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入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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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骚客倦游吴，吊古心怀此暂舒。鬼籙久应除佞嚭，民思今果庙神胥。
虽然邪正皆归死，奈有忠谗各异书。回首旧江江水在，怒涛犹是不平初。
——北宋·王令《过伍子胥庙》
对于郢都的楚人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最难熬的严冬。
因为它伴随着死神的脚步。
起初，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场灭国战争，从一座座边邑的灭亡、二十万大军的大规模溃败、楚昭王的出逃、子西的勤王，直到吴国的兵锋已经如寒霜一般直抵郢都城下。
人心惶惶，毫无斗志。
既然吴军还没破城，那么就涉及到一个军事问题：先秦时期多长时间才能把一座城邑攻下来？
如无内奸或者其他神力加持的话，答案是：时间很长。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攻城需要建造望楼车，准备各种攻城器械，大概三个月才能完成；堆积攻城的土丘，又需三个月才能完成。”
所以，孙武建议：“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对于士兵来说，最不想打的仗就是攻城战，原因很简单——风险相当大。
但话又说回来，抢着攻城的士兵也不再少数，因为这种风险带来的收益也相当丰厚，先登上去是头功，功劳甚至超过斩将夺旗。
军队对这种“先登”历来都毫不吝啬，原因也很简单，第一个上城的人，敌我双方都能看见，对己方士气和信心的激励、对敌人心理防线的摧残都是决定性的。
韩非子在《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中，谈到一起吴起用兵的典型攻城战例：“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宅。”于是“人争趋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如果你能够在一场攻城战中“先登”，除了荣华富贵、会所嫩模，还足够你吹嘘一辈子，死后也吹。
大唐故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虢国公张士贵，在墓志铭中还有一段记录自己“先登”的光荣事迹：“公先登之勋，有超恒准，赐奴婢八十口、绢彩千余段、金一百卅挺。”
至于风险，打仗本来就充满风险，还不如一搏，靠清汤寡水的军饷，是不能走上人生巅峰的。
作为士兵，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幅场景：
攻城前，将军捏着十根手指头，心里简单盘算了下还余多少军饷，然后振臂一挥：“先登城者，赏银五千两！”
你的同伴一声欢呼，都冲了上去，后面的人也推着你冲，你脑子一片混沌，也就随大流冲上去了，顺着心仪的云梯往上爬。
旁边云梯上也有人在爬。
这个时候，城头开始丢石头、放弓箭，你在云梯上没办法腾挪，后面的人还斗志昂扬往前冲，催促你不要停顿，于是你只能硬扛，放弓箭你只能硬接，吐口水你只能……
还好，你不是最前面的一个。
你的余光总瞟到旁边云梯上的人从云梯上掉下去，他们被砸死、射死、摔死、被友军支援的弓箭乌龙死、各种死。
与此同时，在你前面的人都呼啸着掉下去了，过不多久，你是第一个了，不出意外也会摔下去。
恭喜你，守军没弹药了。
你来不及想，奋起鱼跃，第一个爬到城楼了，守军举刀砍过来，你本能地举刀砍回去。
后面欢呼一片——你“先登”了，美好的前程向你招手。
你的战友们信心大增，顺着你的背后也爬了上来，和守军厮杀，不出意外，城破。
刚才，天好蓝。
对于将领来说，他比你们更加焦急，因为在攻城期间，他除了给你们这些“蚁附”在城墙上的勇士们加油、射杀逃跑回来的懦夫外，还要防止支援的敌军趁机来袭，因为久攻不下必会兵锋折损、锐气被挫。
兵力耗尽、敌兵驰援之日，就是兵败之时。
对于元帅来说，攻城除了浪费时间、损兵折将外，最重要的是费钱。
《孙子兵法》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凡兴兵十万，征战千里，需出动战车千乘，运输车千辆，加上沿途千里转运粮草运费、日常往来开支、军饷、修缮武器用的胶漆、战车所需的膏油、修甲所需的金革等等，每天要花费千金。
这是财力和物力，属于直接费用。
还有人力——“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这属于间接费用。
也就是说，三万吴军多耽误一天，每天就要花费三百金，国内大约十万户不能从事耕作。
所以，打仗就要兵贵神速——“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
所以，攻城是硬体力和硬技术活，孙武是非常反对的——“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要千方百计的将敌人引诱出来野战。
面对坚壁清野的楚国，如果郢都据城而守，坚持三个月时间，吴军不被饿死也会被拖垮，然后彼竭我盈，可以大克之。
但为什么楚昭王弃城而逃？
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说来大家都不信——郢都没有城墙。
准确的说，是最矮处只有大约比篮筐高一点、采用“两版垣法”夯制的土墙，这种高度的城墙对一般的兵油子可以起到行动障碍，但对训练有素的吴军精锐来说，稍微采取点措施就能轻松越过，这也是楚昭王出逃的原因之一。
这种采用“两版垣法”城墙的做法，直到一百二十年后，吴起实施变法的时候才有所改观，将高度增加了一倍（“四版筑城法”），达到七米左右。
我们在电视剧中看见的那种高大的砖制城墙，既所谓的青砖城墙，直到300年后的西汉才出现，东汉才开始大规模使用。
所以，这种低矮的夯土城墙对吴军构不成任何威胁。
柏举之战十一天后，吴军轻松破城入郢。
如果你是一名将领，攻入都城会做些什么？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
如果是内战，安抚百姓、获取民心，从而争取人民的支持，这是一个好的选择，但你现在的身份是一个不被认可的侵略者，如果你想保存好自己，便要默背《孙子兵法·九变篇》中说的话：
“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将者有五种致命的弱点：死拼硬打，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贪生怕死，则可能兵败被俘；暴躁易怒，可能受敌轻侮而失去理智；洁身自好，可能会被羞辱引发冲动；爱护民众，可能受到敌方的侵扰，而不能采取相应的对敌行动。
此时此刻，你一定要牢记自己是一个侵略者，你要千方百计的摧毁敌人的钢铁意志，瓦解他们强大的心理防线，保护自己亲爱的士兵，所以，你必须放纵士兵们去抢光他们的财物、烧光他们的居所、杀光对你们有威胁的人、霸占他们的妻女……
千里奔袭、九死一生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给村头张大妈挑水，给鳏寡的张大爷介绍对象，不是精准扶贫、救死扶伤，而是彻底毁灭，毁灭的越厉害，越会受到祖国人民的爱戴。
不管以前的你是多么光辉形象，在这里，你要变成野兽，鱼肉眼前的一切。
这便是战争。
阳光越大，树叶的阴影越黑，对敌人有多残酷，便是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有多热爱，你每一个烧杀抢掠的手下，都是被鲜花和掌声所敬佩的英雄。
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吴军“屠郢都”。
在“屠郢都”的同时，吴军还干了一件古史上非常罕见、令人羞愤的一件事——以尊卑等级，淫乱楚国宫室。
《左传》说的很含蓄，生怕历史会重演这场噩梦：“以班处宫”。
《公羊传》也表达的很委婉：“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
《谷梁传》丝毫不加掩饰，直接道出：“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
除此之外，西汉扬雄的《法言·重黎》和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秦族》也都记载过这件事。
包括楚昭王、令尹囊瓦、左司马沈尹戌等楚国贵族妻妾，无一幸免，而“妻”他们的这些人，便也少不了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孙武这些人，甚至吴王阖闾的儿子子山和公子夫概为争夺“妻”令尹府资格而大打出手。
对于这种唯务诈力、不行礼义之道的行为，《公羊传》和《谷梁传》直接骂道：“反其狄道。”
上行下效，君王和大夫都这样做了，手下的兵可想而知，郢都的平民可想而知，没有缘由，一切的结果，都令人发指。
战争来临，没有一个人是幸运的。
唯一逃脱魔掌的，便是楚平王的妻子、楚昭王的母后——伯赢。
《公羊传》曰：“盖妻楚王母。”加上“盖”字，则表示疑惑的心态。
《谷梁传》曰：“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盖”后所增“欲”字，则表示其行为没有成功。
刘向的《列女传·贞顺传》虽有演绎的成分，但将伯赢纳入其中，讲述了她持刀守节之事，也从旁证实了这一点：
“昭王亡，吴王阖闾尽妻其后宫。次至伯赢，伯赢持刀日:‘妾闻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国之仪也。……使君王弃其仪表，则无以临国；妾有淫端，则无以生世。壹举而两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为乐也，近妾而死，何乐之有？如先杀妾，又何益于君王？’于是吴王惭，遂退。”
按照我的理解，吴王阖闾也是没有“妻”伯赢的，因为伯赢还有一重身份——秦哀公的长妹，不想四面树敌的吴王阖闾没有侮辱这位秦国长公主，说得通。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个感兴趣的话题了——胸中积恨的伍子胥到底有没有掘墓鞭尸？
最早的“鞭尸”起源于《谷梁传》：“吴入楚，子胥挞平王之墓”。
注意这里是“鞭墓”，而不是“鞭尸”，持相同说法的还有《新书·重黎》、《淮南子·泰族》、《史记》的《季布传》、《十二诸侯列表》、《楚世家》和《汉书·志·五行志下之下》。
在鞭的数量上，《吕氏春秋·首时》给出了“鞭荆平之坟三百”的说法。
“鞭尸”一说又从何而来？
接下来，司马迁又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因为最早出现“鞭尸”一说的，也是出于他老先生的《史记》——
《史记·吴世家》曰：“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
《史记·伍子胥列传》曰：“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很显然，“鞭尸”一说更能表达大快人心的快意恩仇之感，为伍子胥加上几分侠义的武侠精神，干脆利落之余，也为枯燥无味的史书平添一种有血有肉的、悲情英雄的江湖形象。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则借题发挥、大书特书：
“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诮（qiào，责备、讽刺）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
越是往后，夸张、渲染的成份就越大，《公羊传》更是发挥极大地想象力：“鞭平王之尸，血流至踝。”
请相信科学，这一切都不可能。
按照当时的入殓水平，十年尸首就已经成了一具黑黑脆脆的骨架，何况楚平王死了十一年之久，面对一具不成型的骨架，伍子胥“鞭之三百，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还“血流至踝”。
我只能说，比科幻还科幻，剧本都不敢这么写。
所以，我认为伍子胥没有“鞭尸”。
不仅没有“鞭尸”，也没有掘墓，因为他不敢。
从楚庄王开始，伍参、伍举、伍奢三代一门忠烈、世代忠良，在楚国也是豪门大族，伍子胥祖上忠骨都埋葬在楚国的伍氏祠堂，如果伍子胥掘了楚平王的坟、鞭了他的尸，等楚昭王回来，估计也要将伍子胥的祖坟刨平，伍子胥百年之后如何面对祖先？
伍子胥想要掘墓鞭尸，首先就要迁坟，将近一个世纪伍氏家族所有的坟一个不落全部迁到吴国，这是一个大工程。
同时也存在大问题，比如曾祖父伍参的坟，快一百年了，棺材板子都融了，如何迁？迁一坨黑泥回吴国当祖宗？
就算棺椁完好，随随便便的将他老人家迁到吴国，还要打扰他老人家休息，就不怕他老人家半夜托梦责备？
掘人祖坟、毁人祠堂，就等于让这些长眠于地下的孤魂，变成无处可去的野鬼，这些游荡在世间的野鬼是要来报复的，让你一世不得安宁。
伍子胥不敢做，也不敢想，并且他也很明白，凭吴国这点体量想要鲸吞楚国，很难。
如果伍子胥真的掘了楚平王的坟，那么最忠于楚国的圣贤屈原，也不会将伍子胥比为比干：“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zūhǎi，把人剁成肉酱）”。
“鞭尸”之事不可能有，“鞭墓”之事可以有——既然来了，一口恶气还是要出的。
但至少有一件事是伍子胥做过了——“坏宗庙”。
《谷梁传》曰：“（吴入郢）坏宗庙，徒陈器（乐器）”。
《新书》曰：“（吴入郢）伤五藏之实，毁十龙之钟”。
《淮南子·泰族》曰：“（阖闾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
《博物志》曰：“子胥伐楚，燔其府库，破其九龙之钟。”
宗庙之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楚国业已灭亡。
大仇得报，跪在父兄墓前，伍子胥潸然泪下。
想当初，伍子胥全家被灭，流浪于江淮之地的时候，谁能想到日后他竟能以一己之力，帮助小小的吴国灭掉泱泱大楚。
但引狼入室，杀死了多少无辜的楚人，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庄子却说：“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
孰奸孰忠？
谁说了算？
儒家。
《公羊传》评价伍子胥的时候就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
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把“家”看的比“国”重，把“孝”看的比“忠”重。
在先秦的礼制里，儒家的哲学思想便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只有家得到保存，才会去顾到国；尽到孝道了，才能谈忠国。
所以，宋朝的大儒苏轼在评价伍子胥复仇一事时，表示的是理解与支持：“父不受诛，子复仇，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
就连苏轼的死对头王安石，也在这方面表现了难得的共识：“予观子胥出死亡逋窜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说吴，折不测之楚，仇执耻雪，名震天下，岂不壮哉！”
所以伍子胥的所作所为，基本还算符合儒家的道德观念，直至今日，苏州一带都将伍子胥视为圣人，端午节也不拜屈原，而是伍子胥。
总之，吴人入郢后，烧杀淫掠，不仅“以班处宫”，而且还“烧高府之粟”、“坏宗庙”、“毁九龙之钟”、（可能）鞭笞王墓。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对于楚平王来说，还不完的，子孙接着还，国家帮着还。
如果不是一个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楚国也许真的亡国，溃散的楚人将盘踞在南阳盆地一带，成为史书中的“北楚”。
这个力挽狂澜的人叫做申包胥。
西风骚客倦游吴，吊古心怀此暂舒。鬼籙久应除佞嚭，民思今果庙神胥。
虽然邪正皆归死，奈有忠谗各异书。回首旧江江水在，怒涛犹是不平初。
——北宋·王令《过伍子胥庙》
对于郢都的楚人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最难熬的严冬。
因为它伴随着死神的脚步。
起初，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场灭国战争，从一座座边邑的灭亡、二十万大军的大规模溃败、楚昭王的出逃、子西的勤王，直到吴国的兵锋已经如寒霜一般直抵郢都城下。
人心惶惶，毫无斗志。
既然吴军还没破城，那么就涉及到一个军事问题：先秦时期多长时间才能把一座城邑攻下来？
如无内奸或者其他神力加持的话，答案是：时间很长。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攻城需要建造望楼车，准备各种攻城器械，大概三个月才能完成；堆积攻城的土丘，又需三个月才能完成。”
所以，孙武建议：“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对于士兵来说，最不想打的仗就是攻城战，原因很简单——风险相当大。
但话又说回来，抢着攻城的士兵也不再少数，因为这种风险带来的收益也相当丰厚，先登上去是头功，功劳甚至超过斩将夺旗。
军队对这种“先登”历来都毫不吝啬，原因也很简单，第一个上城的人，敌我双方都能看见，对己方士气和信心的激励、对敌人心理防线的摧残都是决定性的。
韩非子在《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中，谈到一起吴起用兵的典型攻城战例：“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宅。”于是“人争趋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如果你能够在一场攻城战中“先登”，除了荣华富贵、会所嫩模，还足够你吹嘘一辈子，死后也吹。
大唐故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虢国公张士贵，在墓志铭中还有一段记录自己“先登”的光荣事迹：“公先登之勋，有超恒准，赐奴婢八十口、绢彩千余段、金一百卅挺。”
至于风险，打仗本来就充满风险，还不如一搏，靠清汤寡水的军饷，是不能走上人生巅峰的。
作为士兵，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幅场景：
攻城前，将军捏着十根手指头，心里简单盘算了下还余多少军饷，然后振臂一挥：“先登城者，赏银五千两！”
你的同伴一声欢呼，都冲了上去，后面的人也推着你冲，你脑子一片混沌，也就随大流冲上去了，顺着心仪的云梯往上爬。
旁边云梯上也有人在爬。
这个时候，城头开始丢石头、放弓箭，你在云梯上没办法腾挪，后面的人还斗志昂扬往前冲，催促你不要停顿，于是你只能硬扛，放弓箭你只能硬接，吐口水你只能……
还好，你不是最前面的一个。
你的余光总瞟到旁边云梯上的人从云梯上掉下去，他们被砸死、射死、摔死、被友军支援的弓箭乌龙死、各种死。
与此同时，在你前面的人都呼啸着掉下去了，过不多久，你是第一个了，不出意外也会摔下去。
恭喜你，守军没弹药了。
你来不及想，奋起鱼跃，第一个爬到城楼了，守军举刀砍过来，你本能地举刀砍回去。
后面欢呼一片——你“先登”了，美好的前程向你招手。
你的战友们信心大增，顺着你的背后也爬了上来，和守军厮杀，不出意外，城破。
刚才，天好蓝。
对于将领来说，他比你们更加焦急，因为在攻城期间，他除了给你们这些“蚁附”在城墙上的勇士们加油、射杀逃跑回来的懦夫外，还要防止支援的敌军趁机来袭，因为久攻不下必会兵锋折损、锐气被挫。
兵力耗尽、敌兵驰援之日，就是兵败之时。
对于元帅来说，攻城除了浪费时间、损兵折将外，最重要的是费钱。
《孙子兵法》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凡兴兵十万，征战千里，需出动战车千乘，运输车千辆，加上沿途千里转运粮草运费、日常往来开支、军饷、修缮武器用的胶漆、战车所需的膏油、修甲所需的金革等等，每天要花费千金。
这是财力和物力，属于直接费用。
还有人力——“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这属于间接费用。
也就是说，三万吴军多耽误一天，每天就要花费三百金，国内大约十万户不能从事耕作。
所以，打仗就要兵贵神速——“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
所以，攻城是硬体力和硬技术活，孙武是非常反对的——“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要千方百计的将敌人引诱出来野战。
面对坚壁清野的楚国，如果郢都据城而守，坚持三个月时间，吴军不被饿死也会被拖垮，然后彼竭我盈，可以大克之。
但为什么楚昭王弃城而逃？
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说来大家都不信——郢都没有城墙。
准确的说，是最矮处只有大约比篮筐高一点、采用“两版垣法”夯制的土墙，这种高度的城墙对一般的兵油子可以起到行动障碍，但对训练有素的吴军精锐来说，稍微采取点措施就能轻松越过，这也是楚昭王出逃的原因之一。
这种采用“两版垣法”城墙的做法，直到一百二十年后，吴起实施变法的时候才有所改观，将高度增加了一倍（“四版筑城法”），达到七米左右。
我们在电视剧中看见的那种高大的砖制城墙，既所谓的青砖城墙，直到300年后的西汉才出现，东汉才开始大规模使用。
所以，这种低矮的夯土城墙对吴军构不成任何威胁。
柏举之战十一天后，吴军轻松破城入郢。
如果你是一名将领，攻入都城会做些什么？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
如果是内战，安抚百姓、获取民心，从而争取人民的支持，这是一个好的选择，但你现在的身份是一个不被认可的侵略者，如果你想保存好自己，便要默背《孙子兵法·九变篇》中说的话：
“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将者有五种致命的弱点：死拼硬打，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贪生怕死，则可能兵败被俘；暴躁易怒，可能受敌轻侮而失去理智；洁身自好，可能会被羞辱引发冲动；爱护民众，可能受到敌方的侵扰，而不能采取相应的对敌行动。
此时此刻，你一定要牢记自己是一个侵略者，你要千方百计的摧毁敌人的钢铁意志，瓦解他们强大的心理防线，保护自己亲爱的士兵，所以，你必须放纵士兵们去抢光他们的财物、烧光他们的居所、杀光对你们有威胁的人、霸占他们的妻女……
千里奔袭、九死一生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给村头张大妈挑水，给鳏寡的张大爷介绍对象，不是精准扶贫、救死扶伤，而是彻底毁灭，毁灭的越厉害，越会受到祖国人民的爱戴。
不管以前的你是多么光辉形象，在这里，你要变成野兽，鱼肉眼前的一切。
这便是战争。
阳光越大，树叶的阴影越黑，对敌人有多残酷，便是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有多热爱，你每一个烧杀抢掠的手下，都是被鲜花和掌声所敬佩的英雄。
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吴军“屠郢都”。
在“屠郢都”的同时，吴军还干了一件古史上非常罕见、令人羞愤的一件事——以尊卑等级，淫乱楚国宫室。
《左传》说的很含蓄，生怕历史会重演这场噩梦：“以班处宫”。
《公羊传》也表达的很委婉：“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
《谷梁传》丝毫不加掩饰，直接道出：“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
除此之外，西汉扬雄的《法言·重黎》和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秦族》也都记载过这件事。
包括楚昭王、令尹囊瓦、左司马沈尹戌等楚国贵族妻妾，无一幸免，而“妻”他们的这些人，便也少不了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孙武这些人，甚至吴王阖闾的儿子子山和公子夫概为争夺“妻”令尹府资格而大打出手。
对于这种唯务诈力、不行礼义之道的行为，《公羊传》和《谷梁传》直接骂道：“反其狄道。”
上行下效，君王和大夫都这样做了，手下的兵可想而知，郢都的平民可想而知，没有缘由，一切的结果，都令人发指。
战争来临，没有一个人是幸运的。
唯一逃脱魔掌的，便是楚平王的妻子、楚昭王的母后——伯赢。
《公羊传》曰：“盖妻楚王母。”加上“盖”字，则表示疑惑的心态。
《谷梁传》曰：“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盖”后所增“欲”字，则表示其行为没有成功。
刘向的《列女传·贞顺传》虽有演绎的成分，但将伯赢纳入其中，讲述了她持刀守节之事，也从旁证实了这一点：
“昭王亡，吴王阖闾尽妻其后宫。次至伯赢，伯赢持刀日:‘妾闻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国之仪也。……使君王弃其仪表，则无以临国；妾有淫端，则无以生世。壹举而两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为乐也，近妾而死，何乐之有？如先杀妾，又何益于君王？’于是吴王惭，遂退。”
按照我的理解，吴王阖闾也是没有“妻”伯赢的，因为伯赢还有一重身份——秦哀公的长妹，不想四面树敌的吴王阖闾没有侮辱这位秦国长公主，说得通。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个感兴趣的话题了——胸中积恨的伍子胥到底有没有掘墓鞭尸？
最早的“鞭尸”起源于《谷梁传》：“吴入楚，子胥挞平王之墓”。
注意这里是“鞭墓”，而不是“鞭尸”，持相同说法的还有《新书·重黎》、《淮南子·泰族》、《史记》的《季布传》、《十二诸侯列表》、《楚世家》和《汉书·志·五行志下之下》。
在鞭的数量上，《吕氏春秋·首时》给出了“鞭荆平之坟三百”的说法。
“鞭尸”一说又从何而来？
接下来，司马迁又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因为最早出现“鞭尸”一说的，也是出于他老先生的《史记》——
《史记·吴世家》曰：“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
《史记·伍子胥列传》曰：“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很显然，“鞭尸”一说更能表达大快人心的快意恩仇之感，为伍子胥加上几分侠义的武侠精神，干脆利落之余，也为枯燥无味的史书平添一种有血有肉的、悲情英雄的江湖形象。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则借题发挥、大书特书：
“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诮（qiào，责备、讽刺）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
越是往后，夸张、渲染的成份就越大，《公羊传》更是发挥极大地想象力：“鞭平王之尸，血流至踝。”
请相信科学，这一切都不可能。
按照当时的入殓水平，十年尸首就已经成了一具黑黑脆脆的骨架，何况楚平王死了十一年之久，面对一具不成型的骨架，伍子胥“鞭之三百，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还“血流至踝”。
我只能说，比科幻还科幻，剧本都不敢这么写。
所以，我认为伍子胥没有“鞭尸”。
不仅没有“鞭尸”，也没有掘墓，因为他不敢。
从楚庄王开始，伍参、伍举、伍奢三代一门忠烈、世代忠良，在楚国也是豪门大族，伍子胥祖上忠骨都埋葬在楚国的伍氏祠堂，如果伍子胥掘了楚平王的坟、鞭了他的尸，等楚昭王回来，估计也要将伍子胥的祖坟刨平，伍子胥百年之后如何面对祖先？
伍子胥想要掘墓鞭尸，首先就要迁坟，将近一个世纪伍氏家族所有的坟一个不落全部迁到吴国，这是一个大工程。
同时也存在大问题，比如曾祖父伍参的坟，快一百年了，棺材板子都融了，如何迁？迁一坨黑泥回吴国当祖宗？
就算棺椁完好，随随便便的将他老人家迁到吴国，还要打扰他老人家休息，就不怕他老人家半夜托梦责备？
掘人祖坟、毁人祠堂，就等于让这些长眠于地下的孤魂，变成无处可去的野鬼，这些游荡在世间的野鬼是要来报复的，让你一世不得安宁。
伍子胥不敢做，也不敢想，并且他也很明白，凭吴国这点体量想要鲸吞楚国，很难。
如果伍子胥真的掘了楚平王的坟，那么最忠于楚国的圣贤屈原，也不会将伍子胥比为比干：“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zūhǎi，把人剁成肉酱）”。
“鞭尸”之事不可能有，“鞭墓”之事可以有——既然来了，一口恶气还是要出的。
但至少有一件事是伍子胥做过了——“坏宗庙”。
《谷梁传》曰：“（吴入郢）坏宗庙，徒陈器（乐器）”。
《新书》曰：“（吴入郢）伤五藏之实，毁十龙之钟”。
《淮南子·泰族》曰：“（阖闾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
《博物志》曰：“子胥伐楚，燔其府库，破其九龙之钟。”
宗庙之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楚国业已灭亡。
大仇得报，跪在父兄墓前，伍子胥潸然泪下。
想当初，伍子胥全家被灭，流浪于江淮之地的时候，谁能想到日后他竟能以一己之力，帮助小小的吴国灭掉泱泱大楚。
但引狼入室，杀死了多少无辜的楚人，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庄子却说：“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
孰奸孰忠？
谁说了算？
儒家。
《公羊传》评价伍子胥的时候就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
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把“家”看的比“国”重，把“孝”看的比“忠”重。
在先秦的礼制里，儒家的哲学思想便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只有家得到保存，才会去顾到国；尽到孝道了，才能谈忠国。
所以，宋朝的大儒苏轼在评价伍子胥复仇一事时，表示的是理解与支持：“父不受诛，子复仇，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
就连苏轼的死对头王安石，也在这方面表现了难得的共识：“予观子胥出死亡逋窜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说吴，折不测之楚，仇执耻雪，名震天下，岂不壮哉！”
所以伍子胥的所作所为，基本还算符合儒家的道德观念，直至今日，苏州一带都将伍子胥视为圣人，端午节也不拜屈原，而是伍子胥。
总之，吴人入郢后，烧杀淫掠，不仅“以班处宫”，而且还“烧高府之粟”、“坏宗庙”、“毁九龙之钟”、（可能）鞭笞王墓。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对于楚平王来说，还不完的，子孙接着还，国家帮着还。
如果不是一个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楚国也许真的亡国，溃散的楚人将盘踞在南阳盆地一带，成为史书中的“北楚”。
这个力挽狂澜的人叫做申包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