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曹洪之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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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勋想要改变轻视工商的政策，的巴的巴地说了好半天——他身为一个文科生（还不是学经济的），其实对工商业的了解也很有限，但光后世那些常识，搁这年月就足够用啦，加上引经据典，以史为鉴，相信曹操不是腐儒，不会说不通的。
当然啦，曹操消化是勋这一大套话，也得有一段时间，而即便消化了，甚至认同了，想要彻底改变汉兴以来轻视工商业的政策，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终究曹操势力虽然大，还不是后来进位丞相，受封魏公、魏王，把大本营搬到邺城，心腹全封了魏官，等于另立一个朝廷，而把许都朝廷彻底当摆设的年月，他还不可能完全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是勋也有心理准备，我这儿先给曹家父子上课，完了还得找机会去给荀彧他们上课，再去太学刮刮风，争取逐渐地把社会风气给扭转过来，把舆论给引导起来。当然啦，空口白话是很难真对社会实际产生影响的，而且很可能阵风刮过，转眼就息。所以啊，还是希望曹操你能给我这么个机会，拨点儿钱，让我先干起来，等有了成果，自然有人跟进，也自然会产生出一批既得利益者出来，跟着我的大旗往前走。
退一万步说，个人的成功没能转化为社会的成功……那也没关系，起码我发财了啊！
话说完就完，是勋也不奢望曹操当场拍板，我给你拨多少多少钱，你马上开点儿作坊干起来。所以他转过头去瞟了瞟天色——这就黑得差不多啦——站起身来就待告辞。
曹操一指曹昂，父子同心，曹昂急忙冲过来揪住了是勋的衣襟：“姑婿言未尽也，如何要走？”是勋说尽了尽了，我离家一年多，今儿才回许都，要是回去太晚。你姑姑就不能饶过我啊。
曹操捋须笑道：“吾妹非不识大体者也。吾即命人传信，明日再使子修上门致歉——你我兄弟久不相聚，今晚便可宿于此也。”
是勋心说啥，“你我兄弟”这种话都出来了。看起来我今儿个还真走不了啦。既然曹操这么热情，他就未免要卖卖关子——“言已尽矣，未知主公还有何相询？”
曹操说别扯了，你话分明没说完。我知道宏辅你轻易不言，既言必有所建议，如今你光说了问题，还没拿出任何对策来哪，那怎么成？你一定有想法了，赶紧给我说说。
是勋确实有想法，他这趟回来。大半是水路，比起走陆路是舒服得多，可也无聊得多。固然每天都要去跟门客们恳谈，联络联络感情，可总不能整个白天都跟部下厮混吧？虽说舱内还有个甘氏呢。可这年月白昼宣淫是士林鄙薄甚至深恶痛绝的恶习……所以闲下大把时间，可以诸多构想。
但这想法不能随便告诉曹操——是勋装模作样地苦苦一笑：“主公欲置勋于火上耶？”话不用说得太明白，曹操自然能够想到：自己空口白话一说问题，谁都不会当回事儿，可要是拿出啥具体的对策来，肯定会伤害到豪门世宦的利益，则难免成为众矢之的。
曹操抚掌笑道：“此间并无他人。出卿之口，入吾之耳，何忧也？”瞟一眼儿子，心说你不会让我把子修给赶出去吧？
是勋也望向曹昂，但是并没有驱赶的意思，而是说：“子修谨慎。吾并不虑。勋自有计，然须徐徐图之，不可急也，图之或且不得，主公勿罪。”
曹操一摆手：“且坐——吾非诿过于人者也。”我明白你的意思。是怕将来得罪了世家显宦，他们闹腾起来，我会把你推出去当替罪羊，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人。
是勋心说你不是那种人才怪了，领导同志的节操，咱真的能够相信吗？可是话既然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他也不好再提离开的事儿，于是缓缓坐下，长吸一口气，举出三枚手指来：“重工商而使国家得利者，勋所思之，策唯三也。”
哦，竟然还有三条计策？曹操兴趣大升，不自禁地就把身体往前凑了一下：“请卿明言。”
是勋说第一条计策，就是我最早说的，你和朝廷都大力支持，先由我个人干起来，然后就跟在河东那样，完了把产业再分卖给别人。卖给谁，卖多少，这里面大有讲究，既可以增加公家的财富，又可以扩大工商阶层，进而分薄旧有世家的财力。
第二条计策，是要专门设置一个部门统管此事，首先把工商税给抓起来——“市皆有税，地方可自理，然关津之税，则不可操之于地方也，于工商为大患也。”
汉代的市场税基本上是十税一，征收实物，同时规定租用公家场地、店铺的，可以免税，既然有明确的规定，就不怕地方官员滥征，只要严肃法纪就成。可是汉末才重新兴起的关卡税，那就没有定规啦，都由各地官员，甚至是驻军将领自己掌握，想设多少卡就设多少卡，想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再加上重复征收，行商距离超过五百里，就可能彻底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还怎么可能发达？其结果只能是有靠山、有背景的大商贾才可能长途贩运货物，利润一半儿进了他背后的世家的腰包，另一半儿进了地方官员和将领的腰包，朝廷毫无所得。
是勋说倘若天下太平，就应该彻底取消关卡税，让商贾自由往来，但在战乱未息的今天，咱还没法儿这么办——地方穷困，地方官儿还靠这笔额外收入发薪呢，驻军将领还靠这笔额外收入养兵呢。说到这里，他瞟一眼曹昂，心说小子你明白我的担心了吗？
曹昂当然也不傻，拱手笑道：“此言若泄之于外，他且不论，子廉叔父必深恨姑婿也。”
曹洪曹子廉，史书上说他“家富而性吝啬”，曹操也说：“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加上他御下不严，家奴多作恶，所以后世往往都将其目之为曹魏第一大贪官。其实这是个误解，曹操最恨人贪污。哪怕是曹洪，若是少贪一点儿，曹操还可能看在族兄弟和曾经救过自己命的份儿上稍加容忍，要是真贪多了。曹操第一个不会放过他。主要曹洪的产业大多来自于灰色地带，其中就包括了设卡收税，虽然也不是什么干净钱，但朝廷既然没有严加禁止，你就不能算他贪污。
所以说，是勋说要彻底取消关卡税，这话要是被曹洪听到了，他绝对不会饶过是勋——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亲戚也没有情面可讲！
是勋摆摆手：“故谓今时不宜也。”天下还乱着呢，需要那些将领去率军打仗。你不让他们发财，他们还能踏下心来跟着你吗？起兵谋反都是可能的。得等天下太平了，基本上削了将领的兵权，不怕他们乱来，才能这么干哪。然而——“今之策也。朝廷设职以督导之，罢近途之关津……”距离太近的关卡，必须得给停了，好么，我出城三里你收一回税，再走三里再收一回税，我这买卖还干不干啦？——“并定其上限。且抽其一也。则朝廷既可得利，商贾又少其害，异日罢设，也好措手。”
在原本的历史上，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下诏，规定日后关津之税。不得高于十一——也就是说，最多收取十分之一的货物。由此可见，乱世当中各地的乱收税有多严重，额度有多高啦，估计一车货走不上百里地。就撞见好几回收20%的，最终连渣子都剩不下……
是勋说朝廷得定个上限，不能让地方上乱收，而且还可以从中抽头，不用多，再十分之一就好了，积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至于收税的上限是多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再说，我现在还不能给出具体的数字来。
曹操说这条计策好——一方面能来钱，一方面还限制地方势力，他不喜欢才怪哪。
是勋说第三策，必须推翻歧视商人的政策。其实话说起来，这些政策也都形同虚设，说什么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乘马车，只要有钱，买通了地方官儿，还担心这些禁令吗？后来明朝也有类似禁令，甚至更严格，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只能穿特定样式、质地的衣服，可是到了中后期，你往大点儿的城镇里一站，满眼都是穿着黄色绸衣的平头百姓——啥禁令啊，完全没人搭理。
就算商贾不得为吏这一条，也未必能够严格遵守。别的不说，商人发家以后，大可以向地方豪门投献（事实上，不投献也很难继续发展下去），把子弟送过去当门客甚至联宗，那就有机会出仕了。只是一条，你这种出身，当小吏没问题，想升官儿就有无数乌鸡眼盯着，为了抢夺自己也未必能霸得到手的空位，读书人也是可以放下节操，无所不为的。除非朝廷废除禁令，并且皇帝亲自选拔——比方说武帝时代的桑弘羊——否则玻璃天花板永远存在。
而且，向来朝廷征兵也好，戍边也罢，对于那些最艰苦的活计，只要强迫参与，首先考虑的就是囚徒、赘婿，以及商贾。
话再拉回来说，即便这些禁令大多形同虚设，终究是高悬在商贾阶层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定哪天就会掉下来，官员们只要想收拾你，这是最方便揪的小辫子。这就使得一般士人家庭不愿也不屑去经营工商业，顶多把家中读书不成的分支子弟推出去赚钱——反正资源有限，本来荐举出仕也轮不到他们——由此恶性循环，整体社会舆论对工商业的轻视就越来越严重。
所以是勋说了，想要发展工商业，就得从根子上废除那些身份限制令。
曹操捋须沉思，好一会儿才开口问：“似此三策，宏辅可为操办否？”
是勋连忙摆手：“除第一策，勋必不办也！”
是勋想要改变轻视工商的政策，的巴的巴地说了好半天——他身为一个文科生（还不是学经济的），其实对工商业的了解也很有限，但光后世那些常识，搁这年月就足够用啦，加上引经据典，以史为鉴，相信曹操不是腐儒，不会说不通的。
当然啦，曹操消化是勋这一大套话，也得有一段时间，而即便消化了，甚至认同了，想要彻底改变汉兴以来轻视工商业的政策，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终究曹操势力虽然大，还不是后来进位丞相，受封魏公、魏王，把大本营搬到邺城，心腹全封了魏官，等于另立一个朝廷，而把许都朝廷彻底当摆设的年月，他还不可能完全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是勋也有心理准备，我这儿先给曹家父子上课，完了还得找机会去给荀彧他们上课，再去太学刮刮风，争取逐渐地把社会风气给扭转过来，把舆论给引导起来。当然啦，空口白话是很难真对社会实际产生影响的，而且很可能阵风刮过，转眼就息。所以啊，还是希望曹操你能给我这么个机会，拨点儿钱，让我先干起来，等有了成果，自然有人跟进，也自然会产生出一批既得利益者出来，跟着我的大旗往前走。
退一万步说，个人的成功没能转化为社会的成功……那也没关系，起码我发财了啊！
话说完就完，是勋也不奢望曹操当场拍板，我给你拨多少多少钱，你马上开点儿作坊干起来。所以他转过头去瞟了瞟天色——这就黑得差不多啦——站起身来就待告辞。
曹操一指曹昂，父子同心，曹昂急忙冲过来揪住了是勋的衣襟：“姑婿言未尽也，如何要走？”是勋说尽了尽了，我离家一年多，今儿才回许都，要是回去太晚。你姑姑就不能饶过我啊。
曹操捋须笑道：“吾妹非不识大体者也。吾即命人传信，明日再使子修上门致歉——你我兄弟久不相聚，今晚便可宿于此也。”
是勋心说啥，“你我兄弟”这种话都出来了。看起来我今儿个还真走不了啦。既然曹操这么热情，他就未免要卖卖关子——“言已尽矣，未知主公还有何相询？”
曹操说别扯了，你话分明没说完。我知道宏辅你轻易不言，既言必有所建议，如今你光说了问题，还没拿出任何对策来哪，那怎么成？你一定有想法了，赶紧给我说说。
是勋确实有想法，他这趟回来。大半是水路，比起走陆路是舒服得多，可也无聊得多。固然每天都要去跟门客们恳谈，联络联络感情，可总不能整个白天都跟部下厮混吧？虽说舱内还有个甘氏呢。可这年月白昼宣淫是士林鄙薄甚至深恶痛绝的恶习……所以闲下大把时间，可以诸多构想。
但这想法不能随便告诉曹操——是勋装模作样地苦苦一笑：“主公欲置勋于火上耶？”话不用说得太明白，曹操自然能够想到：自己空口白话一说问题，谁都不会当回事儿，可要是拿出啥具体的对策来，肯定会伤害到豪门世宦的利益，则难免成为众矢之的。
曹操抚掌笑道：“此间并无他人。出卿之口，入吾之耳，何忧也？”瞟一眼儿子，心说你不会让我把子修给赶出去吧？
是勋也望向曹昂，但是并没有驱赶的意思，而是说：“子修谨慎。吾并不虑。勋自有计，然须徐徐图之，不可急也，图之或且不得，主公勿罪。”
曹操一摆手：“且坐——吾非诿过于人者也。”我明白你的意思。是怕将来得罪了世家显宦，他们闹腾起来，我会把你推出去当替罪羊，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人。
是勋心说你不是那种人才怪了，领导同志的节操，咱真的能够相信吗？可是话既然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他也不好再提离开的事儿，于是缓缓坐下，长吸一口气，举出三枚手指来：“重工商而使国家得利者，勋所思之，策唯三也。”
哦，竟然还有三条计策？曹操兴趣大升，不自禁地就把身体往前凑了一下：“请卿明言。”
是勋说第一条计策，就是我最早说的，你和朝廷都大力支持，先由我个人干起来，然后就跟在河东那样，完了把产业再分卖给别人。卖给谁，卖多少，这里面大有讲究，既可以增加公家的财富，又可以扩大工商阶层，进而分薄旧有世家的财力。
第二条计策，是要专门设置一个部门统管此事，首先把工商税给抓起来——“市皆有税，地方可自理，然关津之税，则不可操之于地方也，于工商为大患也。”
汉代的市场税基本上是十税一，征收实物，同时规定租用公家场地、店铺的，可以免税，既然有明确的规定，就不怕地方官员滥征，只要严肃法纪就成。可是汉末才重新兴起的关卡税，那就没有定规啦，都由各地官员，甚至是驻军将领自己掌握，想设多少卡就设多少卡，想收多少税就收多少税，再加上重复征收，行商距离超过五百里，就可能彻底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还怎么可能发达？其结果只能是有靠山、有背景的大商贾才可能长途贩运货物，利润一半儿进了他背后的世家的腰包，另一半儿进了地方官员和将领的腰包，朝廷毫无所得。
是勋说倘若天下太平，就应该彻底取消关卡税，让商贾自由往来，但在战乱未息的今天，咱还没法儿这么办——地方穷困，地方官儿还靠这笔额外收入发薪呢，驻军将领还靠这笔额外收入养兵呢。说到这里，他瞟一眼曹昂，心说小子你明白我的担心了吗？
曹昂当然也不傻，拱手笑道：“此言若泄之于外，他且不论，子廉叔父必深恨姑婿也。”
曹洪曹子廉，史书上说他“家富而性吝啬”，曹操也说：“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加上他御下不严，家奴多作恶，所以后世往往都将其目之为曹魏第一大贪官。其实这是个误解，曹操最恨人贪污。哪怕是曹洪，若是少贪一点儿，曹操还可能看在族兄弟和曾经救过自己命的份儿上稍加容忍，要是真贪多了。曹操第一个不会放过他。主要曹洪的产业大多来自于灰色地带，其中就包括了设卡收税，虽然也不是什么干净钱，但朝廷既然没有严加禁止，你就不能算他贪污。
所以说，是勋说要彻底取消关卡税，这话要是被曹洪听到了，他绝对不会饶过是勋——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亲戚也没有情面可讲！
是勋摆摆手：“故谓今时不宜也。”天下还乱着呢，需要那些将领去率军打仗。你不让他们发财，他们还能踏下心来跟着你吗？起兵谋反都是可能的。得等天下太平了，基本上削了将领的兵权，不怕他们乱来，才能这么干哪。然而——“今之策也。朝廷设职以督导之，罢近途之关津……”距离太近的关卡，必须得给停了，好么，我出城三里你收一回税，再走三里再收一回税，我这买卖还干不干啦？——“并定其上限。且抽其一也。则朝廷既可得利，商贾又少其害，异日罢设，也好措手。”
在原本的历史上，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下诏，规定日后关津之税。不得高于十一——也就是说，最多收取十分之一的货物。由此可见，乱世当中各地的乱收税有多严重，额度有多高啦，估计一车货走不上百里地。就撞见好几回收20%的，最终连渣子都剩不下……
是勋说朝廷得定个上限，不能让地方上乱收，而且还可以从中抽头，不用多，再十分之一就好了，积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至于收税的上限是多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再说，我现在还不能给出具体的数字来。
曹操说这条计策好——一方面能来钱，一方面还限制地方势力，他不喜欢才怪哪。
是勋说第三策，必须推翻歧视商人的政策。其实话说起来，这些政策也都形同虚设，说什么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乘马车，只要有钱，买通了地方官儿，还担心这些禁令吗？后来明朝也有类似禁令，甚至更严格，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只能穿特定样式、质地的衣服，可是到了中后期，你往大点儿的城镇里一站，满眼都是穿着黄色绸衣的平头百姓——啥禁令啊，完全没人搭理。
就算商贾不得为吏这一条，也未必能够严格遵守。别的不说，商人发家以后，大可以向地方豪门投献（事实上，不投献也很难继续发展下去），把子弟送过去当门客甚至联宗，那就有机会出仕了。只是一条，你这种出身，当小吏没问题，想升官儿就有无数乌鸡眼盯着，为了抢夺自己也未必能霸得到手的空位，读书人也是可以放下节操，无所不为的。除非朝廷废除禁令，并且皇帝亲自选拔——比方说武帝时代的桑弘羊——否则玻璃天花板永远存在。
而且，向来朝廷征兵也好，戍边也罢，对于那些最艰苦的活计，只要强迫参与，首先考虑的就是囚徒、赘婿，以及商贾。
话再拉回来说，即便这些禁令大多形同虚设，终究是高悬在商贾阶层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定哪天就会掉下来，官员们只要想收拾你，这是最方便揪的小辫子。这就使得一般士人家庭不愿也不屑去经营工商业，顶多把家中读书不成的分支子弟推出去赚钱——反正资源有限，本来荐举出仕也轮不到他们——由此恶性循环，整体社会舆论对工商业的轻视就越来越严重。
所以是勋说了，想要发展工商业，就得从根子上废除那些身份限制令。
曹操捋须沉思，好一会儿才开口问：“似此三策，宏辅可为操办否？”
是勋连忙摆手：“除第一策，勋必不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