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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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暖云昏万里春，宫花拂面送行人。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身。
——唐·李贺《出城寄权璩（qú）杨敬之》
周朝有一条规定，贵族诸侯的城墙不得超过十八尺（合今三米六至四米左右），其目的是为了限制各诸侯王的实力，防范他们日后造反难以攻打。
到了春秋后期也没人顶真，鲁国的三位国相“三桓”（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掌控国家大势，更是对这条规定置若罔闻。
时任鲁国执政大夫（大司寇兼摄相事）的孔子对这一幕看不过去了，为了加强君权，他便联手国君鲁定公开始了“毁三都”行动，也就是推掉“三桓”家里多出十八尺的部分。
刚开始行动很顺利，孔子派子路推掉其中两位国相的城墙，正准备推最后一位国相城墙的时候，鲁定公急忙喊停，因为齐国军队守在了鲁国境外不远处，如果推掉最后一位国相的城墙，齐国就会进攻鲁国。
原因很简单——鲁国在孔子的治理下迎来大治，“毁三都”看似削城墙守规矩，实则是削“三桓”强公室，借机对鲁国继续实行革新，实现“鲁一变，至于道”的政治抱负，重致周礼、复兴周公之业。
齐国不愿看到强大的鲁国，从而威胁到自身利益。
随后，齐国又送八十名美女给鲁定公和“三桓”，日后君臣迷恋歌舞，长期不理朝政，“毁三都”行动就此半途而废。
顺便说一下，这八十名美女没有孔子的份。估计很生气。
不仅孔子没有分到美女，在不久之后的鲁国郊祭上，身为二把手的孔子也没分到祭肉，这表明鲁定公和“三桓”不想再任用他了。
遭受排挤的孔子心灰意冷，不得不中断仕途和救国理想，离开生他养他的父母之邦，和弟子们一起疲马凋车，踏上了周游列国的道路，寻求新的施展抱负的机会。
行道迟迟，一步三回头，那一年（公元前497年，楚昭王十九年），孔子五十五岁。
鲁哀公曾经问孔子“当今之君，孰为最贤”时，孔子对曰：“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对卫灵公的评价非常之高，此时的卫国在卫灵公的治理下，政局稳定、民物殷阜，倒还有点太平景象，也具有“一变至道”的优点，于是，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一站便是卫国。
“鲁卫之政，兄弟也”，来到卫都，卫灵公给孔子很高的礼遇，让他享受上卿待遇，“奉粟六万”。
但是卫灵公并不是眼光长远之君，并没有给他任何官职，也不让他参与任何政事，他优待孔子不过出于“爱贤”美名，并不真是对孔子的学说感兴趣：
孔子重礼轻刑，他却问战阵之事；孔子轻视女人，他那妖冶淫荡的夫人南子却招见孔子；特别让孔子难受的是卫灵公与南子和太监坐首车，让孔子乘次车，招摇过市。
孔子对卫灵公非常失望，于是有“吾未见好德如好色”之叹，“谓卫灵公之无道”，于是又带着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
刚从卫国出来，经过匡地时，匡人曾受到鲁国阳虎的掠夺和残杀，孔子的相貌又与阳虎相像，匡人误以为孔子就是阳虎，将孔子师徒死死围困，性命不保。
面对危险，孔子相当自信，安慰弟子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周文王死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孔子在危急时刻，没有考虑个人安危，这是值得肯定的。在任何时候，一个人应当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自信，这种超越自身安危的使命感和立心天下、立命苍生的济世精神，成就了伟大的孔子。
但此时此刻，古代文化唯一的传播者、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继承者、被围困五日的孔子，也不能抵挡饥饿难耐的感觉，于是找个机会逃离匡地。跑到蒲地不久，却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
孔子不仅学问好，逃跑功夫也是一流的，不几日，孔子师徒又找了个机会逃离蒲地，觉得还是卫国最温暖的，便返回了卫国。
卫灵公不计前嫌，从心底里还是很敬佩孔子，“闻孔子来，喜，郊迎”。国君“郊迎”在春秋时代是一个很隆重的礼节，可惜的是，卫灵公此时已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再次回到鲁国。
公元前493年（楚昭王二十三年），孔子又由鲁国来到卫国，没过多久，卫灵公去世，孔子在卫国待不下去，又离开卫国西行曹国。
就这样，孔子最终也没能在卫国推行他的仁政。
此时的曹国国君曹伯阳正在做争霸中原的打算，是的，你没看错，小小的曹国很有雄心壮志，单方面撕毁与晋国签订的一切合同，打算同晋国争霸，并且计划也十分的周全，没时间理睬孔子，孔子觉得朝不保夕，迅速南下去宋。
孔子与宋景公同宗同族，宋景公也知道孔子是天下闻名的圣人，门下有数十名文武兼备的弟子，如果把他们师徒长久地留在宋国做事，便可使宋国不再受大国的欺凌。
就在宋景公准备迎接孔子的时候，大司马桓魋（tuí）怕孔子会取代他，便一板正经的对宋景公说：“孔丘在鲁，父母之邦，官为大司寇，兼摄相事，位极人臣，然而却要辞官出走，可见其野心非小。孔丘在卫五年，卫灵公敬而不用，可见卫君早有戒心。宋不及卫大，不若鲁强，如今孔丘师徒不速而自来，狼子野心，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宋景公被桓魋说得将信将疑，说道：“孔丘乃当今闻名于世之贤德圣人，未必能做出那犯上作乱之事，眼下宋国既小又弱，正需这一般文武干才，对外征战，对内安邦定国……”
桓魋在宋国擅权专政、不可一世，这时竟不待宋景公说完，拔剑在手：“只怕我桓魋容得了孔丘，这柄剑却容他不得！”说完，便带领手下去驱赶孔子。
孔子师徒一直未见宋景公派人前来召见，早已不抱希望，只是有个容身之所就很满足，每日带领弟子在宾馆大院的大树下演习社祭、郊祭、禘祭等祭礼，没想到祸从天降，招惹了桓魋。
桓魋见孔子一板一眼的演礼，奚落孔子道：“您在鲁国时，官居大司马兼摄相事，权位不可谓不高，何以不能鲁国臻于富强之境？这一点，您能及得上管仲和晏子吗？既然弃官而去，却不隐居山林，终日东奔西走，乞求别国的赏识和任用，这方面，您及得了伯夷、叔齐的清高吗？”
孔子一边收拾祭器，一边不慌不忙的答道：“丘出仕于鲁时，使君臣有位，长幼有序。乡党尊老敬幼，升降揖让，都中规中矩。人人知耻达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执法听讼，无私无纵，从此鲁国大治，邻邦仰慕而前来观摩，络绎于途，想必大司马必有所闻，我也不必多说。至于我弃官而去，乃因君、相溺于声色，屡谏不听，乃不得不出此下策，但心中仍希望在我去后，君、相能够醒悟，从此远色亲贤。我时时以国邦为念，未敢或忘。”
桓魋本想当众羞辱孔子，孔子却侃侃而谈，在场的人无不叹服，都竭诚希望孔子久留宋国，改革政事，翦除奸佞。
桓魋气急败坏，命人砍伐大树，毁坏祭品，并且威胁要杀掉孔子。
弟子们见状都劝孔子快走，孔子无奈，说了句“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我的品德是上天所赋予的，桓魋能把我怎样呢？）”。
话虽如此，但命还是最重要的，在桓魋一伙的驱除下，孔子仓皇而逃，弟子四散，狼狈之极。
子贡不见了孔子，四处打探，路遇一樵夫，樵夫说：“听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倒想起来了，郑都东门似乎有一个人符合你们的描述，这个人如果单单看他的额头，还以为他是五帝之一的唐尧再生；即便是单单看他的脖子，也能从中感受到上古掌管刑法的理官皋陶的威严；再看他的肩膀，我差点以为他就是我们郑国有名的子产大夫呢。可是仔细一看，个子似乎有点矮，至少要比治理洪水的大禹矮上三寸。而且现在那个人没精打采的，非常狼狈，好像一条丧家犬！”
当子贡找到孔子时，就如樵夫所形容的一样。子贡将此话转达孔子，孔子非但不生气，反而在沉思良久后，感慨道：“世上之人，谁不是‘累累若丧家之犬’呢？”
继续前行，在即将到达陈国的时候又被强盗围困，幸得子贡找到楚人，楚国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
公元前492年，孔子师徒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陈国。
陈国地处中原偏隅，难得有博学之士来访，陈国国君陈湣（mǐn）公听说孔子来了，十分高兴，立即派人迎接。
正因陈国弱小，孔子想把陈国作为重致周礼、实现远大抱负的试点，但陈湣公把孔子只看做是一个博学的人，一个春秋时代的“度娘知道”，并不想让孔子用他的思想来治理国家，所以孔子在陈国也没能推行他的治国理念。
陈湣公其人又很平庸，治国不善，经常遭受吴楚等大国侵凌分割，就在孔子在陈国期间，吴国进攻陈国，夺去了陈国三个邑。
面对风雨飘摇的陈国、金戈铁马的场面、世风日下的社会，孔子的儒家学说无能为力，更不是久留之地，遂告别陈湣公，向蔡国进发。
在东去蔡国途中，孔子信心满满，认为背靠吴国这座大山的蔡国，应该是一个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完美国度，并且总结了这几年周游布道失败的教训，给自己立下信条：
“危邦不入，乱邦莫居。”
蔡昭侯听闻孔子到来，也很高兴，十分热情的接待了孔子一行。没过多久，蔡昭侯即将入吴，向吴王夫差汇报工作，顺便向其引荐孔子，但人算不如天算，蔡人担心蔡昭侯入吴又要提议迁都一事，于是派刺客刺杀了蔡昭侯，蔡国又陷入混乱。
孔子无奈，只得再次启程，但天下之大，何处又是安身立命之所呢？
在他的眼里，姬姓诸侯都是保存、继承礼乐制度最完整的国家，但这一路奔波，所见所闻皆是礼崩乐坏、诸侯纷争、人心不古，仁义道德荡然无存。
去楚国吧！
听说南蛮楚人崇尚礼乐之风，周礼传承较为完整，也曾是王子朝避命之处，但自命清高的孔子能够在天下人斥责中出仕南蛮子国吗？
左右为难的孔子只得一路西行，在负函（今河南信阳县境）暂住下来。
此时是公元前490年，孔子已经六十三岁了。
负函在楚国的势力控制之下，到了这里也就等于到了楚国。没过多久，暂住在此的孔子果然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叫做沈诸梁。
沈诸梁，字子高，柏举之战时英勇牺牲的左司马沈尹戌之子，因封地在叶邑（今河南叶县南旧城），称为叶公，也就是成语“叶公好龙”中的叶公。
历史上真实的叶公绝对是一个才德兼备、方正贤良的大夫，他在叶地治水开田、兴修水利、勤政爱民，颇具治绩，受到楚国朝野以及周边国家诸侯的敬重。
之所以有“叶公好龙”这个故事，是因为叶公在兴修水利工程时，竹简不适合画水利施工图，他只能将自家的墙壁作为图纸，画沟绘渠，整面墙上布满了水系图，又考虑到龙王是主管行云降雨的灵异神物，叶公便在每个出水口画上龙，并称之为“水龙头”，以求风调雨顺。
这些密密麻麻的水系图看起来就像一群张牙舞爪的长龙。
凡来到叶公家里的客人见到这些“群龙图”，便认为叶公喜欢龙，叶公也幽默答道：“我只是引龙出水而已。”然后指着一条条“长龙”道：“一龙需粮万斛，百姓不堪重负，所以需谨慎而行。真来了龙，谁不怕啊。”
本来是一句玩笑话的话，后人却以讹传讹（与孔子弟子也有关系），到了战国时代，韩国宰相申不害在《申子》一书中编造了一则“叶公好龙”的寓言，比喻自称爱好某种事物，实际上只不过是形式上、口头上喜欢罢了。这则寓言后来被汉代的刘向在《新序》书中引用，一时间广为流传。
清代王士祺曾为叶公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感慨道：“地下子高应一笑，世间谁解好真龙？”
孔子特意由蔡及楚，也与叶公政绩显赫有关，周游列国已近十年，拜访君臣七十余人，无一不是进佞退贤、骛高自大之徒，而叶公的作为，正符合心中仁德标准，他仿佛在叶公的身上看到了复兴周礼的基础和构架，感受到中原文化已深深植根于楚国，正逐渐形成楚国特有文化的趋势，孔子也希望借叶公这块跳板，来楚国碰碰运气。
叶公对孔子这位来自北方的名人也很仰慕，十分清楚明白孔子不愿前往叶地，便前往负函拜访孔子。因叶地纳入楚国版图不久，其又为楚国方城之外的军政重臣兼边防守将，叶公便与之交流治国方略。
孔子想了想，曰道：“政在来远附迩。”
意思是为政的道理在于招纳远方的贤能，使近处的人归服
叶公不解，继续询问，孔子又曰：“夫荆之地广而都狭，民有离志焉（民众还不是十分倾向于楚国），故曰在于附近而来远。”（《说苑》）
叶公见孔子语出惊人，很有感慨地说：“这就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啊，能达到这样的局面是很不容易的，但我会听从您的教诲，努力去做。”
孔子仿佛看到了希望。
在此期间，叶公不仅向孔子“问政”，而且还同他讨论了伦理道德的标准问题。
一次，叶公同孔子讨论：“在我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却站出来告发了父亲，您是如何看待这件事？”
孔子历来主张以孝为本，听了叶公所言子告父的事情，十分反感，便说：“在我家乡，正直的人却与他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也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这时两人的观点就相反了，叶公认为父亲偷羊，儿子作证，这是“直”；孔子却认为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直”本身就在其中了。
这本是后来的“法儒”之争，但当时学派划分还不是那么清晰的时候，却让叶公对孔子品行产生了怀疑，他找了一个机会，偷偷的向子路询问孔子的为人如何，子路不知从何说起，便没有回答。
孔子听说此事后，对子路道：“仲由，你为什么不说‘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等等。”
子路不语。自从孔子见过卫灵公夫人南子之后，子路便对孔子有了看法。
由于政见不同，叶公也没向楚昭王推荐孔子，孔子心知肚明，不久也带领弟子离开负函，准备去吴国碰碰运气。
一路上，为缓解尴尬，孔子的弟子也嘲笑叶公喜欢墙上画的龙（指思想），当真龙（指孔子）来的时候，叶公却吓得走了。
在去东吴途中，有一个狂放之人从孔子车旁走过，大声唱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己而己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意思就是劝解孔子别瞎折腾了，现在世道的德行都衰退了，你周游列国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做法是徒劳的，希望从现在起就不要再过问政治，和他一样归隐山林，享受山野之趣。
孔子听罢，忙问弟子是何人，弟子回“此乃楚狂接舆。”孔子急忙下车追上接舆，有礼貌地想与他谈谈，可是接舆无意攀扯，急匆匆地走开了。
与执政者的理念相左、弟子的不认可、遁世者的嘲讽，让孔子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十年来，他任凭环境多险恶，打击多大，他都信心百倍，毫不退缩，甚至还乐在其中，传道授业不息。
他曾经对弟子说道，“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他学六艺、知天命，进而形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人格，这是“知之”；他周游列国，以匡扶周礼为己任，这是“好之”；在求索过程中，虽处处碰壁也不气馁，这是“乐之”。
人有穷通，世有否泰，不论世人如何看待孔子行为，他都守道弥坚，追求越笃。尽管颠沛流离，而志不稍贬，学不暂停，坚持不懈地教学和布道，始终吸引着一大群弟子，随他南北东西，出生入死。
这种精神，曾引起遁世者的不解和讥笑，他在蔡国迷路，长沮、桀溺拒绝为他指路；荷蓧丈人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楚狂接舆在他后面狂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但他汲汲救世、百折不挠，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孔子不改初心，持之以恒地按照自己设定的方向不断地走下去，他相信，只有在坚持与努力之中，才会最终取得相应的收获，也才能取得至高无上的历史荣誉。
“天将以夫子为木择！”在即将经过蔡国的时候，孔子接到楚昭王的口谕，邀请他到楚国宣扬仁义礼乐，教化天下。
山谷雷鸣，音传千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草暖云昏万里春，宫花拂面送行人。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身。
——唐·李贺《出城寄权璩（qú）杨敬之》
周朝有一条规定，贵族诸侯的城墙不得超过十八尺（合今三米六至四米左右），其目的是为了限制各诸侯王的实力，防范他们日后造反难以攻打。
到了春秋后期也没人顶真，鲁国的三位国相“三桓”（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掌控国家大势，更是对这条规定置若罔闻。
时任鲁国执政大夫（大司寇兼摄相事）的孔子对这一幕看不过去了，为了加强君权，他便联手国君鲁定公开始了“毁三都”行动，也就是推掉“三桓”家里多出十八尺的部分。
刚开始行动很顺利，孔子派子路推掉其中两位国相的城墙，正准备推最后一位国相城墙的时候，鲁定公急忙喊停，因为齐国军队守在了鲁国境外不远处，如果推掉最后一位国相的城墙，齐国就会进攻鲁国。
原因很简单——鲁国在孔子的治理下迎来大治，“毁三都”看似削城墙守规矩，实则是削“三桓”强公室，借机对鲁国继续实行革新，实现“鲁一变，至于道”的政治抱负，重致周礼、复兴周公之业。
齐国不愿看到强大的鲁国，从而威胁到自身利益。
随后，齐国又送八十名美女给鲁定公和“三桓”，日后君臣迷恋歌舞，长期不理朝政，“毁三都”行动就此半途而废。
顺便说一下，这八十名美女没有孔子的份。估计很生气。
不仅孔子没有分到美女，在不久之后的鲁国郊祭上，身为二把手的孔子也没分到祭肉，这表明鲁定公和“三桓”不想再任用他了。
遭受排挤的孔子心灰意冷，不得不中断仕途和救国理想，离开生他养他的父母之邦，和弟子们一起疲马凋车，踏上了周游列国的道路，寻求新的施展抱负的机会。
行道迟迟，一步三回头，那一年（公元前497年，楚昭王十九年），孔子五十五岁。
鲁哀公曾经问孔子“当今之君，孰为最贤”时，孔子对曰：“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对卫灵公的评价非常之高，此时的卫国在卫灵公的治理下，政局稳定、民物殷阜，倒还有点太平景象，也具有“一变至道”的优点，于是，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一站便是卫国。
“鲁卫之政，兄弟也”，来到卫都，卫灵公给孔子很高的礼遇，让他享受上卿待遇，“奉粟六万”。
但是卫灵公并不是眼光长远之君，并没有给他任何官职，也不让他参与任何政事，他优待孔子不过出于“爱贤”美名，并不真是对孔子的学说感兴趣：
孔子重礼轻刑，他却问战阵之事；孔子轻视女人，他那妖冶淫荡的夫人南子却招见孔子；特别让孔子难受的是卫灵公与南子和太监坐首车，让孔子乘次车，招摇过市。
孔子对卫灵公非常失望，于是有“吾未见好德如好色”之叹，“谓卫灵公之无道”，于是又带着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
刚从卫国出来，经过匡地时，匡人曾受到鲁国阳虎的掠夺和残杀，孔子的相貌又与阳虎相像，匡人误以为孔子就是阳虎，将孔子师徒死死围困，性命不保。
面对危险，孔子相当自信，安慰弟子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周文王死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孔子在危急时刻，没有考虑个人安危，这是值得肯定的。在任何时候，一个人应当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自信，这种超越自身安危的使命感和立心天下、立命苍生的济世精神，成就了伟大的孔子。
但此时此刻，古代文化唯一的传播者、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继承者、被围困五日的孔子，也不能抵挡饥饿难耐的感觉，于是找个机会逃离匡地。跑到蒲地不久，却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
孔子不仅学问好，逃跑功夫也是一流的，不几日，孔子师徒又找了个机会逃离蒲地，觉得还是卫国最温暖的，便返回了卫国。
卫灵公不计前嫌，从心底里还是很敬佩孔子，“闻孔子来，喜，郊迎”。国君“郊迎”在春秋时代是一个很隆重的礼节，可惜的是，卫灵公此时已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再次回到鲁国。
公元前493年（楚昭王二十三年），孔子又由鲁国来到卫国，没过多久，卫灵公去世，孔子在卫国待不下去，又离开卫国西行曹国。
就这样，孔子最终也没能在卫国推行他的仁政。
此时的曹国国君曹伯阳正在做争霸中原的打算，是的，你没看错，小小的曹国很有雄心壮志，单方面撕毁与晋国签订的一切合同，打算同晋国争霸，并且计划也十分的周全，没时间理睬孔子，孔子觉得朝不保夕，迅速南下去宋。
孔子与宋景公同宗同族，宋景公也知道孔子是天下闻名的圣人，门下有数十名文武兼备的弟子，如果把他们师徒长久地留在宋国做事，便可使宋国不再受大国的欺凌。
就在宋景公准备迎接孔子的时候，大司马桓魋（tuí）怕孔子会取代他，便一板正经的对宋景公说：“孔丘在鲁，父母之邦，官为大司寇，兼摄相事，位极人臣，然而却要辞官出走，可见其野心非小。孔丘在卫五年，卫灵公敬而不用，可见卫君早有戒心。宋不及卫大，不若鲁强，如今孔丘师徒不速而自来，狼子野心，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宋景公被桓魋说得将信将疑，说道：“孔丘乃当今闻名于世之贤德圣人，未必能做出那犯上作乱之事，眼下宋国既小又弱，正需这一般文武干才，对外征战，对内安邦定国……”
桓魋在宋国擅权专政、不可一世，这时竟不待宋景公说完，拔剑在手：“只怕我桓魋容得了孔丘，这柄剑却容他不得！”说完，便带领手下去驱赶孔子。
孔子师徒一直未见宋景公派人前来召见，早已不抱希望，只是有个容身之所就很满足，每日带领弟子在宾馆大院的大树下演习社祭、郊祭、禘祭等祭礼，没想到祸从天降，招惹了桓魋。
桓魋见孔子一板一眼的演礼，奚落孔子道：“您在鲁国时，官居大司马兼摄相事，权位不可谓不高，何以不能鲁国臻于富强之境？这一点，您能及得上管仲和晏子吗？既然弃官而去，却不隐居山林，终日东奔西走，乞求别国的赏识和任用，这方面，您及得了伯夷、叔齐的清高吗？”
孔子一边收拾祭器，一边不慌不忙的答道：“丘出仕于鲁时，使君臣有位，长幼有序。乡党尊老敬幼，升降揖让，都中规中矩。人人知耻达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执法听讼，无私无纵，从此鲁国大治，邻邦仰慕而前来观摩，络绎于途，想必大司马必有所闻，我也不必多说。至于我弃官而去，乃因君、相溺于声色，屡谏不听，乃不得不出此下策，但心中仍希望在我去后，君、相能够醒悟，从此远色亲贤。我时时以国邦为念，未敢或忘。”
桓魋本想当众羞辱孔子，孔子却侃侃而谈，在场的人无不叹服，都竭诚希望孔子久留宋国，改革政事，翦除奸佞。
桓魋气急败坏，命人砍伐大树，毁坏祭品，并且威胁要杀掉孔子。
弟子们见状都劝孔子快走，孔子无奈，说了句“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我的品德是上天所赋予的，桓魋能把我怎样呢？）”。
话虽如此，但命还是最重要的，在桓魋一伙的驱除下，孔子仓皇而逃，弟子四散，狼狈之极。
子贡不见了孔子，四处打探，路遇一樵夫，樵夫说：“听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倒想起来了，郑都东门似乎有一个人符合你们的描述，这个人如果单单看他的额头，还以为他是五帝之一的唐尧再生；即便是单单看他的脖子，也能从中感受到上古掌管刑法的理官皋陶的威严；再看他的肩膀，我差点以为他就是我们郑国有名的子产大夫呢。可是仔细一看，个子似乎有点矮，至少要比治理洪水的大禹矮上三寸。而且现在那个人没精打采的，非常狼狈，好像一条丧家犬！”
当子贡找到孔子时，就如樵夫所形容的一样。子贡将此话转达孔子，孔子非但不生气，反而在沉思良久后，感慨道：“世上之人，谁不是‘累累若丧家之犬’呢？”
继续前行，在即将到达陈国的时候又被强盗围困，幸得子贡找到楚人，楚国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
公元前492年，孔子师徒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陈国。
陈国地处中原偏隅，难得有博学之士来访，陈国国君陈湣（mǐn）公听说孔子来了，十分高兴，立即派人迎接。
正因陈国弱小，孔子想把陈国作为重致周礼、实现远大抱负的试点，但陈湣公把孔子只看做是一个博学的人，一个春秋时代的“度娘知道”，并不想让孔子用他的思想来治理国家，所以孔子在陈国也没能推行他的治国理念。
陈湣公其人又很平庸，治国不善，经常遭受吴楚等大国侵凌分割，就在孔子在陈国期间，吴国进攻陈国，夺去了陈国三个邑。
面对风雨飘摇的陈国、金戈铁马的场面、世风日下的社会，孔子的儒家学说无能为力，更不是久留之地，遂告别陈湣公，向蔡国进发。
在东去蔡国途中，孔子信心满满，认为背靠吴国这座大山的蔡国，应该是一个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完美国度，并且总结了这几年周游布道失败的教训，给自己立下信条：
“危邦不入，乱邦莫居。”
蔡昭侯听闻孔子到来，也很高兴，十分热情的接待了孔子一行。没过多久，蔡昭侯即将入吴，向吴王夫差汇报工作，顺便向其引荐孔子，但人算不如天算，蔡人担心蔡昭侯入吴又要提议迁都一事，于是派刺客刺杀了蔡昭侯，蔡国又陷入混乱。
孔子无奈，只得再次启程，但天下之大，何处又是安身立命之所呢？
在他的眼里，姬姓诸侯都是保存、继承礼乐制度最完整的国家，但这一路奔波，所见所闻皆是礼崩乐坏、诸侯纷争、人心不古，仁义道德荡然无存。
去楚国吧！
听说南蛮楚人崇尚礼乐之风，周礼传承较为完整，也曾是王子朝避命之处，但自命清高的孔子能够在天下人斥责中出仕南蛮子国吗？
左右为难的孔子只得一路西行，在负函（今河南信阳县境）暂住下来。
此时是公元前490年，孔子已经六十三岁了。
负函在楚国的势力控制之下，到了这里也就等于到了楚国。没过多久，暂住在此的孔子果然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叫做沈诸梁。
沈诸梁，字子高，柏举之战时英勇牺牲的左司马沈尹戌之子，因封地在叶邑（今河南叶县南旧城），称为叶公，也就是成语“叶公好龙”中的叶公。
历史上真实的叶公绝对是一个才德兼备、方正贤良的大夫，他在叶地治水开田、兴修水利、勤政爱民，颇具治绩，受到楚国朝野以及周边国家诸侯的敬重。
之所以有“叶公好龙”这个故事，是因为叶公在兴修水利工程时，竹简不适合画水利施工图，他只能将自家的墙壁作为图纸，画沟绘渠，整面墙上布满了水系图，又考虑到龙王是主管行云降雨的灵异神物，叶公便在每个出水口画上龙，并称之为“水龙头”，以求风调雨顺。
这些密密麻麻的水系图看起来就像一群张牙舞爪的长龙。
凡来到叶公家里的客人见到这些“群龙图”，便认为叶公喜欢龙，叶公也幽默答道：“我只是引龙出水而已。”然后指着一条条“长龙”道：“一龙需粮万斛，百姓不堪重负，所以需谨慎而行。真来了龙，谁不怕啊。”
本来是一句玩笑话的话，后人却以讹传讹（与孔子弟子也有关系），到了战国时代，韩国宰相申不害在《申子》一书中编造了一则“叶公好龙”的寓言，比喻自称爱好某种事物，实际上只不过是形式上、口头上喜欢罢了。这则寓言后来被汉代的刘向在《新序》书中引用，一时间广为流传。
清代王士祺曾为叶公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感慨道：“地下子高应一笑，世间谁解好真龙？”
孔子特意由蔡及楚，也与叶公政绩显赫有关，周游列国已近十年，拜访君臣七十余人，无一不是进佞退贤、骛高自大之徒，而叶公的作为，正符合心中仁德标准，他仿佛在叶公的身上看到了复兴周礼的基础和构架，感受到中原文化已深深植根于楚国，正逐渐形成楚国特有文化的趋势，孔子也希望借叶公这块跳板，来楚国碰碰运气。
叶公对孔子这位来自北方的名人也很仰慕，十分清楚明白孔子不愿前往叶地，便前往负函拜访孔子。因叶地纳入楚国版图不久，其又为楚国方城之外的军政重臣兼边防守将，叶公便与之交流治国方略。
孔子想了想，曰道：“政在来远附迩。”
意思是为政的道理在于招纳远方的贤能，使近处的人归服
叶公不解，继续询问，孔子又曰：“夫荆之地广而都狭，民有离志焉（民众还不是十分倾向于楚国），故曰在于附近而来远。”（《说苑》）
叶公见孔子语出惊人，很有感慨地说：“这就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啊，能达到这样的局面是很不容易的，但我会听从您的教诲，努力去做。”
孔子仿佛看到了希望。
在此期间，叶公不仅向孔子“问政”，而且还同他讨论了伦理道德的标准问题。
一次，叶公同孔子讨论：“在我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却站出来告发了父亲，您是如何看待这件事？”
孔子历来主张以孝为本，听了叶公所言子告父的事情，十分反感，便说：“在我家乡，正直的人却与他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也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这时两人的观点就相反了，叶公认为父亲偷羊，儿子作证，这是“直”；孔子却认为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直”本身就在其中了。
这本是后来的“法儒”之争，但当时学派划分还不是那么清晰的时候，却让叶公对孔子品行产生了怀疑，他找了一个机会，偷偷的向子路询问孔子的为人如何，子路不知从何说起，便没有回答。
孔子听说此事后，对子路道：“仲由，你为什么不说‘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等等。”
子路不语。自从孔子见过卫灵公夫人南子之后，子路便对孔子有了看法。
由于政见不同，叶公也没向楚昭王推荐孔子，孔子心知肚明，不久也带领弟子离开负函，准备去吴国碰碰运气。
一路上，为缓解尴尬，孔子的弟子也嘲笑叶公喜欢墙上画的龙（指思想），当真龙（指孔子）来的时候，叶公却吓得走了。
在去东吴途中，有一个狂放之人从孔子车旁走过，大声唱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己而己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意思就是劝解孔子别瞎折腾了，现在世道的德行都衰退了，你周游列国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做法是徒劳的，希望从现在起就不要再过问政治，和他一样归隐山林，享受山野之趣。
孔子听罢，忙问弟子是何人，弟子回“此乃楚狂接舆。”孔子急忙下车追上接舆，有礼貌地想与他谈谈，可是接舆无意攀扯，急匆匆地走开了。
与执政者的理念相左、弟子的不认可、遁世者的嘲讽，让孔子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十年来，他任凭环境多险恶，打击多大，他都信心百倍，毫不退缩，甚至还乐在其中，传道授业不息。
他曾经对弟子说道，“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他学六艺、知天命，进而形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人格，这是“知之”；他周游列国，以匡扶周礼为己任，这是“好之”；在求索过程中，虽处处碰壁也不气馁，这是“乐之”。
人有穷通，世有否泰，不论世人如何看待孔子行为，他都守道弥坚，追求越笃。尽管颠沛流离，而志不稍贬，学不暂停，坚持不懈地教学和布道，始终吸引着一大群弟子，随他南北东西，出生入死。
这种精神，曾引起遁世者的不解和讥笑，他在蔡国迷路，长沮、桀溺拒绝为他指路；荷蓧丈人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楚狂接舆在他后面狂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但他汲汲救世、百折不挠，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孔子不改初心，持之以恒地按照自己设定的方向不断地走下去，他相信，只有在坚持与努力之中，才会最终取得相应的收获，也才能取得至高无上的历史荣誉。
“天将以夫子为木择！”在即将经过蔡国的时候，孔子接到楚昭王的口谕，邀请他到楚国宣扬仁义礼乐，教化天下。
山谷雷鸣，音传千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