。她似乎跑到他的床脚就停住了。她在做什么？她在咬他的皮鞋吗？他那双穿了五个多月的皮鞋已经遭过两次难，鞋口被咬成象一只破碗的缺口似的。她再来光顾一次，他就无法穿它们上街了。每天晚上他临睡时，总得把皮鞋放到床下一口旧皮箱上面。今天他忘了做这件事，现在他不能静静地躺着不管。他连忙抬起身子伸手去拿皮鞋。老鼠一溜烟跑掉了。他不知道皮鞋究竟被咬着没有，但是他仍旧小心地把它们放在皮箱上。
他又躺下来。他对自己说：我应该睡了。可是刚闭上眼睛，他就觉得他听见了高跟鞋走上楼梯的声音。他连忙睁开眼倾听。什么也没有。“她”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他终于睡着了，不过并不是熟睡，他迷迷糊糊地过了十几分钟，便醒了。没有女人的脚步声。他又睡了，不久又醒了。他做着不愉快的梦。有一次他低声哭着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那时他母亲的房里已经熄了灯，他也无法知道时候的早迟。街上相当静。一个老年人用凄凉的声音叫卖着“炒米糖开水”。这声音是他听惯了的。那个老人常常叫卖一个整夜，不管天气怎样冷。这一次他却打了一个冷噤，好象那个衰老的声音把冷风带进了被窝里似的。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熟习的高跟鞋走路的声音了。“她”到底回来了。
她轻轻推开门，走进屋子来，口里哼着西洋曲子，打开了电灯。
这时的电灯光非常强。他的眼睛被刺痛了，但是他还微微睁开它们偷看她。她的脸上带着兴奋的微笑。嘴还是那样地红，眉毛还是那样地细，脸还是那样地白嫩。她在屋子中间站了片刻，不知在想什么，忽然掉过眼光来看他。他连忙闭上眼睛装睡了。
她却慢慢地走过来，走到他的床前。他闻到一阵脂粉香。她俯下头看他，她替他盖好被。她发觉他没有脱外面衣服，便轻轻地唤他。他只好睁开眼睛，装着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样子。
“你不脱衣服就睡着了，你是在等我吗？”她亲热地含笑问道。
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却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说过叫你不要等，你怎么还等呢？”她说，不过她露了一点感激的表情。
“我也睡过了一觉，”他笨拙地答道。他心里有许多话，却没有勇气说出来。
“你没有把我的信给妈看？”她又问，声音更低。
“没有，”他摇摇头回答。
“她没有说什么？”
“她不知道，”他答道。接着他问了一句：“你今晚上跳得痛快罢？”
“痛快极了，”她得意地说，“我好久不跳了，所以兴趣特别好。我还是在朋友家里换过衣服去的，来不及回家了。”她昂起头，轻快地把身子旋转了一下。
“你跟哪几个人跳？”他问道，勉强装出笑容来。
“我跟几个人跳过，不过还是跟陈主任跳的次数多，”她愉快地说，但是她并不告诉他，陈主任是谁。
“啊”他答了一声。他想：陈主任大概就是那位同她在国际喝咖啡的年轻人罢，他痛苦地望着她那充满活力的身体。
“你好好脱了衣服睡罢，你对我太好了，”她温柔地对他一笑，安慰他说，便俯下脸去，轻轻地吻了吻他的嘴唇，又把柔嫩的脸颊在他的左边脸上紧紧地靠了一下，然后走到书桌前坐下来，对着镜子弄她的头发。
他轻轻地摸着左边脸颊，用力吸着她留下来的香气，痴痴地望着她的浓黑的头发。过了一会儿，他想道：“她对我并没有变心。她没有错。她应该有娱乐。这几年她跟着我过得太苦了。”他想到这里，便翻一个身把脸转向墙壁，落下了几滴惭愧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