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章 报恩——不远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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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听到此处，都不由自主地发出“哦”的一声，然后啸雨急问道：“后来呢？那小孩去哪了？”云飞道：“那老伯，那九岁的孩子是你吗？！”皓然、玄明静观没出声，在等周员外的回答。
周员外急于出口，仿佛想要辩白什么，却又突然气喘剧烈，手脚颤抖不止，眉头皱起，嘴角抽搐，神情显露出极端难受的样子，仿佛在承受巨大的痛楚，下人立马送上温热的药汤，玄明关切望着他，说道：“周伯，要不你好好休息，明日再说，可好？”
周员外立马摆摆手，服下汤药，好一会才勉强平复，道：“不用，我还是把心事讲完，我也怕以后来不及再讲给恩公听了。”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周望远已是十八岁的年轻男子了，他勤劳能干，肯吃苦，用恩人赠给的财物为本钱，打理经营木材生意，家业兴旺，是年，母亲病故，安葬好母亲，他打点行装与积蓄，去京城寻访周恕报恩
但却四处打听不到，于是便在京城落脚，边经商，边寻访，也是诚信有德，孝子多福，生意也做得异常风生水起，为人忠厚，日勤不怠，童叟无欺，怜贫惜老，因此业内口碑极佳，财源广进，收获颇丰。
但福兮祸所伏，遇上一歹毒同行，因嫉生恨，居心不良，栽赃陷害，致使望远锒铛下狱，身陷囹圄，又患重病，几乎命丧牢中，
也是天可怜见，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惠帝即位，大赦天下，广施仁政，方才得以保全性命，出狱后，本欲立即返乡，但京城好友极力挽留，并偶尔从一商家好友口中，得知周恕的消息，并重金托人捎带书信与周公，备述寻访之艰难过程，务求见一面当日车中大恩之人！
周公收到大为感慨并回复，车内恩公不方便见面，念望远千辛万苦，精诚所致，于是捎带车中恩人如今画像给望远，并嘱其早日还乡，安居乐业，无须再费辛劳，四处奔波寻访（编者按：因允文是洪武十年出生，当时应是十二岁，应是惠帝无疑，也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何周恕回转车中，有男孩的衣帽鞋袜）
望远临画像，感怀涕零，无以为报，无可奈何，只得装画像精心装裱好，放入匣盒内，准备带回家乡，设长生牌位，日日为恩公祈福！
题外话：（转载后人评说）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故忍忘？
中国历史上的皇室之争互相残杀，篡位夺权，或者异姓改朝换代的先例多了，建文帝为什么赢得了那么多人的同情？这个年轻的皇帝都做了些什么？
燕王进入南京，对建文诸臣实行了最残酷野蛮的杀戮。大批文武官员在燕王的斧刀之下，痛陈君臣大义，指斥燕王为逆贼，视死如归，如方孝孺，竟然置诛十族的威胁而不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难道他们仅仅是出于忠君吗？显然，简单的归结因为忠君，并非圆满的答案。这需要我们看看建文帝是怎样一个皇帝，群臣为什么要忠于他，而群臣又希望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建文帝“仁明孝友”，在即位前，他就自我要求按儒家道德标准行事。在他被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常将军国大事交给他裁决。当时，朱元璋实行严酷之政，皇太孙则济以宽大。他曾遍考礼经，参考历朝刑法志，将洪武名例律改订七十三条。朱元璋对此大加称赞，说：“吾当乱世刑不得不重，汝为治世刑不得不轻，所谓世轻世重也。”
建文帝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润五月辛卯日即皇帝位，他在即位诏书上表示：“要永维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他还声称，“德维善政，政在养民，当遵先王之言，期至雍熙之圣。”那么，建文帝在位期间施行了什么改革政策呢？
建文帝首先更改律例，他对司法官员说：“《大明律》是皇祖亲自制定的，当时天下新定，不得不用重刑，但并非可以通行百世。律设大法，礼顺人情。用刑法统治百姓，不如用礼实行教化。请你们晓喻天下，务崇礼教，赦免那些罪证不足或可以原谅的囚徒，以实现”嘉与万方”。建文年间，刑部统计囚犯，比洪武年间减少三分之二。更重要的是，对洪武年间许多冤案，错案，他都做了纠正。许多被流放的官员得以赦还，许多被杀功臣的子弟得以录用。所以史称建文帝“继体守文，专欲以仁义化民”。
其次，建文帝下令“属捕租，赈灾荒”，下诏优养老人，命令官府为民间卖子为奴者赎身，下令限制僧道占田，每人不得超过五十亩，余田分给平民。洪武年间，苏松一带赋税畸重，朱元璋还下令江浙一带不得做户步官，建文帝一反其道，下令减免苏松田赋，规定给江浙人以平等的机会可以做户部官。
还有，建文帝一改朱元璋的极端专制，提高了文臣的地位。洪武年间废除丞相以后，皇帝大权独揽，直接统辖六部，但六部尚书的品秩不过正二品。建文帝他不顾那些以“安静祖法”为借口反对改革的言论，断然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将六部尚书的品秩提高到正一品。
这项改制，被政治反对派攻击为“违背祖训”，因为朱元璋严令子孙不许立丞相，说：“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及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因此建文帝的反对派说他“今虽不立丞相，反有六丞相也”。
但文臣地位的提高是形势的要求，从开国到建国的转变，必然要走文治的道路。另外，建文帝也显得更为开明。他屡次下诏求言，有人因为进言激烈被执政者处罚，建文帝说，我们要求直言，却反因直言遭到处罚，以后不会有人再信任我们。
建文新政，发生在洪武霜锋雪剑的严酷之后，如同阳春煦日温暖人间。因此，建文帝四年的统治，被明人形容为“四载宽政解严霜”，对之称颂有加。建文年间，社会安定，民风醇厚，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仪，百姓安于生业，家给人足，外户不溘，路不拾遗，很少有人犯法。祝允明在《野记》中说：“闻之故老言，洪武纪年之末，（建文二年即1400年）前后，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途，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梯高洁地，直不取也。”
给读者的话:
众人听到此处，都不由自主地发出“哦”的一声，然后啸雨急问道：“后来呢？那小孩去哪了？”云飞道：“那老伯，那九岁的孩子是你吗？！”皓然、玄明静观没出声，在等周员外的回答。
周员外急于出口，仿佛想要辩白什么，却又突然气喘剧烈，手脚颤抖不止，眉头皱起，嘴角抽搐，神情显露出极端难受的样子，仿佛在承受巨大的痛楚，下人立马送上温热的药汤，玄明关切望着他，说道：“周伯，要不你好好休息，明日再说，可好？”
周员外立马摆摆手，服下汤药，好一会才勉强平复，道：“不用，我还是把心事讲完，我也怕以后来不及再讲给恩公听了。”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周望远已是十八岁的年轻男子了，他勤劳能干，肯吃苦，用恩人赠给的财物为本钱，打理经营木材生意，家业兴旺，是年，母亲病故，安葬好母亲，他打点行装与积蓄，去京城寻访周恕报恩
但却四处打听不到，于是便在京城落脚，边经商，边寻访，也是诚信有德，孝子多福，生意也做得异常风生水起，为人忠厚，日勤不怠，童叟无欺，怜贫惜老，因此业内口碑极佳，财源广进，收获颇丰。
但福兮祸所伏，遇上一歹毒同行，因嫉生恨，居心不良，栽赃陷害，致使望远锒铛下狱，身陷囹圄，又患重病，几乎命丧牢中，
也是天可怜见，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惠帝即位，大赦天下，广施仁政，方才得以保全性命，出狱后，本欲立即返乡，但京城好友极力挽留，并偶尔从一商家好友口中，得知周恕的消息，并重金托人捎带书信与周公，备述寻访之艰难过程，务求见一面当日车中大恩之人！
周公收到大为感慨并回复，车内恩公不方便见面，念望远千辛万苦，精诚所致，于是捎带车中恩人如今画像给望远，并嘱其早日还乡，安居乐业，无须再费辛劳，四处奔波寻访（编者按：因允文是洪武十年出生，当时应是十二岁，应是惠帝无疑，也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何周恕回转车中，有男孩的衣帽鞋袜）
望远临画像，感怀涕零，无以为报，无可奈何，只得装画像精心装裱好，放入匣盒内，准备带回家乡，设长生牌位，日日为恩公祈福！
题外话：（转载后人评说）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故忍忘？
中国历史上的皇室之争互相残杀，篡位夺权，或者异姓改朝换代的先例多了，建文帝为什么赢得了那么多人的同情？这个年轻的皇帝都做了些什么？
燕王进入南京，对建文诸臣实行了最残酷野蛮的杀戮。大批文武官员在燕王的斧刀之下，痛陈君臣大义，指斥燕王为逆贼，视死如归，如方孝孺，竟然置诛十族的威胁而不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难道他们仅仅是出于忠君吗？显然，简单的归结因为忠君，并非圆满的答案。这需要我们看看建文帝是怎样一个皇帝，群臣为什么要忠于他，而群臣又希望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建文帝“仁明孝友”，在即位前，他就自我要求按儒家道德标准行事。在他被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常将军国大事交给他裁决。当时，朱元璋实行严酷之政，皇太孙则济以宽大。他曾遍考礼经，参考历朝刑法志，将洪武名例律改订七十三条。朱元璋对此大加称赞，说：“吾当乱世刑不得不重，汝为治世刑不得不轻，所谓世轻世重也。”
建文帝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润五月辛卯日即皇帝位，他在即位诏书上表示：“要永维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他还声称，“德维善政，政在养民，当遵先王之言，期至雍熙之圣。”那么，建文帝在位期间施行了什么改革政策呢？
建文帝首先更改律例，他对司法官员说：“《大明律》是皇祖亲自制定的，当时天下新定，不得不用重刑，但并非可以通行百世。律设大法，礼顺人情。用刑法统治百姓，不如用礼实行教化。请你们晓喻天下，务崇礼教，赦免那些罪证不足或可以原谅的囚徒，以实现”嘉与万方”。建文年间，刑部统计囚犯，比洪武年间减少三分之二。更重要的是，对洪武年间许多冤案，错案，他都做了纠正。许多被流放的官员得以赦还，许多被杀功臣的子弟得以录用。所以史称建文帝“继体守文，专欲以仁义化民”。
其次，建文帝下令“属捕租，赈灾荒”，下诏优养老人，命令官府为民间卖子为奴者赎身，下令限制僧道占田，每人不得超过五十亩，余田分给平民。洪武年间，苏松一带赋税畸重，朱元璋还下令江浙一带不得做户步官，建文帝一反其道，下令减免苏松田赋，规定给江浙人以平等的机会可以做户部官。
还有，建文帝一改朱元璋的极端专制，提高了文臣的地位。洪武年间废除丞相以后，皇帝大权独揽，直接统辖六部，但六部尚书的品秩不过正二品。建文帝他不顾那些以“安静祖法”为借口反对改革的言论，断然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将六部尚书的品秩提高到正一品。
这项改制，被政治反对派攻击为“违背祖训”，因为朱元璋严令子孙不许立丞相，说：“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及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因此建文帝的反对派说他“今虽不立丞相，反有六丞相也”。
但文臣地位的提高是形势的要求，从开国到建国的转变，必然要走文治的道路。另外，建文帝也显得更为开明。他屡次下诏求言，有人因为进言激烈被执政者处罚，建文帝说，我们要求直言，却反因直言遭到处罚，以后不会有人再信任我们。
建文新政，发生在洪武霜锋雪剑的严酷之后，如同阳春煦日温暖人间。因此，建文帝四年的统治，被明人形容为“四载宽政解严霜”，对之称颂有加。建文年间，社会安定，民风醇厚，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仪，百姓安于生业，家给人足，外户不溘，路不拾遗，很少有人犯法。祝允明在《野记》中说：“闻之故老言，洪武纪年之末，（建文二年即1400年）前后，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途，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梯高洁地，直不取也。”
给读者的话: