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轴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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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氏是一个国家，分布在梁、霍（皆今河南临汝西）一带，在柏举之战期间也没少给楚国惹乱子，但蛮氏国君蛮子赤显然显得有恃无恐，对楚国不削一顾。
究其原因，还是蛮氏的地段好，地处成周洛邑附近，楚国若是兴兵讨伐，势必引起中原诸侯的强烈关注，认为此举有北上复霸、再次问鼎的可能，还可能威胁到周王室的安危。
但这一切都挡不住楚人复仇的决心。
公元前491年（楚昭王二十五年）夏，楚国在攻克夷虎后，以“吴将溯江入郢”为由“谋北方”，同时将军队驻扎在楚境以北的负函和缯关（今河南方城县北）。
为掩人耳目，不刻意制造国际争端，楚国没有动用正规军，而是命左司马皈（guī）、申公寿余、叶公诸梁征集上蔡（原蔡国）、方城之外的民兵，将这些民兵整编为志愿军形式出境作战，迅速向梁、霍（皆今河南临汝西）二地发起攻击。
另一方面，楚将单浮余则在志愿军的掩护下，帅领楚军精锐围攻蛮氏（其地在霍之西，今河南汝阳东南），蛮氏不敌，国君蛮子赤向西逃到晋国的阴地（今河南卢氏东北）避难。
蛮子赤以为跑到了晋国，楚国碍于两国弭兵之盟便会放过他，但他想错了，就算他渡过黄河到达晋国腹地，楚人也一样要报复。
楚司马子期又征集丰（今陕西山阳县）、析（今河南淅川、西峡、内乡一带）二地之人和狄戎之民为兵，逼近上雒（今陕西洛南县东南），随后兵分两路，一路进驻菟和（菟和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另一路进驻仓野（今陕西商县东），对阴地构成左右夹击之势。
阴地为晋东南之要地，此地如失守，晋都新绛门户洞开，晋国也亲命大夫守卫，以示重要，守卫此地的大夫叫做士蔑。
此时楚国的声势如日中天，面对晋国毫不妥协，司马子期派人威胁晋国阴地大夫士蔑：“晋楚有弭兵之盟，‘好恶同之’，希望晋国遵守盟约，交出蛮子赤，否则，我们将打通少习关（武关），西联秦军，东取阴地，北渡黄河，直逼晋都。”
语气之强硬，丝毫没有讨价还价余地。
士蔑惊恐万分，立即派人报告执政大臣赵鞅，此时晋国的内乱升级，齐国的陈乞、弦施、卫国的宁跪正带着大批援军救援范氏，并围攻五鹿，形势极为严峻，往日盛气凌人的赵鞅只得妥协道：“晋国未宁，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
士蔑也是一个实在人，生怕此事做不周全惹得楚国不高兴，又担心硬抓蛮子赤引起动乱，便哄骗蛮子赤，答应给他封邑并帮他们修城，而且还要大张旗鼓的占卜。
晋国一代霸主，说话向来诚信可靠，蛮子赤很高兴，不假思索的号召分散在各处的蛮人在三户（今河南省淅川县境内）聚集，打算集体观看占卜的盛况场面，结果很意外，被士蔑一网打尽，移交给司马子期。
司马子期又以同样的方法，诈称给蛮子赤“致邑立宗”，再次诱其分散四处的蛮人，将他们全部俘获后移迁南方。
至此，楚国的复仇行动圆满结束，在柏举之战中背叛楚国的属国全部亡国，抑或迁都。从古至今都可以看到，小国肆意侵犯和挑衅大国下场的不太好。
与此同时，晋国为进一步向楚表示友好，晋定公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楚国，楚国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见楚国的“改纪其政”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正向着复霸的顶峰大步前行。
但凡一个国家最辉煌、实力最雄厚的时期，也是统治阶级的欲望马力全开的阶段，一旦生产资料过剩，必然会催生战争的兴起，从而推动文明的进程——如果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与它的文明程度不相匹配，就有亡国的危险。
现阶段楚国的实力为诸郡首、政清人和，人心所向、上下团结，正是开动国家机器的大好时机，但大仇得报的楚昭王没有继续扩张版图，而是继续实行息兵养民、发展生产的策略，因为楚昭王认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一个庞大的帝国仅仅用战争来推动它的文明进程，就如脱了缰绳的野马加速衰亡——穷兵黩武往往就是亡国先兆。
要想国家机器稳妥而持续的运行，保持长久的活力和富强，必须以文明为依托，发展先进文明。
吴王夫差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尽管所向披靡百战百胜，但还是亡国了。
楚昭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如何发展？楚昭王没有答案，所以整天愁眉苦脸，相当郁闷。
郁闷了就想出门旅游。
一日，楚昭王欲往一个名胜之地荆台（今监利县西三十里土洲之南）游猎，文武大臣听闻都暗道不妙：莫非楚王要效仿昏君，贪图享乐了吗？
司马子期忠言直谏：“荆台风景秀丽，‘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猎山，下临方淮’，使人流连忘返，大王去了必会疏于朝政，无心治理，楚国危矣。”
楚昭王很生气，自己废寝忘食、日理万机，给自己放个假国家就危了？于是反应也很强烈，斥退了子期，传令备车出游。
此时，令尹子西驾着马车来到楚昭王面前，躬身施礼道：“荆台为游览名胜，当此仲春之际，花草争妍，鸟兽群集，正是大好的游猎时节，岂能错过？”
楚昭王听了大喜，拍着令尹子西的肩头说：“还是令尹体贴寡人，寡人与令尹同游共乐如何？”
令尹子西感恩不尽，乘车护驾出游。
大约行了十里路的光景，令尹子西忽令车驾暂行，向楚昭王奏道：“臣欲言有道，大王肯听否？”
楚昭王说：“令尹姑且奏来。”
令尹子西说：“‘臣闻之，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禄不足以赏也；为人臣而谀其君者，刑罚不足以诛也’。司马子期谏阻出游，实为忠臣；臣贺王出游，实为谀臣。愿王赏忠诛谀，整饬纪纲，使佞臣不敢再以游乐惑君。”
楚昭王一听就明白了，羞愧难当，但还是想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说道：“司马诚属忠臣，不过只能谏阻寡人，如果后代楚王游览荆台而没有人劝阻怎么办呢？”
令尹子西不依不饶，说：“这个好办，大王千秋万岁之后，遗命筑山陵于荆台之上，后世子孙必不敢游于父母陵墓之前，以取欢乐。”
于是，楚昭王接受了子西的谏阻，立即停止游猎荆台，驾车还宫。
这本是一件小事，但有一个人听闻此事，意识到这件事背后所体现的楚国政治气候，不禁感慨道：“‘至哉子西’，跟着昭王十里而劝谏他，给百世之后作了一个表率，消除了隐患啊。”
这句话不久也传到楚昭王耳中，楚昭王大喜：“我找到要找的人了。”
这个人叫做“孔丘”，著名的“孔子”。
在马克思去世的1883年，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诞生了。
他的名字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近乎陌生，但如果提到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命题，那一定会令人振聋发聩——“轴心时代”。
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在北纬30度上下的圈子里，有四个神奇的国度——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
虽然这四个国度的文明已进入铁器时代，农业、工业、商业自上古以来发展到了第一个高峰，但仍然处于战火弥漫、诸国纷争，靠武力说话的时代，面对这样一个朝夕不保的环境，统治者们便开始盘算一个问题：国家该如何治理，人民该如何统治。
毕竟没有一个统治者希望他的政策出现失误，导致他的国家面临灭亡的困境，他们需要治国理政的国策，需要统治阶级的统治宝典。而他们所面临的这一切困境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更深刻的精神危机。
在统治者经验不足、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冥想的情况下，便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来分担这个问题，他们将自己毕生的经历和智慧，总结出不同的思想原则，形成独特的普世价值和系统的治国理念，产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
于是，这些被千山万水阻隔的四个地区的思想家们，几乎在同一时间，仿佛相互约定好了一样，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提出了符合实际的思想原则，也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宗教）——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
并且，这些前卫、激进的思想家将他们治国理政的思想推荐给统治者，帮助其统治，实现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
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比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
这就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超越人类意识边界的、同时迸发的各种思想传统的神奇时代。这个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直到今天的我们，也从未超越轴心时代的洞见。
神奇的是，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以色列的犹太教的先知们，有古印度的释迦牟尼，有中国的孔子、老子……
那个时候百家争鸣，思想和文化争芳斗艳、激烈碰撞，在历史的星河中，如同璀璨的烟花一般，辉煌灿烂、群星闪烁，他们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不同的文化形态，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古希腊先哲逐渐重视理性思辨，探索客观事物的真理，触发了西方早期科学的诞生；古印度直接越过形而上的哲学思辨，跳跃到心的层面，探索人类的痛苦根源，实现解脱之道；而中国先哲们更多的是探索治国富民之道，当然其指导思想也是基于对宇宙万物规律的思考，在《道德经》中能发现老子对宇宙根源的思考，如世界万物，有生于无。
这些文化形态一直延续到今天。
尤其是儒学的孔孟之道，更是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治世格局，孔子——也成为如今中国人的精神图腾。
孔子，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zōu）邑（今山东曲阜）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其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
周初“三监之乱”后，周成王封商纣王之兄微子启于商丘建立宋国，奉殷商祀，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
微子启本为子姓，宋氏，待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时，因“五世亲尽，别为公族”，不能再延用先辈的氏了，只能另起新氏，于是孔父嘉这一房便直接用他的字作为新的氏，为孔氏。
孔子的父亲孔纥为避宋国战乱，逃到鲁国的陬邑（今山东曲阜）定居，其官职为陬邑大夫，还取了一个当地的贵族女子颜徵在为妻。
中国古代礼仪认为结婚生育的合适年龄，男性应该在16至64岁之间，女性应该在14岁至49岁之间，凡是在这个范围之外的都是不合礼仪的。
孔纥当时多少岁呢？六十六岁。
颜徵在当时多少岁呢？不到二十岁。
无论古今，夫妻年龄相差太大为婚于礼不合，不能明媒正娶，孔纥与颜徵在便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后诞下一子，因夫妻二人曾去尼丘山祈祷，故将此子起名为“丘”，字“仲尼”。
孔子何时出生也是一件比较有争议的事情，《公羊传》和《谷梁传》记载各异，至今尚无明确。
民国期间，是以民间接受程度较高的《谷梁传》所记载的孔子诞辰日期为标准，即鲁襄公二十二年乙酉月庚子日（公元前551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
将其推算为西历，但西方主要历法有两部，即“儒略历”和“格里历”，分别推算为“儒略历公元前551年10月4日”和“格里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最终，民国政府选择了主流的“格里历”，并将当时的“教师节”定为9月28日。
但《公羊传》和《谷梁传》有一点相同的是，它们都记载孔子出生之年有日食（“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便有学者根据《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和“儒略历”推算，孔子的生辰应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二十一日（庚子日），即公历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
推算比较复杂，涉及西历不同计法和天文学，在此就不介绍了。
不可否认的是，“野合”而生的孔子并不妨碍孔子之伟大。
孔子的治国思想就是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他继承中创新了西周以来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的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形成了以“礼乐”教化治国安邦的总体思路。
而这些思想，正是楚昭王梦寐以求的治国方略，便萌生聘请孔子到楚国讲学。孔子听到了也很高兴，从公元前497年开始周游列国匡扶周礼，期间历经艰难险阻，四处碰壁，已近十年却毫无进展，可他依然自信极坚，毫不动摇，碰上识货的楚昭王也是可遇而不可求。
但孔子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却让他遭受无妄之灾，一度性命堪忧，险些客死他乡。
蛮氏是一个国家，分布在梁、霍（皆今河南临汝西）一带，在柏举之战期间也没少给楚国惹乱子，但蛮氏国君蛮子赤显然显得有恃无恐，对楚国不削一顾。
究其原因，还是蛮氏的地段好，地处成周洛邑附近，楚国若是兴兵讨伐，势必引起中原诸侯的强烈关注，认为此举有北上复霸、再次问鼎的可能，还可能威胁到周王室的安危。
但这一切都挡不住楚人复仇的决心。
公元前491年（楚昭王二十五年）夏，楚国在攻克夷虎后，以“吴将溯江入郢”为由“谋北方”，同时将军队驻扎在楚境以北的负函和缯关（今河南方城县北）。
为掩人耳目，不刻意制造国际争端，楚国没有动用正规军，而是命左司马皈（guī）、申公寿余、叶公诸梁征集上蔡（原蔡国）、方城之外的民兵，将这些民兵整编为志愿军形式出境作战，迅速向梁、霍（皆今河南临汝西）二地发起攻击。
另一方面，楚将单浮余则在志愿军的掩护下，帅领楚军精锐围攻蛮氏（其地在霍之西，今河南汝阳东南），蛮氏不敌，国君蛮子赤向西逃到晋国的阴地（今河南卢氏东北）避难。
蛮子赤以为跑到了晋国，楚国碍于两国弭兵之盟便会放过他，但他想错了，就算他渡过黄河到达晋国腹地，楚人也一样要报复。
楚司马子期又征集丰（今陕西山阳县）、析（今河南淅川、西峡、内乡一带）二地之人和狄戎之民为兵，逼近上雒（今陕西洛南县东南），随后兵分两路，一路进驻菟和（菟和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另一路进驻仓野（今陕西商县东），对阴地构成左右夹击之势。
阴地为晋东南之要地，此地如失守，晋都新绛门户洞开，晋国也亲命大夫守卫，以示重要，守卫此地的大夫叫做士蔑。
此时楚国的声势如日中天，面对晋国毫不妥协，司马子期派人威胁晋国阴地大夫士蔑：“晋楚有弭兵之盟，‘好恶同之’，希望晋国遵守盟约，交出蛮子赤，否则，我们将打通少习关（武关），西联秦军，东取阴地，北渡黄河，直逼晋都。”
语气之强硬，丝毫没有讨价还价余地。
士蔑惊恐万分，立即派人报告执政大臣赵鞅，此时晋国的内乱升级，齐国的陈乞、弦施、卫国的宁跪正带着大批援军救援范氏，并围攻五鹿，形势极为严峻，往日盛气凌人的赵鞅只得妥协道：“晋国未宁，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
士蔑也是一个实在人，生怕此事做不周全惹得楚国不高兴，又担心硬抓蛮子赤引起动乱，便哄骗蛮子赤，答应给他封邑并帮他们修城，而且还要大张旗鼓的占卜。
晋国一代霸主，说话向来诚信可靠，蛮子赤很高兴，不假思索的号召分散在各处的蛮人在三户（今河南省淅川县境内）聚集，打算集体观看占卜的盛况场面，结果很意外，被士蔑一网打尽，移交给司马子期。
司马子期又以同样的方法，诈称给蛮子赤“致邑立宗”，再次诱其分散四处的蛮人，将他们全部俘获后移迁南方。
至此，楚国的复仇行动圆满结束，在柏举之战中背叛楚国的属国全部亡国，抑或迁都。从古至今都可以看到，小国肆意侵犯和挑衅大国下场的不太好。
与此同时，晋国为进一步向楚表示友好，晋定公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楚国，楚国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见楚国的“改纪其政”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正向着复霸的顶峰大步前行。
但凡一个国家最辉煌、实力最雄厚的时期，也是统治阶级的欲望马力全开的阶段，一旦生产资料过剩，必然会催生战争的兴起，从而推动文明的进程——如果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与它的文明程度不相匹配，就有亡国的危险。
现阶段楚国的实力为诸郡首、政清人和，人心所向、上下团结，正是开动国家机器的大好时机，但大仇得报的楚昭王没有继续扩张版图，而是继续实行息兵养民、发展生产的策略，因为楚昭王认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一个庞大的帝国仅仅用战争来推动它的文明进程，就如脱了缰绳的野马加速衰亡——穷兵黩武往往就是亡国先兆。
要想国家机器稳妥而持续的运行，保持长久的活力和富强，必须以文明为依托，发展先进文明。
吴王夫差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尽管所向披靡百战百胜，但还是亡国了。
楚昭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如何发展？楚昭王没有答案，所以整天愁眉苦脸，相当郁闷。
郁闷了就想出门旅游。
一日，楚昭王欲往一个名胜之地荆台（今监利县西三十里土洲之南）游猎，文武大臣听闻都暗道不妙：莫非楚王要效仿昏君，贪图享乐了吗？
司马子期忠言直谏：“荆台风景秀丽，‘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猎山，下临方淮’，使人流连忘返，大王去了必会疏于朝政，无心治理，楚国危矣。”
楚昭王很生气，自己废寝忘食、日理万机，给自己放个假国家就危了？于是反应也很强烈，斥退了子期，传令备车出游。
此时，令尹子西驾着马车来到楚昭王面前，躬身施礼道：“荆台为游览名胜，当此仲春之际，花草争妍，鸟兽群集，正是大好的游猎时节，岂能错过？”
楚昭王听了大喜，拍着令尹子西的肩头说：“还是令尹体贴寡人，寡人与令尹同游共乐如何？”
令尹子西感恩不尽，乘车护驾出游。
大约行了十里路的光景，令尹子西忽令车驾暂行，向楚昭王奏道：“臣欲言有道，大王肯听否？”
楚昭王说：“令尹姑且奏来。”
令尹子西说：“‘臣闻之，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禄不足以赏也；为人臣而谀其君者，刑罚不足以诛也’。司马子期谏阻出游，实为忠臣；臣贺王出游，实为谀臣。愿王赏忠诛谀，整饬纪纲，使佞臣不敢再以游乐惑君。”
楚昭王一听就明白了，羞愧难当，但还是想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说道：“司马诚属忠臣，不过只能谏阻寡人，如果后代楚王游览荆台而没有人劝阻怎么办呢？”
令尹子西不依不饶，说：“这个好办，大王千秋万岁之后，遗命筑山陵于荆台之上，后世子孙必不敢游于父母陵墓之前，以取欢乐。”
于是，楚昭王接受了子西的谏阻，立即停止游猎荆台，驾车还宫。
这本是一件小事，但有一个人听闻此事，意识到这件事背后所体现的楚国政治气候，不禁感慨道：“‘至哉子西’，跟着昭王十里而劝谏他，给百世之后作了一个表率，消除了隐患啊。”
这句话不久也传到楚昭王耳中，楚昭王大喜：“我找到要找的人了。”
这个人叫做“孔丘”，著名的“孔子”。
在马克思去世的1883年，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诞生了。
他的名字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近乎陌生，但如果提到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命题，那一定会令人振聋发聩——“轴心时代”。
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在北纬30度上下的圈子里，有四个神奇的国度——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
虽然这四个国度的文明已进入铁器时代，农业、工业、商业自上古以来发展到了第一个高峰，但仍然处于战火弥漫、诸国纷争，靠武力说话的时代，面对这样一个朝夕不保的环境，统治者们便开始盘算一个问题：国家该如何治理，人民该如何统治。
毕竟没有一个统治者希望他的政策出现失误，导致他的国家面临灭亡的困境，他们需要治国理政的国策，需要统治阶级的统治宝典。而他们所面临的这一切困境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更深刻的精神危机。
在统治者经验不足、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冥想的情况下，便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来分担这个问题，他们将自己毕生的经历和智慧，总结出不同的思想原则，形成独特的普世价值和系统的治国理念，产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
于是，这些被千山万水阻隔的四个地区的思想家们，几乎在同一时间，仿佛相互约定好了一样，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提出了符合实际的思想原则，也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宗教）——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
并且，这些前卫、激进的思想家将他们治国理政的思想推荐给统治者，帮助其统治，实现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
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比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
这就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超越人类意识边界的、同时迸发的各种思想传统的神奇时代。这个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直到今天的我们，也从未超越轴心时代的洞见。
神奇的是，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以色列的犹太教的先知们，有古印度的释迦牟尼，有中国的孔子、老子……
那个时候百家争鸣，思想和文化争芳斗艳、激烈碰撞，在历史的星河中，如同璀璨的烟花一般，辉煌灿烂、群星闪烁，他们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不同的文化形态，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古希腊先哲逐渐重视理性思辨，探索客观事物的真理，触发了西方早期科学的诞生；古印度直接越过形而上的哲学思辨，跳跃到心的层面，探索人类的痛苦根源，实现解脱之道；而中国先哲们更多的是探索治国富民之道，当然其指导思想也是基于对宇宙万物规律的思考，在《道德经》中能发现老子对宇宙根源的思考，如世界万物，有生于无。
这些文化形态一直延续到今天。
尤其是儒学的孔孟之道，更是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治世格局，孔子——也成为如今中国人的精神图腾。
孔子，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zōu）邑（今山东曲阜）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其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
周初“三监之乱”后，周成王封商纣王之兄微子启于商丘建立宋国，奉殷商祀，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
微子启本为子姓，宋氏，待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时，因“五世亲尽，别为公族”，不能再延用先辈的氏了，只能另起新氏，于是孔父嘉这一房便直接用他的字作为新的氏，为孔氏。
孔子的父亲孔纥为避宋国战乱，逃到鲁国的陬邑（今山东曲阜）定居，其官职为陬邑大夫，还取了一个当地的贵族女子颜徵在为妻。
中国古代礼仪认为结婚生育的合适年龄，男性应该在16至64岁之间，女性应该在14岁至49岁之间，凡是在这个范围之外的都是不合礼仪的。
孔纥当时多少岁呢？六十六岁。
颜徵在当时多少岁呢？不到二十岁。
无论古今，夫妻年龄相差太大为婚于礼不合，不能明媒正娶，孔纥与颜徵在便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后诞下一子，因夫妻二人曾去尼丘山祈祷，故将此子起名为“丘”，字“仲尼”。
孔子何时出生也是一件比较有争议的事情，《公羊传》和《谷梁传》记载各异，至今尚无明确。
民国期间，是以民间接受程度较高的《谷梁传》所记载的孔子诞辰日期为标准，即鲁襄公二十二年乙酉月庚子日（公元前551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
将其推算为西历，但西方主要历法有两部，即“儒略历”和“格里历”，分别推算为“儒略历公元前551年10月4日”和“格里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最终，民国政府选择了主流的“格里历”，并将当时的“教师节”定为9月28日。
但《公羊传》和《谷梁传》有一点相同的是，它们都记载孔子出生之年有日食（“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便有学者根据《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和“儒略历”推算，孔子的生辰应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二十一日（庚子日），即公历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
推算比较复杂，涉及西历不同计法和天文学，在此就不介绍了。
不可否认的是，“野合”而生的孔子并不妨碍孔子之伟大。
孔子的治国思想就是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他继承中创新了西周以来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的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形成了以“礼乐”教化治国安邦的总体思路。
而这些思想，正是楚昭王梦寐以求的治国方略，便萌生聘请孔子到楚国讲学。孔子听到了也很高兴，从公元前497年开始周游列国匡扶周礼，期间历经艰难险阻，四处碰壁，已近十年却毫无进展，可他依然自信极坚，毫不动摇，碰上识货的楚昭王也是可遇而不可求。
但孔子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却让他遭受无妄之灾，一度性命堪忧，险些客死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